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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然而,由于旧体制遗产的严重存在,各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还起着重要的甚至主导的作用。这不但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以“中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这个问题来说,也能够看到资源配置方式对产业发展的重大影响。新能源汽车有许多品种,例如,混合动力电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全电动车等。在市场经济里,选择哪一种技术路线,生产哪一种产品,是由企业根据各自对市场的需求和技术可能性的分析自主决定的,最后由市场来进行筛选,使最适宜的产品和技术发展起来,优秀企业成长壮大,相关产业趋于成熟。但是在政府主导的惯性下,开发何种产品和选择哪一种技术路线,往往是由党政领导机关甚至领导个人“拍板”决定的。比如说在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领导最看好的是燃料电池,于是政府的扶植力量也基本上放在燃料电池汽车上。后来发现技术比较成熟的还是动力电池,于是又开始把扶持重点转向动力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电动汽车不同的技术路线的选择和支持哪一种技术路线,往往也不是企业,而是领导机关起决定作用。

这种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制定技术路线的做法,显然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大方向是不相符合的。从过往的情况看,这种决策方式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由于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知道一种技术创新最后能否取得市场营销的成功。在成功概率很低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千军万马地往前冲。按照大数法则,即使成功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成千上万的企业中总有一家以上能够成功。政府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优秀的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发展中国家在最初的技术跟随阶段,具有一定效率的政府只要认真学习别人的经验,就可以促使本国经济追赶得更快一些。但是到了创新为主的阶段,由于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政府不可能知道哪一种技术能最终在市场上站得住脚,因此政府干预企业的微观决策经常会造成失误。中国的产业发展正在从技术跟随的阶段进入需要更多的原始性创新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和工作重点。

以前我自己的认识也很落后,总以为中国的国民性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创新。后来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了一番调查以后才发现,基层的技术创新是非常多的,有些甚至达到了国际的前沿。问题是这些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却举步维艰,原因在于缺乏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经营环境和法治环境。因此,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创新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小企业很难脱颖而出。

在如何促进电动汽车的问题上,美国也有经验教训值得汲取。电动汽车的短板一直是电动电池的电能储量低、充电时间长以及安全性不足等技术问题。美国一家名叫A123系统的车用动力电池生产商,使用纳米技术生产磷酸铁锂阳极材料,技术在同行中相对先进,前景看好。美国联邦政府和所在的密西根州政府对它寄予厚望,给予大力支持。但是该公司还是没能在市场上站住脚跟,最后以破产告终。另外一家在硅谷建立、从没有制造过汽车的特斯拉公司却成功地脱颖而出,受到市场的青睐,并且在2013年实现盈利。

特斯拉采取了与全世界数以千计的电动汽车生产商不同的技术路线和经营战略,使人意外地取得了零的突破。电动汽车的最大难点是生产大功率的蓄电池。大多数电动车生产企业多年来都把技术攻关的重点放在如何改进专用蓄电池的效能上,但是一直没能取得突破。特斯拉公司另辟蹊径,它看到手提电脑上使用的锂电池制造成本较低、技术也很成熟,缺点是每块电池的储量很低,就把6000—8000块电脑用电池连接起来,用作电动汽车的电源。这是一步险棋,因为要保持数千块电池放电的一致性,防止在少数电池上集中放电,引起爆炸,有相当大的困难。但特斯拉依靠优良的IT电源管理技术,加上其他防护措施,居然解决了这个问题,取得令人艳羡的成功。

另外一点,特斯拉的经营战略也和大多数电动汽车生产商不同。电动车生产商一般都是主打低档电动车,尽量降低成本,再争取政府的适量补贴,这样生产达到一定的批量之后就能够盈利。特斯拉公司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它不是按照一般电动汽车生产商的想法,以低收入群体为对象,而是将目标锁定在高价豪华车,针对的对象是那些比较关心环保、注意自己的形象、具有社会影响的上层人士。

这也是一步险棋,因为个人的心理是很难预测的,社会知名人士如果不为之动心,特斯拉的经营战略就会遭遇完全的失败。特斯拉这步棋又走对了,目前它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最抢手的电动汽车品牌,其股票也成为一匹上升势头强劲的股市黑马。

当然,特斯拉能不能进一步向普及型车发展,并成为新能源汽车的主流产品,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已经为电动车的发展打开了局面。

不过在中国,像特斯拉这样毫无制造汽车经验的小企业却几乎不可能在新能源汽车业崭露头角,原因是主管机关绝对不会让一家没有汽车产业背景的小企业去轻易试水汽车制造的。其实在技术创新上特别值得关注的正是小企业,因为成熟的大企业在原有的旧技术上投资很多,所以通常会倾向于发挥原有“沉没资本”的作用,尽量保持已经拥有的技术优势,而不愿意进行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小企业没有包袱,更愿意创造新技术。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能鼓励具有创新精神的小企业,那么技术创新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总结“十五”和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我们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什么“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生了逆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存在体制性障碍。最主要的,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权力和太多的资源,总想运用这些权力和投入资源来达到提高GDP增长速度的政绩目标。由此可以知道,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必须通过改革,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为创新和创业创造有利的条件。

注:

摘自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吴敬琏谈全面深化改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5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节选时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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