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不同于静态的地理经济或生产力布局，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反映着空间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及相互关系，反映着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状态和集聚程度。当前，我国空间经济发展背景发生重大变化，外部需求常态萎缩，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要素价格上涨，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现有空间格局在基本适应经济发展的同时，区域差距、区域利益矛盾等问题也日益显性化。现实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一面是兴起，一面是式微；一面是繁荣，一面是落败；一面是进步，一面是颓废；一面是前进，一面是倒退。新常态下的空间经济优化升级，就是破除阻碍空间经济发展的空间问题，调整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统筹我国综合区、生态区、经济区、极化区的协调发展，把区域发展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与打通对外通道建设结合起来，把内外平衡健康发展与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形成协同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空间经济新格局，通过不同视域中的区域经济合作和空间经济关联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释放出更长期、更持久的动力。
新常态下的空间经济优化升级，要求针对不同板块，不同的发展条件、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加强分类指导，统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综合区域的空间竞争与合作，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引领各个区域从整体上把握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促进区域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使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内容更加具体、更具操作性，推动四大区域空间实现协调发展。具体而言，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更加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更加注重资源优势转化，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优先位置，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通过加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强化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综合资源优势以及工业基础、科技实力的比较优势，巩固提升中部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地位，有序承接东部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人口、产业有效集聚，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在承东启西中全面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自主创新中走在全国前列，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着力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提升东部地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层次，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率先发展中探索路子、积累经验，发挥东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
新常态下的空间经济优化升级，强调要“人地协调发展”，打破过去“只见物、不见人”的思维定式，统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空间开发重点和秩序，引导各地区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推动空间经济从单纯追求“GDP增长”转向追求“绿色GDP”，把人口调节、经济发展与国土空间开发有机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国土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投入很大，在现有国土空间条件的支撑下，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但由于历史的、体制的、人为的等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由于对国土空间开发的科学规律认识不够，一些地方没有根据国土空间的适宜性进行开发，没有区分不同国土空间的主体功能进行开发，没有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开发，国土空间开发秩序不规范，管理跟不上，使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产生一系列严重问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布局、人口布局与资源环境失衡，一些地区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过度开发，带来水资源短缺、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环境污染加剧、交通拥挤等。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明确提出的四类主体功能区按开发内容又可以划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经济比较发达、资源环境负荷过重的优化开发区域，以及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重点开发区域均为城市化地区。限制开发区域分为两类：一是农产品主产区，即耕地面积较多、发展农业条件较好，首要优势功能是保障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须把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发展首要任务，从而应该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开发。二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即生态系统脆弱，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首要优势功能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须把增强生态产品供应能力作为首要任务，从而也应该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开发。禁止开发区域是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以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禁止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开发的区域。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找准自身主体功能定位，适应其自身国土空间的资源禀赋和自然属性，明确开发方向，完善开发政策，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新常态下的空间经济优化升级，强调要“全国一盘棋”，打破过去“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统筹经济圈和经济带等经济区域的协同互动，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着力建立区域经济关联，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空间经济从按“行政区划”配置资源为主向按“经济区域”配置资源为主转变，由“有边界、有空间的市场”向“克服地理空间的、统一的市场”转变。这有利于从体制上消除限制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根源，跳出我国区域行政区划的框架，冲破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区域壁垒，有利于建立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利益共享的区际关系，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互利共赢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体系。面对经济新常态，必须以创新思维推进区域成长，形成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轴、增长带，重点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三大战略，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意在通过一体化发展，实现经济结构优势互补、基础设施共享共用、经济政策协调统一，形成最大的综合优势，取得最大的整体效果，最终形成人口、产业的最佳空间结构。从沿海起步先行、溯内河向纵深腹地梯度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一个重要规律，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经历。长江经济带地处国土中心，横贯东西、连接南北、通江达海，资源丰富、经济发达，客观上不仅具有缩小东西差距的物质基础，还具有一肩挑两头的区域特征，是推动全国经济东西联动和全面振兴的最佳战略扁担区。长江经济带作为转型升级新的支撑带，既连接了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又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海经济带联动发展，将有力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成为东中西部整盘复兴全局战略的坚实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则是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实行的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国内经济关联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外延伸，以欧亚大陆板块和亚太地区为视野，在更大的范围内和国外经济关联起来，协同推动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化形成新型区域空间开放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新常态下的空间经济优化升级，把城镇化过程作为重塑全国经济空间格局的过程，强调要“着眼于城镇化的质量”，打破过去“重速轻质、重经济城市化轻社会城市化”的思维定式，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推动空间经济更加注重城乡互动、产城融合、集约高效，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使城镇化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城市病，严重制约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和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经济、社会、人口、生态发展的综合体，是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绿色的、人文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根据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城镇化发展规律以及我国城镇化发展实际，新常态下的城镇化道路要保持适当的速度、水平、布局和城乡协调性、可持续性，要以经济、社会功能和社会协调发展为评价标准，从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户籍管理体制改革、推动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升城镇化质量，避免跟地域、产业、人口、生态等结合不好的“千城一面”“空城”“鬼城”现象。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城镇化的速度要与经济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反映城镇发展质量的指标相协调，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更不能以牺牲城镇化质量为代价追求城镇化速度，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考虑不同规模和类型城镇的承载能力，以大城市为依托，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科学布局，加快构建和完善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区和城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积极挖掘中小城市发展潜力，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小城市。要合理确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开发边界，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发展的城镇化空间发展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