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国内学界非常热衷研究汉娜·阿伦特的理论。近日，《阿伦特手册》一书的作者沃尔夫冈·霍尔（Wolfgang Heuer）应歌德学院（中国）之邀访华，与中国人民大学的阿伦特专家陈伟教授就阿伦特的生平、作品及其政治思想的影响展开讨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阿伦特？阿伦特对当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有什么意义？阿伦特的理论“积极生活”在讨论中得到新的阐释。
我们需要一种公民共和的精神
王歌（主持人）：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一活动，本身已经说明阿伦特对于我们或许是重要的。请问陈伟先生和霍尔先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阿伦特？
霍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阿伦特被视为局外人，在过去的十年中对她的关注才逐渐增加。在作品里，她探讨了很多与德国有关的主题，比如极权主义，大规模有组织的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等。另外，还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对于政治的重新解读，特别是探讨公民责任这一主题。因此，在二战以后的第三代人当中对阿伦特的兴趣是非常浓厚的。
陈伟：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缺什么补什么”。阿伦特的著作中提供的一些东西是我们中国最需要的。从近的方面来说，我们需要一种公民共和的精神，一种对公共事物的热忱。它与中国古人所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一脉相承。从这个角度来看，阿伦特是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偏见、解放思想、具有独立思考的思想家。她不属于二十世纪政治哲学流派中的任何一派，我想这一独立思考的行为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王歌：陈教授做了一个比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一个联系，那阿伦特所提出的公民与中国人所讲的对国事、对天下兴亡的关心，您觉得差异在哪？
陈伟：传统中国这种关心实际上源于儒家或者士大夫的抱负，或者是忧国论的情怀，与阿伦特的公民情怀，即在对待城市、对待公共事物态度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内容不一样，阿伦特所讲的公民情怀是自由之间的平等。而传统中国的报国情怀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一种伟大情怀。在理想层面、在态度方面是一样的，其他的不同有很多。
霍尔：我的意见有相似之处。在欧洲或者德国的传统当中，自由有一定的消极意义，这指的是在封建社会针对上层的统治者，普通的市民通过奋争追求获得一些自由，不让统治者来进行剥削。现在基本上说自由是指作为消极层面的意义，很多市民可能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事务是不关心的。阿伦特赋予这个概念一些积极意味，指的是普通市民获得自由之后，能够共同承担社会当中的一些责任。其实阿伦特对于政治所作出的概念，跟以前的传统政治学有很多的矛盾之处。她探讨极权主义指的是一种呈水平方向的社会意志，在《权力与暴力》一书中，她对于权力的理解，认为普通的市民也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式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可言说或者不可沟通、不可交流的。
王歌：刚才霍尔先生提到阿伦特所说的这种去政治，比如人只是处于一个生产或者工作的状态，但是没有政治的行动，不是一个政治人，而仅仅过着一种被商品化所裹挟的生活。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中国“文革”时期是一种绝对的政治化生活，从阿伦特的理论角度怎么来看待它？
陈伟：我们通常说“文革”时期高度政治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但这里讲的“政治”和阿伦特所讲的“政治”截然相反。其实阿伦特认为在这样一种大运动或者“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不存在政治的。这样一种高度集权，阿伦特用“极权主义”的理论来描述：它不仅是制度，而且是一种经验一种现象；它不仅仅破坏人们的私生活，而且破坏人们的空间，所以要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去政治化”。阿伦特认为最终极权政治的崩溃还是需要真正公民生活的展开。
最直观的理解，我们说此政治非彼政治，政治挂帅的政治其实是一种支配，一种外在强制力支配，比较符合阿伦特理论中的“极权主义”，极权支配的本质就是否定真正的政治，因为它否定公民之间的交流，否定公民之间的集会，不允许公民在一起开会。因此，虽然是群众运动，但也不叫公共政治生活，恰恰是人失去这种公共空间之后所出现的一种状况。
霍尔：关于中国“文革”的理解，她补充了一点就是多样性。阿伦特在很多著作当中都强调多样性，即公民意见形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以及世界观上都应该呈现一种多样性，而不是统一规定好的一种状态。她认为，多样性是公民自我意见形成的自由，其反面就是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被某一个党派所追求，最终形成一定程度的专政或者集权，从而导致大家的思想都是一种状态。
政治生活中无所谓对错的问题
王歌：霍尔先生曾说过，“意识形态像是圣诞老人，其实他不在，大家都是假装他在。”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阿伦特说到参与或者是作为政治人的行动，如何判断某个观点是对的、经得住推敲的？除了这种行动的生活之外，最狭隘的理解有没有其他比如理想思考的生活，或者叙述的生活。
霍尔：在著作当中，阿伦特并没有针对我们作为人的养成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案或者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她有一本著作《黑暗时代的人们》，对很多思辨的人作出了一个分析。阿伦特生活的态度并不是不断地参与政治，而是通过一种写作、通过一种思辨式的生活来表达她的态度。她对思辨式的生活进行一个新的定义，强调我们这种思辨式的生活完全是在家里闭门造车。她认为，公民包括我们应该要积极地对我们共同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事务去进行一些评论。
陈伟：我赞同霍尔教授刚才提到的阿伦特那里没有非常具体的关于人该怎么生活，关于人生理想的一个规划。实际上她把这种个人的生活和个人如何规划人生是交给个体的。
霍尔先生提到如何判断观点和意见对错的问题，阿伦特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是关于政治和真理。假如说真理问题涉及到对错，那在政治生活中可能本来就没有对错。有对错的问题不属于政治范围讨论的领域，而属于哲学命题或者是真理问题。政治生活恰恰是没有答案的，实际上是意见的交换，在此过程中每个人可以从多个立场了解别人的观点，并在这种交流中扩大了见地，因此，政治生活中无所谓对错的问题。
阿伦特关于生活方式的思考，应该说参加艾希曼审判对她有一个极大的触动。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思考能力、没有良好的政治判断力，可能做出非常坏的事情。这不是一个真理问题、对错的问题。比如，让你去执行一个大屠杀的命令，阿伦特认为只要你是一个人，理智健全，你应该想到这是不需要做的，这不需要论证，我们看见很坏的事情自然就不要去做。
在寻求真理当中找到自己的意见
王歌：刚才提到关于意见和知识或者真理的这种区分，其实在古希腊哲学就有这种区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教会和世俗社会的分庭抗争，也构成道德和世俗权力之间的一种对峙。中国的传统似乎对权力有道德正确、知识甚至是掌握宇宙的绝对真理的要求。但我们没有把意见和真理的所谓概念区分作为一种哲学的传统，你怎么回应这样一个好的、但是我们没有的想法。
陈伟：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关于意见和知识，其实是西方知识的传统，从我们的历史上很难找出对应的关系。我想可以从两个方向去思考这个问题。一方面，传统中国是不是实际上存在一些不那么典型的关于真理和意见的探讨？因为中国古代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和一些思想家，无论是儒家、道家以及其他不同的派别，很可能有类似的思考，只不过它没有上升到非常完整的理论程度。比如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学生之间都是平等对话，因此不是没有意见的交换。
另一方面，如果确实没有也问题不大，因为历来中国文化的产生有两种形式，借用理论家的观点，一种是文明史上出现了一个伟大先知或者英雄人物，他创造了一个原创的东西，这种文化产生的形式叫做感化。另一种是一个民族或者群体里面缺乏原创性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其他文明的东西，我们称这种方式叫做移情。感化和移情两种方式都很重要。
霍尔：从德国的角度看，比如说在德国二十世纪传统当中一直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些批判者，可能代表少数派表达观点。还有另外一种概念就是“公共公民”，他们可能是大学毕业，可能是基于自己丰富的职业经验，能够形成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当下的群体性社会当中，大家更多不是自发地去思考，而是寻求一种在公民意见形成当中强制别人听从他们的看法。阿伦特非常反对这种态度，她强调在意见形成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地去听其他人不同的意见，思考之后才能形成自己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意见。
“认同”是一个难题
王歌：阿伦特作为犹太人、作为女性，像是一个政治的要素，有时被她用来进行一种政治化的思考或者叙述，恰巧她是无家可归的，她警惕任何人以这种扎堆或者标识对其他人施加暴力，她认为这些都是滥用。这个和她的身份有关系，处于离散当中的犹太人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概念非常暧昧，有很多层次。那我们的身份在构建中，是否存在一种张力，不是太清楚。
霍尔：阿伦特是一个犹太人，在1933年她意识到在德国继续呆下去可能会非常危险，于是逃离了德国，也得以逃过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基于这个起因，她后来对于两组概念进行非常清晰的划分。一种概念是政治与文化，另外一种概念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她认为，政治和文化应该作为独立的两个方面，政治不依赖于某一个人自己在文化方面的偏好，文化应该跟政治区分开来，否则很容易让在文化上占大多数的人群在政治上取得权力优势。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也分析到19世纪的德国和欧洲的历史过程中有一个民族的概念。这个民族如果一旦战胜了另外一个国家，很可能会出现人种上面的划分，认为我们这个人种获得了权力，就应该对其他的种族进行一种强权式的统治。因此，阿伦特认为要对政治与文化，以及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意义上的国家进行划分。
德国二战之后经历了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民主时期，阿伦特始终认为每个公民应该对这些概念作出一些自己的思考，这样或许能够搞清楚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比如，她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建筑的展览，一个作品标签下面标注作者是美国人，但是来自于柏林，她后来意识到设计师加入了美国籍，但在文化的认同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德国人。
陈伟：我接着补充一些看法。阿伦特思想的一个特征是把政治和其他很多人类生活的领域，比如说经济和文化相区分。我们在讨论认同和传统的时候，从阿伦特的角度来讲，她是想把两者完全区分开来讲，如果纠结在一起会产生很多问题。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逻辑，政治只是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能不能和平共处的一种形式，而文化和民族主义背后包含很多非政治的因素。所以关于民族的想象、本民族的传统，这种想法也是人们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大家来自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但是阿伦特认为这不影响我们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政治环境中共同生活，做跟政治有关的事情。
“认同”对阿伦特的思想来说是一个难题。她认为，“认同”实际上是一个不明确的东西，你问你是谁的时候，并不一定非得明确告诉你，你是中国人或者你是犹太人，你才明确地活下去。有可能“认同”是多层次、多元、多变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一个好的政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