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背景
前几天，我参加了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在那次活动上，我切实感受到以“新常态”和“一带一路”为关键字的公共讨论正进行的如火如荼。那么，如果从历史比较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新常态”的内容及其制度改革的含义，会有怎样的发现呢？我想结合自己的认识，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当下都迎来了一个可以媲美“工业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的重大转折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人口、就业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结构上，一些不可逆的变化正在开始发生。这些动向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思考这一问题时，比起短期的需求面的要素（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所谓“三驾马车”），更要重视中长期的供给面的各种要素。这样，有关人均GDP增长的人口、制度、经济的相互关系就会明朗起来。
如何分析2008-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
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2008-2012年期间，中国年均GDP增速为9.1%。去掉同期0.5%的人口增长率后，人均GDP增速为8.6%。那么，这样的增长可以分解为哪些供给要素呢？
首先，在这期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比率上升带来的人均GDP增长，即人口红利的贡献是0.46%。劳动参与率降低带来的影响是-0.57%。这一负面要素主要是年轻人的升学率的上升导致的。此外，劳动人口从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地区，转移到生产率高了约5倍的城市地区，这种就业转移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为3.11%。我想把这种现象称为库兹涅茨效应。在中国，路易斯的“生存工资带来的无限劳动供给”这一概念常常被提及，那我就用比较并历史性明确了农业就业比率的下降在任何国家都是共通的“增长的定量观点”的库兹涅茨（第3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名字来称呼这种现象。最后，城市产业的人均劳动生产效率上升的贡献达到了5.46%。
为了将这些中国近期的动向的特征进行对比和历史性角度的观察，可以参考图1。首先，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有很大贡献的时期，日本是1955-1970年的高度增长时期，韩国是1970-1990的高度增长时期，中国是1982年开始到现在的高度增长时期。但是，正如这种比较所揭示的，其效果逐渐减弱。图2是中日韩3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图。为了让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的最大值（日本是1990年，中国是2012年，韩国是2015年）重合，我调整了表示各国年度的横坐标的位置。如图所示，今后，人口红利在每个国家都会急剧地减少为负值。
库兹涅茨过程在中国能持续多久
图3比较了日本、韩国、中国的库兹涅茨过程。也就是说，纵轴表示的农业就业人口比率，和横轴表示的人均GDP的结合，按时间顺序表现为从左上到右下的折线。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比率分别在1970年前后和1990年前后下降至20%。同一时期，如图1所示，这两个国家的高度增长期都结束了。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经验性的规律，今后“20%”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阈值。
如图3所示，中国沿海地区（C-C）的农业部门就业比率已经达到了20%的阈值。另一方面，中国内地（C-I）仍然处于向20%下降的过程中。那么，库兹涅茨过程将在中国持续多久呢？中国社科院的蔡昉等人基于2009年的官方户籍调查结果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当时仍然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居民人口约为2.11亿人。与此相对，已经离开农村进入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人口为1.86亿人。作为政府2014年的重要政策之一提出的是，到2020年为止，进一步让1亿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定居的计划。但是，正如2009年的调查所显示的，农村就业人口的70%已经40岁以上。因此，库兹涅茨过程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在今后5年势必逐渐降低。
TFP增长是要点，因而企业改革至关重要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的两个高度增长要素，即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过程，将会像当年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那样逐渐消失，这是新常态中人口/经济常态的一个侧面。这样的话，人均GDP的增长就只能依赖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理论上，这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和资本/产出比率（资本产出比）的提高带来的贡献，但我没有这一计算所需的各个产业的资本存量数据。但是，根据我所了解的各种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在21世纪初，比起资本产出比的提高，TFP的贡献并不高。但是，资本量的单纯增大，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的补充性积蓄，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将逐渐衰减。因此可知，在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加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将比以往更加重要。
TFP需要通过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新结合”（无法还原为单个生产要素的贡献）才能实现。因此，要实现TFP的持续增长，企业经营的改革、经营者的职业化和自律性是关键。经营者还必须受到保护，避免政治家对合约的恣意干涉，避免公司资产被巧取豪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公司治理透明化，将公司经营置于《公司法》的管理之下，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想谈一下与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相关的分配公平问题。皮凯蒂指出，欧美的“超级管理者”因为业绩获得了高额报酬，使得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他认为，在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强对资产征税，财富的集中将无法避免。假如业绩至上主义也在中国确立，那么中国是否也必然会陷入贫富差距扩大的境况之中呢？但是，中国也许可以用它特有的方式从这一陷阱逃脱。这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具体来说，这个方法就是将现在政府持有的国有企业股份转移给多个公共养老基金，在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下进行专业管理。这样，企业的经营者会被经济效率、革新的市场规律约束，另一方面，退休者和被雇佣者作为养老基金的受益人，也能够享受到资本收益率上升的恩惠。换言之，促使企业经营革新与自立化的公司治理改革，对中国经济能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因为通过引入高效创新的企业经营，不仅可以促进人均GDP的可持续增长，还可以在少子老龄化社会中确保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注：
本文为作者于2015年3月25日在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野村综研金融市场研究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日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