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破土工作室与凤凰网文化频道合办的破土沙龙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凤凰大学问经授权整理并演讲全文：
我先纠正一个概念，今天一提工厂、车间，能想象的就是流水线，就是《天注定》里面那样的工厂。其实我没上过流水线，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做田野或者研究深圳富士康的时候我没有进过工厂。我尝试进过，但这个长相本来就比实际年龄大（而没能进入）。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它一定要招收最年轻的劳动力，而且它比较喜欢女性，这样年龄段的人不仅是好管理，她们还能在长时间的高强度作业的情况下能保持作业。那个工作其实是非常累的，它不仅仅是体力的重复。我这种劳动力，上了年纪之后就会出错误，良品率就会下降，所以说它不招收上了年纪的工人，这个上了年纪的意思可能就是二十四、五岁以上，它就觉得你的准确度、对于重复劳动的精确的控制力就会下降。
所以这种体验与我进的工厂是不一样的。我是学材料工程的，是学金属热处理的，面向的是以前的那种钢铁厂。那种工厂里基本上是没有流水线的，不是流水作业的形式。在90年代，底层首先在中产阶级中现形的时候是通过地下电影、纪录片这样的形式。有个电影《铁西区》，里面的钢铁厂是我比较熟悉的那种工厂类型。里面的劳动过程是相对比较自由的。前段时间有部比较小众的电影《钢的琴》，这个可能大家更熟悉。在铸造车间里重新铸造琴，那个节奏完全是由工人控制，这些内容是我们现在在影视剧、新闻媒体中很难看到的那样一种劳动的景象，很难看到工人能控制劳动过程，现在你只能看到被工业化的生产流程的时间感规训的像机器一样的身体在车间里被压迫的过程。在车间以外，你看到的就是他们所经受的这种文化上、道德上或者经济上的全面的规训和压迫。
我今天想分享的正好跟慧瑜所讲的可以衔接上。我想讲一讲这些不法分子的“重返”。在我们所谓的中产空间当中几乎已经不可见的底层，当他们重返的时候，他们往往是以一种犯罪分子的形象或者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的。刚才那个电影《天注定》，它本身的产制过程非常有症候性。贾樟柯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次想做的片子没有原创的剧本，他觉得当代文学已经没有办法去回应社会现状，文学很少生产跟社会现实有关的一些东西，反而在生产跟社会现实有关东西的是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在接触那些最真实、最可怕的社会现实，往往是跟底层相关的。比如说有人还生活在地下。我先不谈我对这个电影的评价，这个电影其实有他的问题，我对贾樟柯后期的一些作品有非常大的意见，包括《二十四城》、《海上传奇》等等。
我今天就先说说《天注定》的产制过程。贾樟柯截取了四个从社会新闻里边出来的暴力故事，第一个是胡文海事件，第二个是邹克强事件，第三个是邓玉娇事件，最后一个是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它不是特指某一个跳楼的人而是当时的十几连跳。这四个故事其实大部分是来自于社会新闻的，而且最早是发酵于网络新闻的，它是在网络上得到了大量网友的传播、网站的报道或者是各种形式的炒作、再生产之后变成了一个社会化的东西。
互联网空间具备天然的中产特性
互联网变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中产空间，它跟影视有一些区别，因为互联网在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公共领域。它刚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公共领域，因为它不像传统媒体，传播是单向的，容易被权力控制，都是一对多的状态，而互联网是自由的，进入的门槛很低，而且它是双向的，它可以实现多对多的传播，所以互联网刚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它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能够实现公共领域性质的空间，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进入。但是实际上，你考察互联网早期的历史，会非常清晰地看到互联网一开始就是一个纯粹的、完全的中产阶级的空间，甚至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出现这样一种命名，这种身份认同感在中国的出现也跟互联网的成长过程是高度相关的。中产阶级用来标明自我身份的一些词语都是从网络当中来的。但是互联网特殊的一点是，它不是封闭的，它一直在发展，上网的成本非常低，中国上网的人口越来越多。如果说中国的中产有一亿的话，中国的网民已经超过6亿了，可能还不止，虽然说在这6亿人已经占了中国人口的一半，但是还有6亿中国人没有上网，它们可能是底层中的底层。但是在这上网的6亿人里面刨去一亿中产之后，还有4、5亿的所谓的中下阶层。
我想引用一下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老师所使用的一个概念，“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他认为，互联网空间中有很多用户，有很多行动者，它实际上并不是中产阶级，同时也不是最底层的那些人。因为他可以接触信息传播技术（ICTs），他有手机，可以上网吧，他可以通过网络联系、找工作、娱乐、传播自己的想法，这些人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就是信息中下阶层。这个阶层的出现，其实跟我刚才提到的社会新闻在媒体中的发酵是密切相关的，你会发现去传播这些涉及暴力事件的社会新闻的往往是这些中下阶层的网民，他们可能是大学生，可能是普通的打工者，他对这个社会的不公正感是比中产和有产者有更强烈的感受。
邱林川的研究回溯了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大概是2000年代初，这个时候中下阶层就已经在互联网上开始出现了。那个时候，有三起非常重大的互联网新闻事件，造成了轰动效应。第一个是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的大火，这个网吧就在北京科技大学对面，当时烧死了二十几个大学生，基本都是本科学生，其中主要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第二个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这个事件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广州被强行收容过程中意外死亡；第三个是2004年马加爵锤死他的大学室友，然后逃跑的事情。
在这三个事件中，我们会看到类似的特征：首先主体都是大学生，其次他们都是暴力的实施者或受害者，第三都涉及跟当时息息相关的社会政策的调整。比如马加爵事件的时候是高等教育扩招最厉害的时候，同时也是学费高涨的时期，也是助学贷款这套制度没有比较好地建立起来的时期，那个时候高校里的贫富差距分化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跟我年龄相仿的那个年代上本科的人，我相信会有记忆。当时我们是8个人一个宿舍，我们宿舍里边就有人每天吃方便面，为了省钱，觉得去食堂吃两三块钱的饭他都嫌贵。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助学贷款，每年又要交6000块的学费。从2000年初期开始，在大学生这样一个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后备军的群体里边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的贫富分化。
中产这个概念是个不稳定的存在
我们知道，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层不是一个阶级。在马克思的分析里面，不论是从自在还是自为的意义上，它都不具有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阶级属性。西方把这个阶层指认出来，它跟20世纪的工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历史是相关的。当我们提到美国的中产阶层的时候，我们最早的时候指认的是它的工人阶级，而不是现在所说的像律师、医生这样的群体。最早美国的中产阶级指的是福特制的生产制度下出现的福特的工人。我们看福特公司的历史就会看到，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下，福特的理想是生产T型车的那些工人都能够买得起他们自己生产的车。这是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社会一个理想的形象，今天已经跟那样的理想已经是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了，已经完全被颠覆了，这个20世纪的社会工程已经失败了，包括经济政策和它背后的产业安排，取而代之的是第三世界承接了这些工业的外包生产，以更低廉的劳动力的价格、用新工人—农民工来做这些工作。
我们就能感觉到中产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存在，它是属于20世纪历史内部的一个阶段性的构造。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不稳定感是非常强烈的。比如，美国大量的中产下岗或破产。所以，从这几个事件里我们已经能看到，即使是在2000年早期，大学生的预期是进入中产阶级这个群体，但是这种预期跟现实已经出现很大的裂痕。在此之后，以首先是互联网的传播，然后再被传统媒体放大的规律出现的新媒体事件，就在中国互联网上大量出现。这些事件大量涉及到所谓的信息中下阶层这个群体。比如，2007年的钉子户事件、黑砖窑、瓮安事件、上海的杨佳袭警案、邓玉娇事件、躲猫猫事件、张海超开胸验肺、韶关玩具厂新疆工人斗殴事件，不仅如此，还有通钢事件、富士康的连跳、昆山的爆炸等，受害者依然是底层的工人。
从这些事件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首先他一定是关乎人命的，好像只有关乎人命，当底层被杀害了或者他杀了人之后才会被关注到。其次，它覆盖的人群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有传统的底层或者劳工阶层，还涉及到下岗工人、老工人，还有性别的维度，女性、底层的妇女，还有种族的维度，少数民族的劳工在劳工里面可能是更受压迫的群体。最有趣的，我想强调的一个特点是，在这些社会新闻里，底层是以群体的形象出现的，它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受害者和反抗者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当底层以群体形象或以个体形象出现的意义是不同的，这就是我对贾樟柯的电影不满之处，他总是在强调个体的无助、反抗和救赎。所以在《天注定》中，暴力只能跟个体的无助、绝望、孤独相关，而无法投射到其身后更广大的社会阶层，无法置身于阶级维度上去。贾樟柯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也证实了他的这种思路，说到为什么要拍《天注定》这个影片，他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个人无法流动，社会无法实现阶层流动，当每个人都无法实现流动时只能以暴力形式解决他绝望的生活问题。但实际上，在社会新闻中，不仅仅是个人，当出现一个群体时，才能指认他背后代表的阶级的现实和结构性的社会现实，只有在做了这种指认后，个人问题才能成为公共议题，才能介入公共讨论，实现结构性调整的可能性。最后不是汇集个人，而是汇集一个整体，调整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问题。所以在社会新闻中我们看到的底层是松动的。方方面面的社会福利，其中有养老、医疗、工伤保险、失业、贫困学生助学金，这些东西不仅仅关乎底层群体，同时关乎中产阶级自身和社会中下阶级——互联网覆盖的6亿网民的范畴。现在中产的焦虑非常强烈的，一方面他要去获得财务自由，财务自由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词，指不工作也能有收入，但这只有金融从业或者已经有一些不动产的人才能实现。
中产阶级跟底层走向联合还是隔离有待观察
而中产阶级有两方面的焦虑，一方面有向上流动的渴望，一方又害怕被拖到底层。因为现在的经济形势就是这样，大家看了《21世纪资本论》，其中的预言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所以所谓的纺锤形社会已经破灭了，这种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体的这样的一种美国人制造出来的神话已经不符合社会现实了，已经破灭了，从来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现实。在这个时候，在社会新闻里，中产阶级某种程度上是跟底层共享这种恐惧感和焦虑感，所以对国家的放任、无情的商业政策有抗拒，这时候他愿意传播和消费这样的社会新闻，借着底层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不满。
第二个是慧瑜说的原因，中产是非常害怕暴力的。就如美国人所说，中产越多，社会越稳定。底层身上体现出来的暴力让中产觉得社会和自身非常不安全，觉得自己会处在暴力的环境当中，比如我的子女、我去医院可能会被医患闹、我的小孩去幼儿园可能会有人拿刀杀他，这个时候他对自身的安全感有更强烈的需求，他要求自己跟底层的隔离要更清晰，以实现一种安全感。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症候，这点在很多地方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我们现在买房子是一定要买高级门禁社区的房子，它可能更贵一些，它一定有保安，收废品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再往前发展，就有实现阶层隔离的可能性的。我在南非开了一次会，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虽然已经取消了，但它社会的这种隔离的状态是非常让人触目惊心的。它所有的白人社区都是以几米高的铁丝网围起来，所有白人公寓外面都有24小时持枪警察的报警电话，就是说随时可以打电话让持枪警察来维护治安，在街上也是非常危险的，所有南非人都会告诉你晚上天黑之后不要上街，你在街上随时会被抢。这就带入了第三个问题，暴力已经成为划分阶级社会的一个新的指标了，当你是有产者，是中产的时候，就可以购买安保产品远离暴力，当你是底层就只能处在暴力环境中成为受害者或者成为施暴的主体。暴力的不平等分配就成为了社会新的阶级现实的一个指标，暴力在媒介中的不断再现就会让顶层或中产不断地确认安保系数是否满足他现在的社会地位。
所以我最后想强调一点是，社会新闻之所以跟影视作品不同，就是因为它还是在反映社会现实，但是它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的动力机制可能比影视作品更加复杂，可能性很多。它可能为未来新的团结、新的认同创造一些条件，比如越来越向下行的中产最终会感觉它跟底层是共享某些共同的利益的，他们应该联合起来一起改变这种现状，有这样前景的可能性。同时它也有一个通向更加隔离的、更加彼此不能沟通的社会的公共领域现状。它其中有很多不可预测不可预期的可能性，有待我们进一步地去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