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早在古代随着晋代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曾到过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地兰毗尼（位于尼泊尔南部），标志着中尼之间开始了此后延续上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①（注：646年，随着尼泊尔派出王子率领的使团前往唐朝，尼中开始首次官方接触。见［尼泊尔］尼兰詹·巴塔拉伊著，刘建、王宏伟等译《尼泊尔与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元朝时，尼著名工艺家阿尼哥曾来华监造北京白塔寺。），那么，同尼泊尔接壤的我国西藏地区与尼泊尔的交往更是源远流长。尼泊尔北与我国西藏接壤，中尼边界线长1，414公里，山口、通道75条，有着特殊的地缘关系、历史渊源及经济文化联系。
一、尼泊尔的称谓与族源
称谓汉地史籍中称古时的尼泊尔为“尼婆罗”（如《旧唐书》、《新唐书》等）。在藏文史籍中称其为“巴勒布”或“巴尔布”，这一称谓一直沿用到至少清代。对于这一称谓的来历，尼泊尔学者有这样的解释：“最初在藏语中将加德满都谷地（即扬布谷地）又称作“巴尔优尔”，意为“寺庙之国”，在这里中世纪建造的寺庙多达400多个，那些寺庙就叫巴哈尔、巴哈、巴希（即比哈尔），巴哈或巴希的国家在藏语里就是“扬布”谷地或叫作巴尔优尔，居住在巴哈或巴希的人也就称之为“巴尔布”，意为巴哈或巴希国家之子之意。”。将加德满都谷地称为“巴尔优尔”，即寺庙之国，进而将其国家称为“巴尔布”，即寺庙国之子。”这一解释颇为合理，与尼泊尔在6世纪已经是一个佛教国家，而且被同一时期吐蕃人对该国的最初认知是一致的。
族源在尼泊尔正式承认的59个本土民族中，其中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南脊高海拔地带的诸多民族在族源和文化上与我国藏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有极大的相似性。②（注：现今在尼泊尔的59个本土民族中，有31个信仰佛教，还有部分信奉苯教。）居住在尼泊尔西北部卡尔纳利专区呼姆拉县境内的宁巴（Nyinba）人，是尼泊尔的少数民族。关于宁巴人的族源问题，有据可考的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宁巴人自己则通过各种传说来描述他们迁徙的历史。按照宁巴人关于其族源的传说，宁巴人的祖先在若干世纪前来自于中国西藏，后到了尼泊尔西北偏僻贫瘠的喜马拉雅山区（至今宁巴人仍讲藏语方言，信奉藏传佛教）。其他如塔芒、古荣、凯卡和马嘉等民族以及居住在与中国西藏地区接壤的北部地区的许多民族都使用藏文作为书面语言。在尼泊尔，所有多人口民族，包括那些人口超过一百万的民族，都是佛教的拥护者。藏历新年——“洛萨”也是21个尼泊尔本土民族的主要节日，其中包括塔芒、古荣、塔卡利和马嘉族。
跨界而居的民族，主要是居住在我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交界地带的夏尔巴人。①（注：夏尔巴也有“舍帕”、“谢尔巴”等译法。）夏尔巴人居于我国西藏樟木口岸、定结陈塘和定日绒辖等地，在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主要聚居于喜马拉雅山南侧的昆布、比贡、劳布吉、工巴雄、嘎里召、南岗里巴、东岗、巴岗等一带，约有10万人。此外，印度和不丹也有少数夏尔巴人。据《西藏统计年鉴》统计，2003年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夏尔巴有人1，645个；据《尼泊尔民族志》记载，聚居于尼泊尔东北部的索卢（solu）、昆布（khumbu）和帕拉克（parak）这3个地区是夏尔巴人的传统聚居区。虽然昆布、帕拉克和索卢构成夏尔巴人聚居区的核心，但许多夏尔巴村庄却散布在更广阔的地域上。由此向东西两边延伸，在西面的利库科拉（Likhu khola）、金姆蒂科拉（khinti khola）河谷，甚至更西直到逊科西（sun kosi）河上游两岸都有夏尔巴人；加德满都东北的耶尔穆（yelmu）地区有几个村子的居民自称是夏尔巴人。博克拉（Pokhara）地区有约300户的夏尔巴人，追溯其家世，他们来自耶尔穆。
关于夏尔巴人的族源，尚未有定论。一说夏尔巴人源于藏族，是藏族人的分支，经过长期发展，形成有别于藏族的夏尔巴人，但是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纪年方法、文字使用、人名称谓等方面，都与藏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71年，居住在尼泊尔的夏尔巴人喇嘛桑结丹增的藏文著作《夏尔巴喇嘛桑结丹增传》、《夏尔巴佛教史》及《世间形成简述之先祖世系清净根本次第》中，作者以多年在藏区收集的资料为根据，结合夏尔巴人世代流传的古老传说，论述了夏尔巴人的历史。在《世间形成简述之先祖世系清净根本次第》中详细记述了夏尔巴人是从藏族六大姓氏（塞、穆、董、东、查、楚）中的董氏发展而来的。《总遗教》载：西藏地方初有六猴雏，继之繁衍众多，其后分为塞、穆、董、东、查、楚六个氏族，他们以采集为主。董氏族发源于西藏山南雅隆河谷的约茹地方，后来其一支格尔王从西藏迁到东部康区的弭药日芒地方，逐渐形成弭药人，而夏尔巴作为弭药的一支，因战争所驱从我国金沙江流域迁徙到定日，最后翻过囊巴雪山到尼泊尔上下昆布、雄绒等定居。藏史《拉达克王统记》在描述世界四大部洲的生物及种族的形成变化时说：“内部四小人种是：象雄的查氏族，苏毗的东氏族，弭药的董氏族，吐谷浑的塞氏族。”《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也如是说：“弭药巴的祖先，传说也是自猕猴与岩魔女相配逐渐变成人的，源自于塞、穆、董、东、查、楚——藏族最早的六氏族。”另有一说为夏尔巴源于西羌，是党项族的一支。这种观点通过对夏尔巴人的族称、传说及迁徙原因、时间、路线等方面的考察，认为夏尔巴人的祖先“弭药巴”是党项羌的一支，源于西羌。他们于宋末陆续西迁后藏，辗转进入尼泊尔的索卢、昆布而形成夏尔巴人。《尼泊尔民族志》载：“原来夏尔巴人就是木雅人，是党项羌族的一支。党项羌族中的首领曾建立西夏王国。蒙古族灭亡西夏后，党项羌中的一支向南木雅前往后藏，其中一部分人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囊巴拉山口，到达今天尼泊尔境内的索卢、昆布。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形成了今天的夏尔巴。”
夏尔巴人简单的口头传说中也有其族源出自木雅人的传说：传说很久以前，康区木雅地方有五兄弟，因经常争斗与乡里人失和，逼迫出走。经过长期的漂泊，最后经定日一带来到昆布，并在此定居下来。
尽管学术界对夏尔巴人族源问题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不管是“夏尔巴人是藏族人的分支”或是“夏尔巴源于西羌，是党项羌的一支”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夏尔巴人是我国境内藏族或是羌族的先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某一阶段因种种原由而向西向南迁徙，部分翻越雪山，形成今天的分布格局。
二、尼泊尔和中国的政治交往
《旧唐书》列传第146“吐蕃”载：“时吐蕃南境属国泥婆罗门等皆叛，赞普自往讨之，卒于军中。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器弩悉弄之子弃隶足宿赞为赞普，时年七岁”；《白史》也载：赤松德赞赞普时“印度北部与尼泊尔等地皆置入吐蕃治下”。
吐蕃王朝时，尼王光胄（号鸯输伐摩）为加强与吐蕃王室的关系，以其女毗俱胝妻之藏王松赞干布，藏籍称之为赤尊公主。从那时起，吐蕃王朝的200多年问，尼泊尔和我国西藏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关系，特别是尼泊尔的文化和宗教对西藏文化、宗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藏王迎娶尼泊尔公主的过程在几部藏文史书中都有记载。大致是松赞干布作为一位有远见卓识、韬略过人的赞普，早有通过和亲吸收汉地和尼泊尔文化的谋略。因此，他通过托梦的方式得到群臣的认同，并由杰出的大臣噶尔·东赞域松前后到达尼泊尔和汉地，成功迎娶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西藏王臣记》载：对于吐蕃的请婚，尼泊尔王起初再三表示不愿把公主嫁给吐蕃，但最终因摄于吐蕃赞普的威力，才答应将赤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赤尊公主坐在装饰华美的骑象所载的精美轿箱中，带着父王所赐的释迦不动金刚和弥勒法轮、度母、旃檀像为主的身语意所依以及无数奇珍异宝，随从侍女、能工巧匠向吐蕃进发。随行前来的还有佛教学者希拉曼殊（Shila Manju）。到吐蕃后，遵照父王的教诲，请求藏王在吐蕃修建一座赞普宫殿和佛殿。于是在红山上建成奇异绝伦、威严壮观的红宫，同时修建佛殿以供放释迦不动金刚佛像等身、语、意所依，取名“惹萨赤囊祖拉康”，即今大昭寺。在西藏，关于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传说仍在广为流传。人们今天任然可以看见保存在小昭寺里作为国礼由尼泊尔公主带到西藏的的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大昭寺的门和梁柱上的木刻画以及门楼佛殿的壁画等，留下了当时尼泊尔的杰出工艺。尼泊尔工匠们还参与修建了由文成公主主持的小昭寺的修建。之后，松赞干布为了在吐蕃发展大乘佛教，决定塑建本尊佛像，从尼泊尔召来工匠，塑建十一面千手千眼圣观世音菩萨药泥像，称为“天成五位一体”，据说这是西藏建佛像之始。据《贤者喜宴》载，尼泊尔室利曼殊（或译为尸罗曼殊，是否与希拉曼殊为同一人，待定）和汉地和尚玛哈德瓦钦、藏族大学者吞弥·桑布扎一起翻译了《正法积宝陀罗尼经》、《月灯经》、《宝云经》等。
648年，王玄策率使团出使天竺，遭到天竺劫掠，王玄策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连夜逃至“吐蕃属地尼泊尔地区，求救于松赞干布”，赞普接到请求后，派精兵1，200人联合尼泊尔的7，000骑兵讨伐印度。
18世纪末，随着尼泊尔境内廓尔喀部族的兴起继而统治尼泊尔，其采取对外扩张政策，邻近的我国西藏地区首当其冲，于1788年和1791年遭到廓尔喀人的两次侵略。廓尔喀人占领我国西藏领土，劫掠寺院财产，杀掠无辜百姓，严重损害我国家利益。面对一个弹丸小国的入侵，还处在盛世的清王朝极为重视，乾隆皇帝感慨到：“至贼匪来藏侵扰，若不过因索欠起衅，在边境抢掠，原不值兴师大办，今竟敢扰至扎什伦布，则是冥顽不法，自速天诛。此而不声致讨，何以安连续而摄远夷耶？联临御五十六年，平定准部，回部、大小两金川，拓地开疆，远徼悉入版图，况卫藏为我皇族皇考勘定之地，久隶职方，僧俗人等胥沾酿化，百有余年，况该处为历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驻锡之地，蒙古众番素所崇奉，若任小丑侵凌，置之不问，则联数十年来所奏武功，凯转于此等徼外么？不加鞑伐。是此次用兵，实联不得已之苦心，此天下臣民所共见者，并非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也。著将前后办理缘由，通行宣谕知之。”若不兴师问罪，何以安定边疆，何以威震四方。于是，1792年，乾隆皇帝派兵向侵入西藏的廓尔喀军队发起反击，清军连战连捷，翻越喜马拉雅山长驱直入尼泊尔，迫使沙阿王朝遣使求和，承诺永不入侵西藏。
驱逐了廓尔喀人的入侵后，乾隆帝命划定边界，设立鄂博。通过连续3年的勘察和设立鄂博，使南部部分边防初具规模。
三、中尼文化交流
尼泊尔本土民族和西藏各民族之间在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由于佛祖是在尼泊尔的蓝毗尼出生并在印度的菩提伽耶成佛，佛教文化在西藏的发展和传播也与这两个国家密不可分。尼泊尔与我西藏的交往中，佛教传播成为了媒介。佛教在西藏的传播源远流长，在西藏社会乃至其生活方式形成的初始阶段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关于佛陀的诞生、觉悟和传道的消息，传到西藏的时间很可能早于佛经的传入。传说173年拉妥妥日年赞王当权时，《佛说庄严宝王经》、《一百羯磨》、《百拜忏悔经》、《如意摩尼宝陀罗尼》（又称《枳达嘛呢陀罗尼》）及一座金制的支提塔从天而降，传入西藏。关于佛教传入西藏的可能性，洛克希尔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佛说庄严宝王经》（是大乘佛教的早期著作之一），在印度或者在中国并不特别受尊崇，但它却是尼泊尔人的爱中之爱，是该国极为崇拜的东西。这是使我想起佛教首先是从尼泊尔传到西藏的原因之一”。《佛说庄严宝王经》生动地描写了一队尼泊尔商人在师子商主（Simhasarthavaha）的带领下，到西藏去做金银珠宝生意。可以说，班抵达觉护和译人里梯生已经将拉妥妥日年赞所认可的那些经书带到了西藏。“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些传说当作信史来看，但是它们给了我们一些线索，来支持这一论断：尼泊尔与西藏很早就有了贸易关系，佛教是从尼泊尔传入西藏的”。6世纪，尼泊尔已经是一个繁荣的佛教国家。自7世纪佛教正式从印度、尼泊尔传入吐蕃起，为西藏地方笼罩了一抹浓浓的宗教色彩，以至出现了佛教在西藏传播的前宏期、后宏期。佛教在西藏传播的前宏、后宏期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众多西藏人赴印度、尼婆罗学法；印度、尼婆罗的论师亦纷纷来藏传法。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载，吞弥·桑布扎去印度留学，中途他们向尼泊尔王奉献礼品，求得利治酷暑的良药龙脑、竹黄、旃檀水等，以致平安到达印度。在此之前，松赞干布派遣吐蕃臣相之子16名青年前往印度学字，但他们或因道路艰难半途放弃，或苦于不懂梵语而返回吐蕃，有些人虽到达印度却中暑而亡，最终未能完成藏王的使命。吞弥·桑布扎返回西藏后，据说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在尼泊尔备受喜爱、在西藏据信是最早从天上降世的《佛说庄严宝王经》。
在前宏期仅赤松德赞赞普时，有西藏译师千余人，来藏的论师达百余人，其传译之业，可谓宏伟。到后宏期时，译师有162人，论师也有79人。这些人数众多的论师大多来自印度、尼婆罗和迦湿，他们往返于印度、尼婆罗与西藏之间，传授佛法，光大法门，佛法随之在西藏光显。其间传法最多的尼婆罗论师有寂护大师、畔迦惹，译师烈如哲、噶法贤、桑迦室利等。其中，寂护大师几次来藏，在修建桑叶寺时，被任为堪布，初度七人出家，这是藏地正式有佛、法、僧三宝道场的开始。藏地僧人也前往尼婆罗，或途径尼婆罗，有的移居他乡数载，如卓弥释迦智译师居住印度、尼婆罗历时十三载，后来的萨迦派传承多于他。俄·罗敦喜饶赴尼婆罗，后返回西藏弘法，摄授弟子有23，000人。塔瓦日幢译师住尼婆罗14年，玛巴法慧（其弟子米拉热巴，旧译弥罗热巴，独得其髓，后建立噶举派）三往印度、四游尼婆罗，菩提心月幢师从尼婆罗班智达北业瓦等得《十一面大慈悲心禁斋法》，并听中观等论，翻译宏扬。正因为当时论师来藏传授者较多，而西藏译师继承者尤甚，所以佛教法流也散为各派，形成了以后藏传佛教众多的教派。正如专家所评析的：“以上诸译师及论师，均是善巧经续要门，与内外诸种明处，于圣教典籍，或昔无而新译，或已译而重勘，树讲听规矩，立修行楷模，各建门庭，分摄徒众，教派之分，因之遂起矣”。而此间印度、尼婆罗大师之所以频繁前来西藏，是因为时值印度斯那王朝将亡，外患侵凌，诸多的高僧大德已知法运已经衰落，故纷纷北上，转辗来到西藏，找到佛教的传播之地。由是，藏土佛教诸宗，“乃以各所从上师，得其教授，辗转相承，建立门庭，遂成宗尚，致成单独之派别。其派名有以教授立名者，如迦当巴、祝庆巴、卡青巴、系解巴。有依地域立名者，如萨迦巴、觉朗巴、响巴、止贡巴。有依师号立名者，如迦玛巴、布鲁巴等”。佛教传入、藏传佛教各教派建立并传承与发展，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深刻影响着西藏地方社会的发展轨迹。而这一现象在发生的初始阶段，尼婆罗作为相邻印度与我国西藏的国家，发挥了桥梁和通道的作用，并参与了这一历史过程。经由尼泊尔去印度求知的西藏学者以及来西藏传法的印度佛教学者们不绝于山间小径。西藏学者往往要在尼泊尔呆较长的一段时间，以便在抵达印度平原之前适应那里炎热、潮湿的气候。也就是在那里，他们学习了梵语语法入门，这使他们到了印度可以继续其学业。在往返西藏的途中，他们经常在加德满都谷地邂逅。因此，这个谷地也就成为了尼泊尔、印度和西藏学者们相会的中心。著名的藏族学者，比如拉洛差瓦（Ra Lochawa）和拉昌巴（Ra champa）来到尼泊尔，师从像莫哈卡如纳（Mahakaruna）、阿杜里亚达斯（Atulyadas）等尼泊尔学者。应西藏信徒们的邀请，韦布蒂坎德拉（Vibhooticandra）来到西藏，向他们传授瑜伽术。除了是一位法力高强的密咒师外，他也是一位造像大师。拉文德罗（Raweendra）是另一位著名的肖像学家，也来到了西藏，修补了许多佛像。在12～13世纪期间，许多学者从克什米尔来到尼泊尔。他们长期居留在尼泊尔，其中有些人到了西藏。协同他们入藏的尼泊尔学者当中，佛陀室利（Buddhashree）是最为知名的。他已经是超戒寺的一名上座（年长的比丘），后来返回了尼泊尔，从事传授咒术和般若婆罗蜜。他同克什米尔学者于1119年入藏。同样，许多印度学者也来到尼泊尔，学习不同的佛教内容。其中有些人，如瓦纳拉德纳（Vanaratna）甚至在尼泊尔定居，他成了博学的尼泊尔人希拉萨格尔的弟子。许多西藏去的学者也问学于他。他几次人藏，大约在1168年过了85岁高龄后，圆寂于加德满都谷地。从一部1，045年的著作可知，国王德欲天（Gunakamadeva）——现代加德满都城的建造者，曾修建了一座名为莲花轮的大寺（Padmacakra Mahavihara）。莲花地寺（Padmabhumi Vihara）似乎一直就专门与西藏佛教徒联系。西藏来的学者惯常住在此寺。他们常常从事将梵文著作译成藏文。
尼泊尔来西藏的不仅是僧人，还有商人和为数不少的工艺匠人。西藏各大寺庙的修建和装饰如金顶，有很多是由尼泊尔的铜、银匠修建的。西藏所有敬神的各种金、银、铜器及各种面像、佛像，不少是由尼泊尔的工匠做的，特别是将氆氇染成各种颜色，那更是尼泊尔人的专业了。
西藏和尼泊尔通商外来关系极为密切。《贤者喜宴》载：松赞干布时：“从东方汉地和木雅，引进工艺历算书籍；从南方白色的印度，翻译佛陀正法经典；从西方粟特尼泊尔，开享用财物的宝藏……”。所谓“开享用财物宝藏”，不仅是指打开了赋税、贡品之门，而且也打开了吐蕃与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间产品交换的经济商道。从此，尼泊尔盛产的颜料草成为吐蕃染织氆氇时所用颜料的主要来源，盐粮交易更是源源不断。
居住在西藏境内与尼泊尔交界的吉隆、定日、聂拉木一带（编者注：2015年尼泊尔地震西藏震区）的藏族居民，大多以畜牧为主，缺乏粮食和布匹；而西藏盛产天然食盐，恰巧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居民又缺乏食盐。因此，双方边境居民以食盐、羊毛交换粮食、布匹，形成自然互补关系，这一自古已有的物物交易一直延续到后世。尼泊尔侨民在西藏经商的也不少。“巴勒布在前藏贸易之人，……自康熙年问即在前藏居住，皆有眷属，人户众多，不下数千户，……而藏内“番民”与之婚姻已久。”
西藏向尼泊尔输出盐、羊毛、牦牛尾、麝香、沙金、兽皮以及其他日用品，并经尼泊尔运到印度和中亚的其他国家。事实上，不仅有佛教、精神生活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有对日常生活或者社会生活有益的其他观念，也在从尼泊尔或经由尼泊尔传入西藏。
五、交通道路
伴随着上述诸多交往，双方之间开辟的尼蕃古道为这一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古老的史书中记载了有关拉萨至尼泊尔的通路情况。《释迦方志》（《大正新修大藏经》51卷，950页C面）中有一份资料谈及此路。据称，这条通路经过咀仓法关及末上加三鼻关然后进入尼泊尔。如果可以把咀仓法关确认为擦萨山口、把末上加三鼻关确认为比萨卡尔关的话，那么，它与途经聂拉木的路线相符。时至今日，这条路仍是拉萨至加德满都最短的路线藏尼间的“吐蕃尼婆罗路”成为古时中国内地、西藏地区与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外交活动的主要通道。
注：
此文发表于2009年《西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