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由来已久的错误，是把经济学视为“关于资源分配”的科学，也即给定约束条件下，如何达到最优的科学，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可以纳入到这一理论框架中。当经济学被这样理解成“分配科学”之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结果，一是这门学科越来越形式化，变成“技术性”科学，而不再具有“社会科学”所应有的特征；二是沦为政府干预的工具，因为再分配是政府的重要功能。对于经济学的这一状况，人们不免会问，这是经济学的正道吗？经济学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回答是否定的。经济学还有另外一种“合作与协调”范式，也许它更能代表经济学本应发展的方向。
人们对这种范式并不完全陌生，如里德的名篇《铅笔的故事》就为人熟知，它生动地描绘了市场合作的图景，给人深刻印象。如按学科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可以归入这一范式，如当代奥派经济学家博特克（Peter.J.Boettke）的《活的经济学：昨天，今天与明天》就是这一范式的佳作之一。虽然“分配范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色诺芬，比“合作范式”更早，但赋予经济学学科独特性的是“合作范式”，而非“分配范式”，在分配范式下，经济学的学科独特性是不明显的，那样的经济学更像理财学、管理学等。我们欣赏合作范式，不仅是因为学科性质的原因，还因为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其实也是“合作范式”。
斯密对合作秩序的阐述
说到《国富论》，人们自然会想到这本书开篇讲的“分工”，但斯密关注的焦点仅仅是分工吗？不是，与分工联系在一起的是合作，合作其实先于分工，如一个人对其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中是否为人所用，并从中获利毫无把握，他不会去生产它。并且，任何一种分工都是建立在合作基础之上的，离不开与他人的合作。博特克正确地指出《国富论》也可以看作是关于陌生人之间合作的书。人们确实都追求自利，但斯密关注的并非“自利”这一行为假设，而是关注促进合作的“制度的特征”，或者说，那种将自利转化为公益的制度的特征。
博特克说，斯密和他的继承者（如休谟）试图寻找这样一种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中，坏人产生的坏影响将会被降低到最低程度，并且这种制度的运行也不需要好人、聪明人去操控。他们寻找到的一种把人当作人本身——有时好，有时坏，有时聪明，有时笨——的社会治理体系，这种社会治理体系利用人的多样性生产和平与繁荣。
斯密也没有说“自利会自动地产生公益”。自利的追求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好的结果，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会产生坏的结果，《国富论》有大量的例子说明自利产生“坏”的结果。那么在什么条件下，自利会产生公益呢？斯密告诉人们，把自利的行为导向社会合作的，是受价格信号引导的、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人们以自愿达成的合约为基础，在同意的基础上进行交换。在这样的经济中，正确的“自利”行动，即那些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行动，会受“利润”的奖赏，反之受“亏损”的惩罚，反过来说也成立，即利润和亏损将生产者的行动引到更能满足消费者的环节中去。
市场合作的三个特征
市场中的合作中有两个特征，一是“递增性”。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中，每个人的成功，都有可能给他人带去成功的机会，一个的成功并不减少他人的成功，相反会促进他人的成功，实际上，如他不能促进他人的成功，他就不能成功。二是“匿名性”。人们事先不可能知道我们将会从谁那里获益，比如在乔布斯发明苹果手机之前，人们不可能知道有一天会享有这样的服务。另外，一种发明究竟让谁获得了好处，这种好处有多大都是不可知的，与之相关的数据是隐含的、分散的，不可能为经济学家所知，“分配范式”总是试图去寻找这样的数据并进行计算，这是徒劳的，经济学的任务不是收集数据，以“给定”数据为前提进行计算，而是探索使不可知的合作机会有可能达成的制度条件。经济学探索这个问题非常有必要，它关系到经济学这门学科存在的价值，因为如不能将潜在的合作机会变成现实，不能获取交易和创新的利益，那么一个国家难免陷入贫穷落后之中。
三是“动态性”。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等的出现，原来的合作模式将瓦解，会被新的合作模式取代，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如现在有了打车软件，有了支付宝，出现专车服务之后，改变了人们打车的方式，在相关利益者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它取代了原先的合作模式。显然，后面这种模式的效率更高。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允许新的合作模式代替旧的合作模式，社会在这种替代中前行。
“合作”比“勤奋”重要
在“大跃进”时期，中国人很勤奋，干得热火朝天，为什么还闹饥荒呢？这个问题也被陈志武教授发现了，他写过一本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勤奋，但仍贫穷，而发达国家的国民不怎么勤奋，却很富裕。我们可以从合作的角度给予解释。我们认为，对社会的发展来说，促进“合作”的制度甚至是比鼓励个体“勤奋”更重要。在“勤奋”之前，“什么样的勤奋才有助于财富创造”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解决。狂妄的独裁者无一不是鼓励他的人们勤奋工作的，但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因为他们的独裁统治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给扼杀了。
勤奋是否有助于财富创造取决于制度环境，在垄断的体制中，勤奋并没有被导向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导向财富创造，而是被导向获取体制所给的最大利益。比如我们发现中国很多高校老师在埋头写论文，做课题，确实很“勤奋”，但不仅对中国的科技进步帮助不大，而且还吞噬了纳税人大量的金钱。这一点对国企也同样适用，国企没有从源头上解决那个“什么样的勤奋才有助于财富创造”这个问题，因此，即便国企的员工很“勤奋”，但未必创造了社会财富。
一种勤奋要与他人的勤奋相匹配，也就是满足了他人的需求，才算创造了价值，而“匹配”是一种市场过程，是市场决定了匹配的方向。企业家在“发现利润机会”的过程实现不同要素的相互匹配，解决“什么样的勤奋才有助于财富创造”这个问题，而在行政管理体制中，这个市场匹配问题要么被完全忽视，要么被认为已经得到解决，这些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市场中的利润机会激发企业家实现不同要素之间的匹配，也就是实现不同人之间的合作，而在政府管理体制中，没有利润激励所产生的合作，“勤奋”背后缺乏这种合作因素，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价值创造。
干预主义破坏合作秩序
最近ISIS屡屡杀害人质，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宗教极端组织的观念与文明世界为敌，与合作秩序不相容，这种观念在文明世界没有立足之地。然而，有些较破坏合作秩序的行动，由于有错误的理论伪装而显得比较隐蔽，其产生的危害有时也比较隐蔽，所以仍在流行。这些行动主要有干预主义行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行为等，前面提到的“分配范式”为基础的经济学为这些行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干预主义政府与ISIS的共同特征是“强制”，把某种信仰或行动强加于他人，如ISIS独尊伊斯兰教逊尼派，迫害非逊尼派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逊尼派，或向他们征收重税甚至杀害。干预主义的各种强制及强制，阻碍了人们实施有利于他人的行动，限制了合作秩序的扩展，在这点上，干预主义政府和ISIS无本质区别，只是干预市场的危害难以被直接观察，斩首人质看上去比它更血淋淋而已。因此，如某个政府一方面谴责ISIS的暴行，但另一方面又实施干预主义，那就是自相矛盾。
ISIS暴行背后是宗教极端思想，干预主义背后是错误的经济学，错误的经济学与宗教极端思想一样，都是文明的敌人。在人类历史上，错误的经济学所造成的危害甚至远超宗教极端思想，比如二十世纪很多国家推行的计划经济试验就是错误经济学的产物。人类文明的维系，要对危害合作秩序的错误经济学进行彻底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