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野村综合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理事、副主任。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卫生工程系硕士毕业，进入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工作，在环境系统研究部、技术战略研究部等部门任职，1999年任野村综研经营信息咨询部部长；2002年，在上海创立野村综研（上海）咨询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2005年，回日本担任野村综研咨询项目统筹管理部部长；2007年7月开始担任现职。研究方向：中国战略、产业政策、环境系统等。
针对现代中国产业政策的四点建言：制定推进产业界自立的政策；促进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官民合作形成产业的规则；推进国际合作与国际分工以实现真正的企业全球化。
中国经济2014年的全年增长率为7.4%，基本完成了目标，根据“新常态”政策，中国今后必须保持该水平的增长率。然而，在保持经济中高速稳定增长不减速的同时实现经济结构转变，这在发达国家中几乎没有先例，将会面临许多困难。
为此，中国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推行强有力的社会政策。同时，需要能够实现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变一气呵成的彻底性措施。中国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笔者在此提出以下“社会政策”建议：对中等收入人群实行优厚的社会制度，政府与企业的会计信息准确化、透明化，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转变对外投资战略，制定详细的产业政策。之前刊发的文章讲述了第一、第四点，本次将讲述第五、第六点。
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五个社会政策是“转变对外投资战略”。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额超过对内投资，成为资本输出国。这是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今后必须有效利用对外投资提高企业的全球化与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为应对国内旺盛的需求，以获取海外能源资源为目的的投资。从国家战略角度讲，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日本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一段时期内，为了确保海外能源资源的长期稳定，国家和民间企业也曾一致促进海外资源投资。
第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是为了弥补发达国家经济活力衰退导致的外需下滑而进行的市场开发投资。因此，从当前中国的投资国家比例可以看出，非洲、南美等发展中国家比重较高。
第三，为了加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以获取先进企业的技术、技能为目的的投资。但据中国的报道，这些技术投资中许多案例未能获得如期收益。
当前中国海外投资的最大课题在于，因为持有资金充裕反而容易走向目的和效果不明确的风险投资。换句话说，对投资对象进行的调查分析不足，无法充分绘制投资所带来的自身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同时，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契机中，试图将国内生产过剩的产品销路转向海外的案例较为常见。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方面，中国企业的战略并没有错误。甚至说，中国为了实现今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一些为了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大量购买中国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此举合情合理。但是，中国仅依靠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来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促进该产业的高度化发展是不够的。
日本扩大对外投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时的日本企业真正决定进入海外市场的背景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日本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造船、相机、钢铁、电机电子、汽车等产业已经超越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二，日本贸易收支基本为贸易顺差，为避免贸易摩擦，缩小贸易顺差成为当时重要的课题。第三，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急剧上升。第四，日本企业的顾客不仅局限于日本国内，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也就是说，日本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对外投资是在确定日本企业的产品（例如彩电、汽车）充分具备国际竞争力之后开始的。同时，投资对象也非常明确，即作为销售市场的欧美发达国家和作为生产制造据点的东亚。
这与目前中国企业的状况有很大不同。现在的中国，虽然是拥有雄厚的资金能力和世界第一出口能力的经济大国，但在通过对外投资进一步提升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方面有所欠缺。另外，在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转移到海外，国内产业向高附加价值型产业转变等方面战略不足。
中国在真正的对外投资，即推进企业全球化过程中，必须要实现当前对外投资战略的转换。其关键在于，扶持对国际市场具有敏感性的优秀民营企业的发展，及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另外，需要再次评估国有企业以往进行的略无计划的投资活动。
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六个社会政策是“制定详细的产业政策”。这一点与上述第五条建议密切相关。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难以预料。新兴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变停滞不前，高速发展呈现出极限的同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最近俄罗斯问题也导致了石油价格的不稳定。
面对世界经济的这些转变，中国采取的应对战略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在经济运营方面，政府以计划经济手段为主导，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推进市场经济化。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60—80年代日本政府推行的产业政策可以成为现代中国参考的重要案例。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并在其后成功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即未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包括以下两点：国家的产业结构每十年实现一次转变，研究开发投资提高了产业附加值。对于当时的日本产业政策，欧美发达国家批判国家过度干预，但事实上，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出台的这一系列“产业政策”，最终成为了之后日本经济走向成功的一大主要因素。
日本当时的产业政策能够成功的两大因素是：“官民合作的形式”、“民营企业的活力”。当时的产业政策由政府、产业界、金融机构甚至工会组织参与一起策划制定，并且不是旨在培养个别产业，而是站在如何确定国家整体产业结构方向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这两方面对于现代中国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从这一观点出发，笔者总结出了针对现代中国产业政策的四点建言。第一，制定推进产业界自立的政策。第二，促进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第三，官民合作形成产业的规则。第四，推进国际合作与国际分工以实现真正的企业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