中国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全球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这是一个长期的因素，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对其加以考虑。对俄罗斯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其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包括在经济领域。从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的角度来看与中国的合作具有特殊意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俄东部许多地区就已将对外经济联系转向中国市场。近20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大大增强，不可避免地导致其自我认知的变化。
近10年，作为东北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正在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轴心，并向邻国扩展自己的影响。那些与之毗邻的、已在某种程度上被吸入中国经济利益圈的地区对中国影响的扩大感受尤深。俄罗斯远东就面临这种情况。
现在，与俄远东毗邻的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改革逐渐拉大了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中国随之承担起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协调者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给俄远东许多联邦主体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从中苏（俄）关系的发展来看，在整个历史进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实际上是政治上的考量。公开的说法是俄罗斯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发展两国之间的和平睦邻关系，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经贸关系的扩大仅仅被看作是加强友好和政治领域合作的工具。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倡议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表示支持中方提出的措施。俄罗斯未曾有过（现在也没有）本国发展边境地区对华经济关系的综合性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对外贸易的分权化导致（中俄）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过程缺乏集中的国家监督。联邦主体的利益、地方自治机关的利益、某些企业的利益和某些公民的利益四类新的利益取代了国家利益。结果经济领域的合作过程实际上完全为中方所控制。恢复双边关系平衡的尝试未取得良好的结果，因为这些尝试是不系统的，缺乏一个统一的战略方针，该方针应考虑到俄远东当代经济体系各个部分的相互依存性及与中国毗邻地区相互关系发展的特点。
这种情况造成形形色色的有关中国“强权”、“侵略”等的“恐惧症”盛行。在俄远东边界上存在一个由中国东北各省组成的人口密集、发展迅速、多样化的地区经济体，它不仅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而且受到积极而准确的调控，确实与正面临人口流失、经济结构越来越简单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大众传媒及许多专家一直弹拨“俄罗斯联邦远东边界上来自中国的现实和臆造的威胁”论调的原因。与此相关的文献中最常提到的远东俄中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威胁包括：
1.大量中国人（对人数说法不一，据称现已达200万人）移民远东，在当地事实上建立自己的“飞地”;
2.政治局势按科索沃模式发展，即聚集起来的中国居民提出政治自决的要求，导致俄罗斯失去远东南部地区，也就是回到19世纪中期的情况;
3.“悄悄地侵占”经济和不动产及土地，实际上变远东为中国的殖民地;
4.变俄罗斯远东为中国的原料殖民地，在经济方面使这一地区实际上彻底脱离俄罗斯;
5.这一地区经济与中国市场过分“对接”，意味着俄罗斯实际上与日本、东盟等亚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在经济方面）隔绝开来，并将远东经济与中国的再生产和行情周期紧紧捆绑在一起;
6.用资金来占有（收购）这一地区的主要原料储量（中国在经济上感兴趣的），使这一地区和俄罗斯失去支配和使用自己的自然资源潜力的大部分自主权;
7.这一地区业已形成的经济结构和外贸商品结构如果长期固定下来，将意味着经济租金和商业租金的再分配对中国越来越有利;
8.考虑到中国经济和竞争潜力不断增强以及中国地缘政治战略中的侵略因素可能因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扩大而增加，南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滨海边疆区的一些地方将按强力模式回归中国版图。
上述威胁和问题包含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到来和实现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
第一，恢复中国对南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滨海边疆区主权的强力模式发生的可能性看来相当低，这不仅是因为军事殖民占领的时代早已终结，当今世界存在许多防止类似模式的机制，而且在原则上可以排除核大国之间爆发任何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
第二，中国居民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滨海边疆区大规模迁移模式的实现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取决于俄罗斯调节移民形势的有效性和目标。类似的迁移在一定条件下对这一地区的发展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前提是这样的发展将沿着单边上行轨道进行，同时就业人数的实际增长是基本的增长因素，也就是说，重点将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上。考虑到有关远东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各种文件中已公布和正在拟订的宣言和意向，类似的假设未必是现实的。即使中国人大规模迁移的威胁已经变为现实，也是完全可控的。
第三，即使在俄罗斯允许从中国大规模合法移民却没有及时采取严格措施，以保证来到的中国居民完全被同化或者与其他民族公民在政治和文化上保持完全同一性的情况下，由内部激发的军事—政治转折（科索沃模式）而改变政治制度的威胁也明显只是假设地存在。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居民在美国、欧洲、加拿大被同化，他们在这些移民地过去和现在都未对地方主权和政治主权构成威胁，这些说法不能成为在俄罗斯远东这样做的理由。不过也应该考虑到在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存在着聚居的中国飞地，这些国家与俄罗斯一样直接与飞地宗主国即中国交往，但过去和现在均未出现“科索沃模式”的先例。换言之，“科索沃模式”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但其实现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自己的行为或不作为，而不取决于中国和俄远东潜在的中国移民。
然而确实存在着不能掉以轻心的现实问题甚至威胁。
第一，现实的威胁是无法建立起对远东生意和不动产的监督。最大的问题是对微型的、小型的和中型的生意进行监督，而不是对容易监督的大项目和大企业的监督。这些小企业通常以他人名义“一点一点地”购买住房、商业不动产和小块土地，这时候现实的危险是人员随着资金而来，由于他们与现实的财产和生意捆绑在一起，他们对远东经济形势和社会文化形势的影响将与中国生意在俄经济总量中的份额成正比例增长。加之考虑到中国人非同寻常的事业进取心、勤劳和目标明确性，这种增长甚至会更快，这就使他们成为俄本地企业家和全体居民最强有力的竞争者;同时特别危险的是，从中国来的经济移民多半是东北人，他们从教育程度、文化水平、道德规范、日常行为等方面来看远远不及中国南方和沿海省份的居民。这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生意本身甚至整个远东社会，使其变得更加不发达，相应地使其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和技术情况的潜力大大下降，原则上使其在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出现麻烦。
第二，非常现实的威胁是俄远东经济转变为中国市场的一部分，确切地说，远东变成一个原料基地，不断向中国工业供应原料，成为中国向其他地区市场调拨加工产品的运输后勤中心。同时，远东在这种协作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例如其加工工业无法得到有保证的中国订货。事态这样发展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外部需求无论对远东的工业还是运输业都是极其重要的增长条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为中国企业在经济上兼并较弱的边境地区创造良好条件的进攻性对外经济政策，都为这一外部需求越来越按中国的导向偏移创造着客观的基础。如果在俄罗斯远东经济政策中没有体现积极应对的话，完全可能导致形成类似的“避而不谈”的局面。
第三，中国的经济构想规定要利用中国经济积累的储备和现有的全部潜力在后危机时期按照危机前世界经济的类型去恢复全球经济联系，如果这一构想成功地实现，那么已恢复经济增长的中国完全有能力在一定时间内吃掉很大一部分世界原料资源。从这个意义来说，远东作为东北亚的原料地区，完全可能在中国最紧缺的那些原料储备方面变成中国的一个原料省。有助于此的将是如下情况，保持危机前全球商品流和资金流模式意味着中国资金潜力的进一步增加，这就会使其在原料市场上进行经济兼并（以租让、购买资产、直接投资、长期协议等形式）的任务减轻。从这一观点来看，俄罗斯也有一定潜力来抗衡这类模式，因为在危机前全球经济秩序真正恢复（不过看来未必可能）时，俄罗斯在世界原料市场上也会作为一个显要的玩家保持下来。俄罗斯在中期积累的大量资金完全可以用来强化本国在原料市场上对抗中国扩张主义的政策。这种威胁是很现实的，要消除它需要有效而迅速的解决办法。
第四，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遏制远东落后的经济结构长期停滞的威胁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中国对原料资源需求的增加将引起远东乃至整个俄罗斯积累的资金向原料部门的再分配。这在资金不足以改善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当然会导致经济结构向比较简单的采掘部门倾斜。由于使未能获得的利益最小化这个因素将在客观上妨碍阻断积累的资金向采掘部门再分配，单纯指望用市场调节机制去遏制这一威胁多半是不可能的。因此，遏制这个威胁只能在集中的国家经济政策框架内才行。在国家经济政策中，抗衡中国的经济扩张主义是明显的形式化的目标。
第五，中国国家正在积极实施、提供资金并严格监督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规划已使这些与俄罗斯毗邻省份的经济显著增长。俄罗斯远东各地区经济还没有显示出这样好的增长势头，许多地区不得不遵循在经济上能够使自己活下去的利益原则来构筑其与中国毗邻地区的关系，而不是遵循全国原则。结果远东一些地区主要不是作为国家的代表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而是为从与中国毗邻省份（主要是黑龙江省）的相互关系中获得更多好处展开内部竞争。俄边境地区的联邦主体实际上是在按照中国的地区经济政策行事，这造成两个潜在的威胁，要么边境地区在制度上脱离俄罗斯，要么在其领土上形成一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环境——一种混合的制度（正式场合是俄罗斯的而实际上是中国的），两种威胁最终都会破坏这些地区的经济。
第六，在过境货物运输领域中国正在成为俄罗斯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从东亚到欧洲的部分商品向中国运输走廊流转的客观前提已然具备。这一情况由于中国继续扩大自己的运输网络及中国东北的铁路线路与前中亚共和国的运输系统连接而强化。同时，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高运价、俄罗斯运输服务的低质量也在降低“俄罗斯铁路”开放型股份公司的潜在竞争力。
当然，现实的威胁是应当考虑的，但也要意识到，与其说这是威胁，不如说是与一个强大的和有活力的邻国相互联系的客观条件，这种相互联系不仅是远东地区，也是整个俄罗斯积极发展的重要因素。老实讲，这些条件会成为威胁也只是在下面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它们未被充分予以考虑;二是，我们把邻国的利益视作一种异己的同时也是敌对的文化表现。将来，俄罗斯的发展成功与否不取决于其与其他文化隔绝的能力，更不在于是否战胜了他们，而取决于我们是否准备好去组织与这些文化有效的协同动作，同时一定要保持自身的同一性。真正的任务是要先认识到，然后行动起来，必须遵偱这样的信念和认识——俄罗斯的使命和对其而言在东亚进行建设性合作的唯一机会，是保持文化多样性，努力在远东这个世界交汇点使各种文化综合起来。
俄罗斯与东北亚国家首先是中国要有效而积极地合作，就必须在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南部地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活跃的经济与社会综合体。尽管多年来一直在尝试建立这样的综合体，但上述地区经济目前仍是一个落后的原料型经济，且特别强烈地依赖于外部需求动态及联邦财政预算对某些项目拨款的可能性。俄罗斯应当在本国东部边界内明确地制定一个国家战略。实际上，应当解答的主要问题是：远东继续作为一个前途主要取决于外部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原料地区来发挥作用对俄罗斯而言是否足够，或者战略任务是进行“新工业化”，在其框架内应当对远东各工业区（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和萨哈林州）的经济结构进行深度现代化，还要在全俄市场乃至世界市场上为远东生产者建立崭新的市场小环境创造条件。这应当是一个政治决定，它不仅会成为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的行为准则，也会成为远东和俄罗斯联邦所有经济代表的行为准则。
近年来国家努力建立东部地区发展的“过渡模式”。其实质是建设从俄罗斯向亚太地区市场包括中国出口原料货物的战略性过境基础设施（海港、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铁路和公路、电力基础设施）。实际上，作为联邦级过境基地所建立的远东南部经济的发展将依赖于基础设施租金，也就是照旧完全依赖于外部因素。事实上，正在形成的“过渡模式”是过去（1930—1990年）实行的“后方基地”模式的翻版。在该模式中不可能产生自主的发展动机，尽管执行过境功能是外部原料市场多元化全国战略最重要和有效的成分，甚至被看作一个长期战略的成分。同时，建立基础设施走廊逻辑上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远东工业大发展时期（期间远东被看作内部和外部市场的原料基地）的收尾工作。这不仅将为过去的大发展画上句号，而且将为今后地区经济现代化奠定基础。
将来必须从模糊不清的地区和部门发展战略转向制定在新工业化思想框架内以解决具体有限的问题为目标的发展纲要，这些纲要应当根据国家科学院深入的基础研究成果来制定。
实际上在最近20年的所有文件中，一个令国家不安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的稳定问题。目前，远东的人口大约是650万人，比1990年减少了将近20%。近年来形成了一种看法，认为远东地区人口指标有所改善。支持这一观点的最常见的错误，是按一年内的出生人数来估计出生率。然而这一指标是不属于出生率客观上提高的各种趋势的反映。最近两三年出生率的增加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数较多的一代进入积极再生产时期的结果。2006年出生的绝对人数无论在远东还是在全俄罗斯均未达到1990年的水平。有根据推测，2010年后出生率的情况可能恶化，因为人口的未来取决于当代人口的年龄和性别结构。
在保持业已形成的趋势的情况下，移民将来也不可能成为人口增长的因素，因为在远东地区生活水平和质量落后的条件下，人们很难预见把居住地改为远东能够为实现自己的优先选择和社会目标带来怎样的前景。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不仅会降低本地区对移民的吸引力，而且会降低对当地居民本身的吸引力。人口自然减少和移民外流的后果足以做出以下预言：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形、经济活跃人口数量减少，这是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俄罗斯东部边界国家安全的风险因素。在业已形成的人口形势下，到2016年远东地区有劳动能力人口可能将比2002年人口普查时损失近50万人，同时远东地区人口总数预计仍将维持在650万人的水平上。
这使人们对远东地区未来人口和劳动潜力的形成感到担忧。为了对人口领域的形势做出适当的反应，必须回答几个原则性问题：
1.是否需要定向于依靠从俄罗斯联邦内部各地区和（或）独联体国家移民来增加人口数量？
2.是否应当定向于依靠国外移民来维持劳动力资源的平衡？
3.集中力量创造条件以保证在自然再生产和从俄联邦内部各地区移民正增长基础上维持远东人口的稳定是否就足够了？
看来最后一点是首要任务。在创造条件以吸引人口之前应当保证现有人口维持在正常标准。因此，甚至在定向于吸引外国劳动力的同时，也应当保证远东居民本身具有无可争议的社会优势。
常常有人表示担心，说俄罗斯远东越来越成为亚洲市场的一部分，与国内的经济运转“渐行渐远”，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关于有必要把远东与俄罗斯内部市场“捆绑起来”的说法。第一，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严肃的经济性文件作为依据;第二，其内容与俄罗斯加入东亚一体化进程以及为保障全俄社会经济利益而利用新的全球经济中心（在东亚）的总战略相矛盾。目前实施的在远东建设基础设施走廊以使俄罗斯经济进入东亚市场的政策正是致力于实现远东地区与全俄经济紧密一体化。任何建立人为的经济联系的尝试要么会破坏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要么会重新建立那种由于人为保持而缺乏内在生命力的地区经济，这种经济归根结底将不得不再一次非常痛苦地加以改建。
任何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和远东经济，都不可能与外部世界隔绝而不冒经济、技术和社会结构退化的风险。然而上述关于必须保持同一性及保证国家经济与政治安全的论题也是绝对应当予以优先考虑的。就远东与中国边界上的形势而言，必须创造条件以保证经济、技术和人文关系在公认的国际程序框架内进行组织，同时应该在远东及全俄范围内设计出一整套措施和条件，以保证俄联邦国家、经济代表和公民利益无条件的优先地位，包括保护国家政治上的完整性、财产权、对国家财富成分的监管、俄罗斯文化价值的优先地位等。
远东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过渡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阶段的内容应当是地区新的工业化纲要，该纲要实际上是针对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反危机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思想是：必须利用当今的世界金融危机以重新调整国家经济，包括其空间组织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布局。考虑到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的原料资源和基础设施是国家经济系统东部方向的基础，应当意识到，俄罗斯经济和国家已经得到的和将会得到的收入的一定部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来源于国家的东部。因此，将这些收入的一定部分作为新的东方工业化政策的资金基础才是公正的。
谈到新的东方工业化政策，就应当指出在国家层面制订的俄罗斯东部经济发展和投资活动计划与中国东北经济振兴计划同步化可能提供的机遇。利用这一机遇所展现的前景是重要而有益的，但应考虑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地区发展纲要的哲理和内容是不同的，而且必须承认，从方法和行动的目的性、具体性和系统性来看，中国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因此，在保证从计划同步框架内的协同动作中取得策略利益的同时，应当遵循拟订战略视野及详细行动计划的优先次序，这里指的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新的工业化。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防止俄罗斯东部地区变成中国的一个原料和（或）生产省份并使我们能够从双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获益。
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再一次鲜明地展现了外部市场需求对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数量有限的消费国决定俄罗斯经济规模和结构的极端危险性。在谈到后危机时期的发展战略时，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使这类风险最小化。吸引外资包括中国资金投入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各联邦主体是很重要，但更有效的投资和经济合作模式是：保证中国公司能够购买俄罗斯的原料，这些原料在东部地区的生产由俄罗斯与中国共同投资来保证，而这样做的条件是中方（中国公司）协助将俄罗斯的原料及其加工产品推向中国市场和第三国市场。这是不容易的。必须深入地研究这类模式的所有细节，考虑到有许多条件由于产品种类、生产参数、价格、海关条件等不同而千差万别。然而，应该可以找到一种有效的合作形式，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多样化并使技术进步和组织进步的潜力发挥作用。
注：
原文链接：http://elsxk.hlju.edu.cn/new/wfile/wfile_1_2013121016364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