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将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解放出来，农民工浪潮便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独有的标志性现象，一系列被称为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随之产生。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这些问题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影响日益凸显，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更为突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民工已经悄然更新换代。从代际关系来看，20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放开以后，一部分农民“洗脚上岸”、进厂务工，他们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成了最早的一代农民工。90年代，随着沿海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又分为两个非常明显的不同群体：一部分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下过田，绝大多数仍然把回乡务农作为最终的归宿；另一部分则是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直接从学校进城的务工者。后一部分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需求，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想法特别强烈，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要求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这些把融入城镇作为最终归宿的进城务工群体，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大量“80后”和“90后”的加入，这部分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目前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1]。他们已登上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
根据有关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有1.25亿以上，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2]。具体而言，这些农民工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出生在农村，但父母在城里打工，很小的时候随父母进城，生长、生活在城市里。第二类是出生在城里，这批人的年龄目前约为十几岁左右。有专家估算，这个群体人口占农民工在城市人口的5%-6%左右，如果以农民工人口1.3亿的统计口径计算，这一类农民工二代也将达到700万-800万人口的规模，而且他们是中国城市青春期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类是出生和成长在农村，但是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主要是在学校接受文化教育，毕业后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就直接到城里来打工的。
作为在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农民工，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进步在他们身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与其父辈相比，这些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呈现出一些非常鲜明的特点。
第一，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由于中国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他们的文化程度较第一代农民工要高出很多。统计数据显示：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以初中及以上为主，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到80%左右。一项调查也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仅占6.1%，初中占60.6%、高中占20.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在老一代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24.7%、初中占61.2%、高中占12.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8%。可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了1/3，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9.2个百分点[2]。
第二，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务农是他们的主要职业，打工只是辅助性收入来源。而新生代农民工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调查显示：从农业劳动技能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和技能，60%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其中更有24%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可以说完全不会[3]。因此，即使城市生活艰难、就业形势严峻，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会轻易选择离开城市而返乡务农。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农业生产和向城市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第三，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是基于“生存理性”，而是将“进城务工”作为一种争取向上流动的社会渠道。第一代农民工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回家建房子、送儿女读书，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比他们的父辈更强烈、更执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因此，他们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不一样。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主要输送回农村家庭，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则主要是就地消费，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就花掉了80%的收入，只有不到20%的收入可能寄回家[4]。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务工的月生活消费支出人均939元，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9.3%；新生代农民工2013年人均寄回和带回老家的现金为12
802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少29.6%[2]。为了在城市安身立业，他们很多人甚至还要从自己的农村家庭索取大量资金来购置在城市的住房等大宗消费品。
第四，虽然都被称为农民工，但是两代人的城市认同感有很大区别。第一代农民工即便在城市打工多年，依然把城市看作是一时工作之地，把自己视为城市的过客；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渴望融入城市中，希望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在城市打工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赚取经济收入的手段，更是他们在城市安居并谋求长久发展的依托。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在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上与城市年轻人十分接近。他们渴望城市生活，也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而且不单纯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足，对精神和文化娱乐生活也有比第一代农民工更高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经常或偶尔打牌、“诈金花”或“扳陀子”的高达65.7%，不玩的仅占34.3%；以到小型录像厅看黄色录像打发时间的占45%；去看类似跳脱衣舞之类的草台班子表演的占28.3%。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呈现出明显的单调化和庸俗化倾向[5]，因而更渴望城市对他们的社会关怀向精神层面延伸。
第五，由于教育水平和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第二代农民工的择业观和劳动态度也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不再像其父辈那样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愿再从事城市中脏、累的重体力劳动，也很少像其父辈那样忍气吞声，而是有着强烈的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城市是一个充满势利、没有人情、斤斤计较、缺乏信任的社会，但是他们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城市的社会歧视和冷漠做出回应，而不会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选择“沉默”和“忍耐”，默默地接受不公的对待[6]。例如，为了讨回被拖欠的工资，他们会采用一些如跳塔楼的极端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雇佣方还清拖欠的工资；他们也会采取如上街抗议、罢工、堵截公路、卧轨、围堵政府大楼等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利。与第一代农民工看重报酬高低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工资收入只是其中之一，工作环境和居住条件的舒适程度，以及从事的工作带来的社会地位等，都是其择业时的重要考量因素。
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属性是“生存理性”，指导其行为的主导逻辑是生存利益。只要能够获得打工赚钱的机会，薪资不被拖欠，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基本的生命安全保障，他们就不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至于在城市中是否能够获得同等的权利和尊重等，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并不十分重要。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工问题集中表现为工资被拖欠、生产安全得不到保障等方面。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特征。第一代农民工回到农村就是农民，但第二代农民工不一样，由于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加上本身对于成为城里人的身份转换的渴望，他们已经无法再回到农村，而且乡村社会也已经无法接纳他们。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处于“农民”与“市民”身份认同的夹缝之中，他们对于城市和乡村两个社会都缺乏归属感，内心有一种被社会排斥的感觉，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容易在这个群体中形成政治共识，这是社会运动或者说“革命”的重大诱因，也是未来中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因此，当前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已经不单单是政府有关部门帮助追讨工资、加强安全保护这些单纯的政策性措施能够解决的，其问题已经直指中国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缺陷，这不仅对体制变革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也决定了他们具有社会诉求多元化和表达渠道多样化的特征。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更加多元化。就诉求多元化而言，第二代农民工的诉求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利益，而且开始涉及政治与社会权利层面，甚至对不公正的体制提出了变革要求。
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视野相对开阔，新生代农民工比起其父辈有更高的权利意识，对平等和人格尊严的保护意识明显比其父辈更强。这就使得即便在打工收入丰厚的情况下，不合理的企业管理制度、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平衡等问题仍旧会引起他们心中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成为城里人的强烈愿望，并且有的在城市里生活了10多年，可他们仍不能获得城市户口，只能在长期打工的城市暂居。因此，他们也就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没有资格同城镇居民一样获得最基本的教育。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因此，除了合理、及时支付薪资等传统的维权要求外，他们对于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保障、教育、就业门槛等方面的差别待遇也提出了改革要求，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根据清华大学课题组的调查，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和权利意识较为强烈的“珠三角”地区，“一些代工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基于市场变化和企业利润增长状况，提出分享更多劳动成果的要求，从而推动维权运动向利益诉求转变。他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组织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碍，对重组或建立企业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表达出更为强烈的要求。他们的利益诉求与制度诉求直接挑战了现有的规制方式和工厂政体，迫使政府和企业部分地对其行动做出实质性回应，例如，加薪、重组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7]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和电子业的“欧姆停工事件”都是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打工者推动的罢工和工会组织事件。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已经开始由单纯的短期经济目标向长远的保障自身经济与社会权利的体制目标转变，国家通过司法规制将农民工的维权行为限定在个体的、基本生存权范围内的传统做法已难以为继[7]。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诉求多元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不仅要求保证自身的个体利益，而且要求保护其群体的整体利益。当歧视和欺压同属于农民工群体时，即便自身利益没有受到损害，他们依然会表达不满甚至奋起抗争。调查数据显示：他们往往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是在自身权益严重受损时才起而维权，而是更为主动地采取行动，无论是自身权益受损，还是身边的亲友、老乡、同事权益遭受侵害，甚至在与自己不相干的其他工友面临不公待遇时[7]。这一点也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觉的阶层意识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特征，这都是爆发大规模社会抗争活动的隐患。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手段具有多样性，但是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表达方式也具有多样化特征，他们除了以频繁换工作的“短工化”就业方式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外，也开始在公共空间争取话语权，其突出特点就是善于利用新媒体。与第一代农民工遇到困难倾向于找政府“主持公道”不同，作为成长于网络时代的年轻人，第二代农民工善于利用现代高科技的传播渠道来进行利益表达，如微博、微信及QQ等新媒体。除了传统的从有限的组织内反映问题到网络表达及采取集体行动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参与到社会其他事件中以泄愤的方式来表达不满。除了明示的方式，新生代农民工还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反抗，即辞职离开工作单位。诉求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以及善于运用传播力极强的新媒体，都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组织化能力的提升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得他们有组织地维护权益和进行社会抗争成为可能。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比起其父辈具有更强的权利意识和更加多样化的诉求表达渠道，但是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其维权行为对社会稳定将会产生消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上网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几，因而是当前中国网民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网民对于网上非理性甚至“群氓”情绪的产生与蔓延具有重要的作用，如何引导他们通过理性规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呼声是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表达渠道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作为城市社区的常住居民，由于户籍的限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社区权利，业主大会等均无权参与，但却要负担很多社区义务；另一方面，就其工作单位来说，他们不享有正式职工组织工会、与企业组织议价等权利，致使其经济利益表达缺乏制度化渠道。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倾向于选择非制度化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如集体罢工、辞职、频繁更换工作单位甚至组织工友与企业“闹事”对峙等。但是，这些方式具有极大的不可控性和暴力倾向，是社会稳定的一种潜在威胁。如果能够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表达纳入制度化轨道，便能将其纳入国家规范可以调整控制的范围内，这将有利于避免这一受到排斥群体因利益表达极端化而造成对社会基本秩序的冲击。
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因势利导地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对于社会长治久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面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多种解决路径，但是这些意见不仅在基本方向上存在很多分歧，而且大部分措施给人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零碎之感，缺乏整体性思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在原有的体制条件下转型所产生出的社会问题，其解决涉及城市与乡村社会转型期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因而必须立足于城市和农村这两个领域去思考问题的出路，破除将改革局限在城市的单向度思维。
第一，消除城乡之间的制度性歧视不应当仅限于改革户籍制度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从打破“农民工再生产体制”这种掠夺性的城乡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全局角度出发，根据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制度和政策调整。
所谓“农民工再生产体制”[1]是指由“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与“工厂专制政体”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安排交由他们所在的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国家通过一系列规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户籍制度、高考招生政策、对劳工集体组织争议权利的约束，固化了这种制度[7]。这种畸形的生产体制是与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的候鸟工作模式相适应的，它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从农村汲取了大量资源。这样一种制度导致长期在城市工作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其居住的城市社区和工作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人为剥离，或者说形成一种他们与所居住的社区和工作的单位之间“高义务低权利”的不平衡关系。这样一种横跨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经济社会体制是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原因。
为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提供相对公平的制度准入是打破“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基础性条件，而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当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依附于其上的种种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因而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应着力研究并尽快采取行动。在没有放开新生代农民工入户时，城市管理者应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尽量为农民工提供与当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除养老保险等外，要格外重视失业保险，以帮助职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度过城市困难期。一项对广州市农民工就业的调查显示：52.5%的农民工有过失业的经历，超过了一半人数。其中，最近一次失业的时间长度，33.3%的人在半年以上，13.1%的人在4个月-6个月之间，32.6%的人在1个月-3个月之间，21%的人在1个月以内[8]18。由此可见，当农民工怀揣着玫瑰般的梦想到城市打工的时候，其间要经历太多的荆棘和坎坷。各地政府应逐步降低农民工入户门槛，将为城市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奖励型入户”、购买城市房屋的“投资型入户”，转变为在本市居住多少年以上的“年资型入户”，直至条件成熟时取消户籍的城乡划分和地域区别。
社会身份与户籍身份的不相符为未来的社会利益分化过程埋下了利益矛盾纠纷的隐患。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职业是工人，他们多数没有务农的经验，与农业生产活动基本脱离，所以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即社会身份应当是工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户籍身份依旧是农民，享受的仍是与农村生活方式相配套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和政策如住房的宅基地配置等，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工人身份相适应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如社会事业保险、相应的医疗保险等。
城乡之间不均衡的经济和社会体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改变这种局面也需要系统性的改革，涉及户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当务之急是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使新生代农民工摆脱“漂移”状态，“居者有其屋”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调查显示：在外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单独租赁住房或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占40.4%，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34.1%，在工地工棚居住的占7.3%。月租房支出入均为567元，占到月均生活消费支出的60.4%[2]。客观地说，在户籍制度未取消的前提下，任何城市的住房政策制定者都不敢也不愿首先将农民工纳入自己的保障住房范围，他们认为，若农民工可以购买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将会吸引过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城市将难负其重。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为新生代农民工修建宿舍或单身公寓。从长远来看，应综合考虑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下农民入城后土地权益的“变现”问题，即将农民工作为集体一员“共同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其个人的财产性收入，使之成为购买城市住房的资金来源，从而提升其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
第二，政府在消除制度性歧视、提供公平竞争门槛的同时，还应通过政策倾斜等方式加强对农民工的文化和技能培训，提升其就业和生存能力。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之间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起其父辈受过更好的教育，但是与城市家庭出身的年轻劳动力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中国经济已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发展阶段过渡，未来中国经济对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的要求会更高。因此，要解决中国劳动力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必须有意识地提升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能力。有学者调查显示：在返乡农民工中，无技术等级的占47.8%，接近一半人数；初、中级工的分别占17.8%和22.4%；高级工仅占8%；技师的比例更少，只有4%[8]17。因此，要尽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低学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其掌握更多更好的谋生技能，使其能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中不至于处于劣势，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基础。
另外，从长远来看，真正能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生存能力的治本之策，还是有赖于教育资源分布的均等化。现在我们之所以要有意识地利用政策倾斜来加强对农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训，根本原因还是解决当前城乡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所致的问题。因此，除了要加强农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训之外，还要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方向，在基础教育上保证农民工二代与城市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水平，使他们能够通过念大学等途径改变命运，有一个正常的通道来完成其社会地位的转变和上升。
第三，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突破城市中心主义，改变要求新生代农民工被动融入城市文化的思维定式，变融入为融合，并且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城市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创造经济与社会基础。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甚至出生、成长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也有着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但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排斥性制度安排，一方面，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强烈的被排斥感，对生活于其中的城市无法产生完全的归属感，致使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一直处于“孤岛化”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只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圈子和有限的空间里，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与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基本没有联系，不能分享日趋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9]。另一方面，由于其成长过程疏离乡土社会，缺乏农业生产和生活经验，对乡村也没有多少精神上的归属感，这就导致其成为精神上“漂移”的一个群体，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究竟安身立命在何处，也不知道前途在何方。这样“漂移”的社会心理容易导致政治极端情绪和滋生反社会行为。因此，必须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与社会认同，而这种文化认同需要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欧盟对社会融合的权威定义是这样的：“社会融合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和机会，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和享受正常的社会福利。”[10]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问题上，我们普遍存在这样的误区，即希望农民工单向度地融入城市的文化。这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色、审美倾向和娱乐习惯等，忽视了其本身可以作为一种亚文化存在的事实。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出的社会阶层，其群体本身的特征决定了其群体文化具有不同于城市和乡村文明的独特性。努力使其与主流城市文明相融合才是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与文化认同的正确方向，这就不能一味地要求新生代农民工除去本身的亚文化特征，完全被城市文化所同化。当然，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十分漫长且曲折的。
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可以形成既有别于城市文化但又不完全与传统的乡土文化相同的文化氛围，就不仅可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文化认同感缺失的问题，还有助于增添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创造更多具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催生出的新文化形式——“打工文化”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是农民工务工实践与社会要求相结合的产物，对农民工务工、生活、交往和人格发展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10]。打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有助于农民工群体提升文化知识，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实现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的效果，对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主流文化、习得全新的生活方式乃至实现再社会化具有积极的作用。
注释：
[1]“农民工再生产体制”这一概念是由清华课题组在其研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出路》中提出的。
参考文献：
[1]靳伟莉，等.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因素研究[J].调研世界，2012，(7).
[2]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4-05-13)[2014-07-20].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513/154227569.shtml.
[3]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EB/OL].(2012-04-20)[2014-07-20].http://iple.cass.cn/news/479487.htm.
[4]谢建社.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82.
[5]马纯红.困惑与挣扎：80后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透视[J].中国青年研究，2012，[11].
[6]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3).
[7]清华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出路[J].传承，2012，(11).
[8]邓秀华.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9]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