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博螯论坛刚刚落下帷幕，4天里，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代表，在海南博鳌握手拥抱。5个国家宣布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120多场讨论和分论坛，探讨了经济发展、区域合作、政治安全、社会民生等话题。“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在数十种语言的交织中，频繁出现……
以此次博鳌论坛为横切面，可以体现出中国对亚洲的崛起和发展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领土广阔，邻国众多，他们怎么看到中国的日益强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亚洲命运共同体”与曾经的“欧洲共同体”有何区别？不断壮大的“亚投行”又是否如想象那样乐观？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玉主接受了中国网观点中国专访。
中国网：2015年的博鳌论坛刚刚落下帷幕，如何看待此次论坛的影响力以及取得的成就？
王玉主：我们希望把博螯论坛打造成中国崛起，并且发挥作用的平台，受到像达沃斯论坛这样一些区域性论坛的启发，中国要通过这一平台被大家所接受，必须要在理念上被接受和认同。
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新力量，这些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得到认同却要费很大的劲。博螯论坛的影响力的提升，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
中国给博鳌论坛注入了国际的信任，这信任从何而来？每年的博鳌论坛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外交场合，但是我们的领导人都会亲自参加，接见重要的国家元首，发布一些重要的信息，阐述一些重要的理念，动员各方资源，把它变成我们和世界交流对话的“二轨性”的平台。
中国网：如何理解习主席在博鳌论坛上提到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王玉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是最早是在习主席访问印尼时提出中国与东盟共建一个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作为定义去诠释并不容易。
所谓“共同体”，其实是有一整套结构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共同体，他们的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政策是联动的，欧洲共同体成立欧洲议会、军队、法院，有自己的法律，这更像一个建筑，每层楼有自己的功能，欧洲共同体是一个国家体系，是一个政体。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能并不能清楚理解“命运”这个词，实际上我们提“命运共同体”，正是东方文化的特别之处，其实是一种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血浓于水、割裂不断的感情。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创新合作模式要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也就是说，心灵是相通的，利益是相通的，责任感也就是相通的。
我们追求的是，有充分的互信，共同努力增进这个地区的福利，乃至增进全世界人民的福利。它的核心就是要做正和的博弈，不做零和博弈，做的每一件事一定不是以伤害对方为代价的。
中国网：在“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一年半之后，“丝路”行动方案也终于在今年的博鳌论坛期间出炉，28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发布。如何解读《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王玉主：我个人感觉，没有更实质性的进一步。我们期待很久了，因此期望值过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各省对其功能定位是相对清晰的。
习近平主席最初提“一带一路”的时候，并不是一次性系统性地阐释这一概念，而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做出阐述。所以，这个文件是把“一带一路”的概念重新包装，重新梳理，进行协调，变成系统的阐述，但从一定程度上讲，距离实践操作的层面，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
这个文件确实非常系统地把“一带一路”作为战略性的规划阐述出来，是下一步推动这个战略的试点。“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将变成中国倡议的区域性合作项目，不是中国的区域开发项目，绝对不是投资到哪，中国的红旗就插到哪，这种理念是很可怕的，也是一带一路当中别人担心的东西。
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根源在于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资源和人才、物力的动员能力，他能够改变一些东西。王毅部长说，“一带一路”不是“独奏曲”而是“交响乐”，也就是说，一定是要有各方参与的，而中国要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最大的成功在于不光是中国自己在努力，所有沿线的国家都在这个框架下，互惠互利，互相帮忙。
中国网：事实上，中国在整个亚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引发了一些担心，担心中国是在谋求地方霸权，想当亚洲的“老大”。
王玉主：亚欧大陆是这个地球上最重要地方，在亚洲范围内，中国领土最多，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各方面能力都最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是亚洲的“老大”了，但是，一些国家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做不做“老大”，而是担忧中国的能力强会欺负他国，表现任性，没人能管得了，而自己又不约束自己。
现在为什么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倡议的合作项目？因为它是有中国追求的，也就是说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的不是欺负他国，而是实现本地区的共同繁荣。
我们最早是有陆上丝绸之路的，但是沿途国家中间隔着高山、沙漠，联通非常困难，所以转走海上，形成海上丝绸之路，这样就与沿途地区就失去了联通，结果这些国家经济并不富裕，虽然他们资源很丰富，人民也很勤奋，海洋经济的发展使得陆地上的这些国家非常落后，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有了今天的发展，是要为亚洲一体化做贡献的，要让这些经济在中国这个强大的经济体下发动。过去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在外头，所以亚洲没有经济中心，经济不够发达，现在中国要成为这个负责任的“火车头”，要带动整个亚洲的发展。
一方面，中国要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有着来自本身的最原始的动力——要解决中国的边境问题、民族问题、中西部地区欠发达的问题，甚至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诸多问题，前提必须是周边繁荣，才能互相繁荣。
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只有周边国家发展起来了，中国才能真正繁荣起来。举个例子说，深圳背靠香港发展起来，丹东毗邻朝鲜就没发展起来，这是很显然的。
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体现中国的价值，让中国的理念更多地传播和被接受。一方面，西方担心的是我们实用主义的增长模式，西方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他们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的过程——对环境的破坏到了承受的临界点，中国经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等等，其实这样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二战后所谓的全球化过程其实就是在推行西方的制度模式、理念和价值观，但是中国逐渐强大起来了，用事实证明了中国的发展模式、理念也是行得通的，我们的模式可以对人类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有我们的可取之处，有我们的可推广，可复制的优势。
但是西方不会这么认为，这是利益上的本能冲突，他会本能地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到自身的地位，因此会鼓动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以此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中国的理念中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多元化的因素，用刀叉吃饭的跟用筷子吃饭的都可以共同繁荣，我不是一定按照你的标准来，但是我要做出我的贡献，这种弹性非常大的理念是非常好的。
回到“一带一路”的问题上，中国发出自己的倡议，分享自己发展的成功经验，贡献自己的人力资本，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需要很多资源，在这些因素上互联互通，互利共赢，以合作、共融，以协商的方式推动我们的理念和价值观，从而建立命运共同体。
中国网：欧洲一些国家积极加入亚投行，从以往来看，欧洲很多政策决定都跟随美国的脚步，为什么在亚投行的问题上没有与美国保持一致？
王玉主：我一直认为，最在乎亚投行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亚投行跟日本主导的亚开行的功能基本相同，日本肯定心里不痛快。
像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有贷款条件，有所谓的环保理念、公平理念、人权理念、民主理念等等价值观的衡量因素，但是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不太一样，我们是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
中国崛起并不是要改变现有世界秩序，而是对其进行补充。在这一问题上，从崛起的角度看待亚投行的话，关心中国崛起的国家肯定会持反对态度，美国对中国有所顾忌，中国发展的理念和模式与美国不同，这多少让美国感觉有些不安。但是现在美国之所以不加入，说明亚投行目前的成功至少对美国不会带来太大的损害。另外，如今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谁都离不开主流的国际社会，中国也不例外，亚投行也一样，虽然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但是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亚投行也要用美元，美元的影响力是绝对不可撼动的。
对于英国、法国这些欧洲国家而言，他们已经不再参与世界主导权的竞争，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能让本国国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到增长快的地方投资，进行逐利，这些国家加入亚投行其实就是要分享亚洲未来经济增长的盛宴，在这个层面说，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国家是不同的，所以对亚投行的态度也不一样。
另外，欧洲国家参与到亚投行，除了逐利以外，还有个目的就是可以参与制定游戏规则。欧洲国家还不至于完全就逐利到背弃美国盟友，投奔亚投行的怀抱，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过于乐观，也要防止有背后放冷枪的危险。
中国网：将来，在亚投行的运作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和困难？
王玉主：首先，如今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达到46个，这些国家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上会形成怎样的合力，还不可预知。亚投行是要推动以服务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是否能制定出一套真正符合亚洲特色的游戏规则，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第二，在正式运作过程中，如何去贷款，如何控制贷款风险，我们有多大能力管控风险，如何实现保值增值，这些都还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