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期，其走向涉及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关联到能否长治久安，乃至于世界格局的确定，从而备受国人乃至国际的关注。细节决定的是成败，而对大局的领悟决定的是未来，要理解改革，探索未来，真正让中华民族复兴、长治久安，就需要从一个较大的格局和视野对中国改革进行系统梳理和探讨。回望过去这30多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不难发现，由于主要只注重了经济发展的逻辑，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逻辑，使得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和危机，特别是社会公平正义严重不足，贫富差距巨大，贪腐猖獗，社会风气、文化伦理滑坡，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也就是说，中国改革的成就和问题两头都冒尖。这也使得人们对中国改革的看法及其走向，乃至国家发展方向众说纷纭，严重对立、交锋，再加上当前社会的严重刚化和分化，利益集团由于寻租空间大希望维护现状，而弱势集团以为是改革惹的祸都反对进一步改革，使得下一步的改革之路异常艰难、狭窄，且充满着对立和冲突，具有很大的风险和变数，中国改革大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四中全会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姊妹篇，是新一轮改革中的里程碑式文件，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改革论述和战略布局，并分别提出了336项和180多项改革举措，值得高度肯定。特别是国家治理被提到了与“四个现代化”相比拟的第五个现代化的高度，这毫无疑问是正确、必要的，但也要警惕简单地将治理等同于统制、管制、管理，否则会导致经济速度和发展的减缓。的确有这种危机存在，当前空前力度的正风肃纪，使得“宁不作为，也不犯错；宁少做事，也不出事”成为普遍现象，政府官员没了敢闯敢试的劲头，有了重严治、轻发展的趋向，这也是要不得的。之所以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如此明显，官员不作为也是一大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个人和部门根据自身利益对文件进行不同解读，再加上社会舆论转变及媒体的多变又让人看不清楚，大有迷惘、迟疑之感。例如，有人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人认为不能用法治替代人民民主专政，一味鼓吹集权的优势，其中不少人都是非常有话语权的人，在重要期刊或媒体上发声，这不得不让人们对中国改革何去何从感到非常迷惑，甚至不安。
《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一书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明道”，明中国变革之道，明振兴中华之道，明长治久安之道；二是“优术”，要正视改革的艰巨性，用好改革的方法论，选用改革的操盘手。二者缺一不可。该书主要从过去170多年的历史长河大视角和国际宽视野的纵横向比较中，通过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来回顾改革、理解改革、求解改革、深化改革，以期为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思路。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深化改革必须同时注重两个逻辑：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需要平衡和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其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恰当。只有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不只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长治久安及中华民族的全方位伟大复兴。
基于对过去这170多年来乃至中国历代社会经济变革得失和理论内在逻辑分析，我们也进一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面对中国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改革主事者必须灵活运用“明道、树势（顺势）、优术、抓时（择时）”四位一体的改革方法论来进行系统的全方位联动改革，改革任务的具体目标和重点脱离不了“转型发展、联动改革、政府治理、世界领导”这四个方面转向的基本内涵要求。
接下来，本文主要围绕历史、逻辑、未来这三个关键词以及中国的长治久安这个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目标来展开。
一、历史
第一个关键词是历史，也就是“以史为鉴知兴替、明得失”。为什么要从历史切入？熊彼特曾经说过，“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即历史、统计（也就是数据）和“经济理论”，这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经济分析”（本书也是力图这样做的）。其中，历史的视野和大局观至关重要，没有历史的纵深感，就不可能对中国改革有深刻的认识。那么，历史能给我们什么经验教训，明什么样的得失呢？如前所述，目前理论界的思想依然非常混乱，特别是何去何从的方向性争论非常大，看不清楚。怎么办？当我们对未来缺乏方向感、难以明道的时候，一定要拉长视角，否则不容易看清楚。
长治久安必须要有历史纵深感：通过追溯前史、立足现史、放眼后史来深度透视中国改革及其未来。也就是，愿景、目标的长短决定基本制度的顶层设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最近提出三个30年的观点，认为习近平在做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不同的今后30年的战略布局，很有新意。其实邓小平早在1985年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也就是，至少要看70年。同时，郑永年也指出，由于改革容易做的已经做了，要啃硬骨头，且要突破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需要在政治上结束分权状态，走向集权。
对此，我的看法是，在当前改革阻力巨大的情况下，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因而有必要将集权作为手段用来推动改革，以此打破旧均衡，建立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制度，但集权不是为了维护现有利益格局，更不能当作长久国家治理制度安排来推崇。与此同时，要实现长治久安、建立丰功伟业这样的雄伟目标，进行顶层设计时，只着眼几年，乃至30年、50年、70年都远远不够，至少必须着眼于200年，甚至更长！
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更有意思的是，人们可能也没有太注意的是，中国没有一个朝代强过200年（基本到不了200年，即使超过200年，要么就是两个朝代，如东汉西汉、北宋南宋，要么后面就弱下去了，如明朝、清朝）；而英国自“光荣革命”始强了320多年，美国自建国强了近240年，为什么还看不出任何明显的衰败信号？着眼于3年、5年，抑或30年、50年、70年，乃至200年，盯住的是短期目标，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其所对应的改革措施、方式可能大不一样，所导致的结果也可能大相径庭。这是由于目标的长远和大小决定顶层设计，决定改革的具体举措，从而决定改革的路径和过程。哪些是过渡性制度安排，哪些是终极性制度安排，要区分清楚，万万不能以中国模式将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固化下来。同时，“以史为鉴知兴替、明得失”，历史的经验教训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呢？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自鸦片战争以来这170多年的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其间内含具有明显转折性全局意义的四大变革区间：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图强（1840—1911年）、辛亥革命与市场经济的探索（1911—1949年）、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姻（1949—1978年）、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复兴之路（1978年至今）。历史实践表明，直到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才真正改变积贫积弱，走上了迈向富民强国、开放兼容的跨越之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富民强国、振兴中华这一中国梦。对于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有以下四个观察：
观察一：前三次变革中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尝试均失败。首先是“洋务运动”中形成的官办（国有制）、官督商办（类承包制）、官商合办（类合资制）、商办大型近代企业大都处于国家控制之下（这些也是当下所普遍存在的），政府身兼“规则制定者”、“裁判”、“球员”三重角色，严重挤压了私人经济发展，导致贪污腐败，以致费正清感叹“十九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大体上是白忙一场”。其次，世界大萧条之后的1934年，国民政府对经济的统制倾向开始转化为经济政策，抗战胜利后国有大企业批量涌现，将国家资本的膨胀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造成了效率低下，贪腐猖獗（最近刚热播过的连续剧《北平无战事》多多少少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这也加剧了其统治的崩塌。再次，进入全面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推行的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登峰造极的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第三次尝试，最终形成了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再加上政治干扰经济，导致经济极度低效率，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
观察二：非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在产值贡献方面还是在解决就业方面均居于绝对主要地位，且比重不断上升。相反，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让国有经济主导、政府主导，势必会导致四大问题：效率低下、贪腐猖獗（除非完全没有市场的元素，如计划经济时代，但效率最为低下）、挤压民营经济、机会不均等社会公平正义严重不足，这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根本冲突的，并将阻碍中国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也无法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观察三：政治干扰对经济的影响最为严重，新中国成立以来九次经济大幅下滑（分别是1954年、1957年、1961年、1967年、1976年、1981年、1989年、1998年和2008年），其中有五次（1957年、1961年、1967年、1976年和1989年）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这说明，再大的自然灾害或经济原因，也不如政治干扰对经济的影响严重。政治干预经济，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怀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大方向，遇事上纲上线，将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这些都有可能出现损害或否定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颠覆性错误，因而不应该挑起这样的争论。这种政治上事事上纲上线的高压态势，处理不好，有可能冲击经济工作这个“中心”，使中国政治面临重蹈“文革”时代覆辙的危险。但让人忧虑的是，当前似乎又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且有加强的趋势。
观察四：渐进式和激进式改革要辩证看待，不能绝对化。对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不同路径的比较，不能简单厚此薄彼。在各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初始条件下，也许都是相对最佳选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单一经济改革策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激进变革可能引发的社会失序和动荡。但是，这也使得很多问题和矛盾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累积起来，很多人身在其间却浑然不觉。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虽没有取得如中国这样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短期内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震荡，但通过综合全面整体改革，短短20多年奠定了长远发展的制度框架，且民生问题也处理得很好。
重发展、轻治理所导致的问题与危机：过去30多年的改革更是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逻辑，而较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国家治理的逻辑。依循单一经济改革这样的非均衡改革路径，使得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面临各种问题和危机。现有发展模式表现出“两头冒尖”的基本特征，成就巨大（如经济高速发展，使中国重回世界数一数二经济体的位置），问题亦突出（特别是社会公平正义不足）。即便如此，也出现了新特点。此轮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由于要素红利、外贸红利的消退以及中国自身传统发展模式中不断累积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开始集中爆发，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持续滑坡。
这些深层次问题和危机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政府干预过多、寻租贪腐猖獗、挤压民营企业；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驱动转型维艰；公共服务缺位、贫富差距过大、公平正义不足；伦理道德滑坡、诚信友爱缺失、社会浮躁不稳；生态环境恶化、污染生存危机、资源约束趋紧。此外，还面临着长治久安的问题：如何才能跳出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所论及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问题；如何改善民族关系、周边关系，建立和睦、和谐的内外部环境问题等。
上述问题和危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各领域，是中国下一步以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转型发展、创新驱动，决定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命运，实现长治久安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由于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存在不同思想、不同观点、不同解决方式的尖锐交锋，再加上改革成就巨大同时问题也十分严峻这样“两头冒尖”的状况并存，中国改革大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
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在于目前半市场、半统制的双重体制，政府不应有的权力过多，而本应肩负起的维护和服务的职责又做得很不够，政府角色过位、缺位和错位大量存在，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导致“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从而没有形成有效市场、有限政府及和谐社会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与长期以来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缓步推进甚至不进的非均衡改革方式有关。
改革的残酷性与艰巨性：中国历代社会经济变革也可以对当下的改革有所启迪。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在大多数时候，尽管改革和变革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但基本都不成功或改革者没有好下场。既然改革有社会进步意义，那么为什么难以成功，且很少有改革者能功成身退呢？实际上改革是非常残酷的，是需要大智慧和冒大风险的。许多反对改革的人很可能是做出过贡献、甚至重大贡献的好人和能人，这些人具有很大话语权。但是,他们或由于理念不同，或由于相对地位、名声、利益下降，更可能的是自己的东西被改掉而不高兴，当然也可能是改革本身的方式方法有问题，而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比如，商鞅变法所创立的一套行政管理机制体制沿用两千多年，至今在中国的行政体制里面还有很深的烙印和痕迹，具有很大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是，商鞅没有树立起势，其改革得罪了旧贵族阶层。秦孝公去世后，旧贵族挑拨继位的秦惠王以谋反罪逮捕商鞅，商鞅被秦国发兵讨杀于郑国，死后还受车裂之刑。王安石、张居正、光绪皇帝所进行的变法，结局也大都悲惨，不是被流放、罢黜就是被囚禁。
此外，由于革命是革他人的命，而改革是革自己的命，从而异常艰难，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去做。中国的改革和变革常常是被逼到崩溃的边缘，被逼到一个死角，才会有动力去改革，这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问题和矛盾积压越深、越多，改革的成本和难度往往会越大，使改革无法进行，而不进行改革，最终往往导致社会停滞不前，出现朝代不断变更的现象。这和个人有病都急于去医治的情形很不一样。为什么个人都不愿拖而改革不到万不得已才改呢？这是由于，治病只是涉及自身，身体和性命都是自己的；而改革却具有极强的外部性，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而易于遭到反对，改革者吃亏不讨好，大家都在博弈，只有将大家逼到一个死角的时候，才会有动力去改革。这就是改革的艰巨性、残酷性，所以往往很难成功。
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为什么能成功？首先，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走对改革的方向，符合国家的前途和客观现实，也就是“明了道”；其次，他有无法撼动的巨大威望，所以“树了势”，同时“顺了势”，顺应民心，顺应了世界潮流；再次，在技术层面上，他正确处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进行“放开”和“开放”的改革，方式方法对路，也就是“优了术”；最后，他抓住了改革的时机和时间窗口，也就是“抓了时”。所以，做成事需要综合治理，需要做到道、势、术、时四位一体，即明道、树势（顺势）、优术、抓时（择时）。这是历史和实践给我们的启迪，同时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对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也依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逻辑
第二个关键词是逻辑，治理和发展的逻辑。不深刻理解社会、国家治理的逻辑，经济发展的逻辑，就不可能深刻理解改革的逻辑，从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治理也好，发展也好，首先还是要立足人性、立足于客观现实约束条件。其中，个体（无论是国家、单位或个人层面）追求自身利益的自利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更接地气的表述，就是“装”，说出的话人们不知是否是真话，即使两眼盯着看，人们也不知道你是否在听）就是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并且是并存的（如果只是个人的自利性或信息不对称，那都很好办，强迫命令、计划经济就能解决问题），这也是机制设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出发点。
治理的逻辑：改革与治理，归结起来也就是制度、体制机制设计的问题。制度也有好坏之分，它的设计要顺从人的利己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它，这也很难做到。人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向什么方向引导。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不同的权衡取舍结果，从而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这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说得更通俗和接地气一点，就是：制度不好可以让人变成鬼，制度好甚至可以让鬼变成人。
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处理如何，往往决定了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而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者正好对应国家治理中的三个基本要素：法规治理（Governance）、个体激励（Incentives）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三大基本要素。只有三者联动和互补，方能真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会对社会的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无欲无刚”的导向和形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并且对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多有着墨，但是对于政府与社会的边界界定和关系处理问题说得很少。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处理不好社会与政府、市场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应该与政府、市场一道，成为国家公共治理模式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当然，三种基本制度安排既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也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需要各就其位及互动互补的联动。道德说教的社会规范依靠对人性的改善，最节省制度成本，但常常会缺乏约束力，且适应范围有限；强制性的法规治理或政府干预信息成本大，代价高，干预过多会有损个人自由，因而适应有度；与其他两种方法相比，在信息大多时候不易对称的客观现实下，激励机制的制度规范是最有效的，它能够诱导个体在追逐私利的同时采取相容于总体目标的行动，但也需付出信息成本。
不过，三者中法规治理是最根本的，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决定了激励机制设计的效果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好坏。好的法规治理更容易导致好的激励机制的产生和好的社会规范的形成，而坏的法规治理往往更容易导致坏的激励机制或激励扭曲和坏的社会规范，这就是法治的极端重要性。
这样，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个三维综合治理框架中，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既可以让市场有效，成为促进经济改革发展的动力，让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发展；也可以让市场无效（政府角色过位，干预经济活动过多），导致社会矛盾重重（政府角色缺位，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过少），成为巨大的阻力，因而一定要定位恰当。只有政府这个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定位恰当，得到合理控制，市场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充满活力；只有政府维护和服务的“援助之手”发挥作用，社会才能变得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和谐稳定。这样，政府既是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更是改革的对象。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成了改革的关键和重要突破口。这也是下一步改革的最大难题所在，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推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也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这对于政府切实从全能型发展政府向有限型服务政府的职能转变，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具有重大影响，是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机制设计问题。
不同国家受各自历史、文化、政治等特定国情因素的影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但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中国应围绕以下三个基本原则来处理此议题：
——外部经济性。政府的基本职责可用两个词概括，就是维护和服务。这二者都需要公共产品来实现，而公共产品具有外部经济性，且这种外部经济性也存在着受益或影响范围的差异，从而就存在一个事权分布的最适度。即，那些全体民众受益的公共服务如国防、外交等应统一由中央政府负责，而那些以特定区域民众为服务对象的公共服务如消防、治安等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对于外部性是跨区域的公共服务如环保、部分社保，则应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
——信息有效性。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往往更加了解所辖区域内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特定偏好和不同需求。面对不同事项所对应的不同信息分散分布情况，其监督成本尤其是信息成本是不一样的。一个原则是信息越不易对称、处理越复杂的事项应该赋权由地方政府来单独或与中央政府合作管理。这也是施蒂格勒—夏普的最优分权论所持的基本观点，即地方政府分权的必要性。
——激励相容性。在现有的国家结构和政府架构之下，大量的事权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容易出现权力责任错位、要权却不担责、互相扯皮推诿的现象，从而使得中央的很多政令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很多好的政策目标难以落到实处，难以实现激励相容。所以，一个好的事权划分体系，应该能够使所有参与主体按照自身的目标和利益动机去运作，也就是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同时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富民才能强国的发展内在逻辑：在理解社会、国家治理的逻辑的同时，我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要有更深刻的认知。为什么之前的强国实践会先后失败？为什么洋务运动时期、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三次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尝试均未取得成功，而改革开放能够成功？其强国路径的内在逻辑是什么？结合历史上国内外几千年的强国实践，以及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经济社会发展内在逻辑，必是：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保私权，必限公权。
欲强国，必先富民。遍览古今中外，我们找不到一个忽视富民却取得国家富强的成功例子，无论是苏俄、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中国的洋务运动，抗战前后的国有化运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国家作为投资主体，而民间投资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一味追求国家的强大而忽视民富，最后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其实，早在3000年前姜太公就曾言谏西伯侯“王者之国富民，霸者之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无道之国富君廪”。
欲富民，必赋私权。富民是强国的基础。十七届五中全会就已提出了富民目标，但是如何才能富民，目前仍然缺乏明确的认识。许多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忽视根本性的制度安排。这种负面政策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富民，反而成为富民的障碍。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富民呢？根据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由于一个经济社会受到个体逐利的约束、资源的约束、信息不对称的约束，要实现富民，首先要赋予公民基本的私权，最核心的是基本生存权、经济自由选择权、私有产权。生存权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私有产权是激励保障的前提，而在信息不易对称的客观现实下的经济自由选择权则是效率的根源。
私有产权的明晰也是法治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有助于市场秩序的建立。其实，秦商鞅就曾以野兔为例阐述产权明晰可起到“定分止争”的关键作用，他在《商君书》中写道：“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而逐之；名分己定，贪盗不取。”其大意是，众人之所以追逐野外奔跑的野兔，并非因为可对野兔分而得之，而是因为无主的野兔给大家提供了积极争取所有权的动力。被捕获的野兔在市场上出售，因为其所有权既定，他人就不能随意盗取。所以，产权是否明晰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当前贪腐猖獗除了那些干部本身的素质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公有产权没有明晰界定，就可通过手中的公权力进行寻租所造成的。
保私权，必限公权。个人的生存权、经济自由选择权、私有产权的真正落实，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基本的法律秩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以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无限放任，防止和应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并且有相应激励履行自己的职责。要成为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是一个定位恰当的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以预先制定的规则来划分政府和个人的权利范围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
这样，治理的逻辑和发展的逻辑二位一体地组成了改革的逻辑，长治久安的逻辑。当然，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从改革的方式方法来说，还有五大基本原因：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推行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实行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地方政府分权鼓励区域竞争；以及以渐进改革策略促平稳转型。这些在书中都有详细论述。
三、未来
第三个关键词，未来。中国改革的未来往何处走、走向如何？下一步怎样改革才能解决前面提到的严重的问题和危机，避免改革失败，同时解决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长治久安呢？从改革的具体任务和方法两个维度来刻画下一步改革的坐标点，分别是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的“四个转向”，以及正视改革艰巨性、用好改革方法论。
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的“四个转向”：改革千头万绪，但是下一步改革任务的目标和重点脱离不了“转型发展、联动改革、政府治理、世界领导”这四个方面转向的基本内涵要求，即：
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所必须经历的三个驱动的阶段。中国目前还处于一个主要依靠要素驱动的阶段，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效率驱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垄断过多、干预过多、竞争不足，再加之教育体系缺乏对于人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性思维的构筑，也使创新驱动的能力和动力严重不足。总体上，实现创新驱动应让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挥更大作用。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内，民营经济是最有效率、最富创新能力的，是发展的主驱动。然而，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继续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这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目标不相容的。我们不能忘记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三次（即洋务运动、抗战前后国有化运动及计划经济的实践）企图通过国有企业作为主体来强国的变革尝试的失败教训。
二是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改革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社会变革，因而必定是一系列体制机制的转型，是制度的大规模变迁。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组行为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相互关联，支配和约束着社会各阶层的行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正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和关联。如果还是只在某些方向上进行零碎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成功的，这种全方位联动改革必须以法治为枢纽耦合和整合好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个基本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以此规制和引导个体经济行为，实行综合治理，这样才有可能同时解决好发展和治理的逻辑依归问题。
三是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当下中国改革的关键是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先决条件是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并存的问题。因而，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即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并将各级政府机关和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具体来说，需要进行两个转变：其一，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有作为，不在于其管得有多宽，而在于管理的范围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是否让市场、让政府有效。政府的触角无所不至，过度干预经济，使得规则让位于“关系”，说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极不成熟。政府公布“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有助于推进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厘清，建立有限、有效政府。其二，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消除政府角色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并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力度，弥补直至消除政府角色缺位的现象。
四是从国际体系追随者转向未来世界领导者。中国已经被历史推到了这个角色，从一个事不关己的非领导者，变成一个主角，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严苛的要求。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未来10—20年里，中国真正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仅满足于做一个追随者，应学会去担纲世界的领导者；不能仅满足于做一个经济巨人，应对世界文明贡献有益的价值元素。因而，中国要真正实现从国际体系追随者向未来世界领导的转变，就不能被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冲昏头脑，必须平衡好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国家权利与国际义务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
用好改革的方法论、选用改革的操盘手：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之路将异常艰难、狭窄，充满对立和冲突，具有很大的变数。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改革的关键是要同时解决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但由于当前社会的刚化和严重分化，让改革陷入两难困境，改革的空间异常狭窄。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和冲突：其一，30多年单一的经济改革已造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权贵集团，是当前许多弊端问题，特别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根源，但这些人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是既得利益者，成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其二，由于单一经济改革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和社会公平严重不足，广大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阶层对当前社会严重不满，许多人甚至将问题归结为是改革带来和造成的，从而很难形成改革共识，也很难平衡好分权和集权的关系。那么，如何走出这个改革困境？一要用好改革的方法论，二要选用改革的操盘手。
用好改革的方法论：一方面，面对全方位联动改革的稍纵即逝的机会窗口，我们要不失时机地加以推进，并按照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治理之道来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建立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具体到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建立成功改革的方法论：
第一，允许理论探讨、理论先行，创造鼓励改革理论探讨的氛围，凝聚改革的学理共识，增加改革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第二，发挥中央权威的引领和主导作用，对改革的大方向、大方略、大方针进行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并通过中央决议、政策或法规确定下来；第三，满足改革的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让大众从改革中获利，形成上下一致的联动改革共识、势能和动力；第四，综合运用“情、理、利”三个制度安排，解决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目标落地和具体实施问题；第五，找准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并发挥其外部性和延展性，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突破；第六，在“效率、公平、改革、发展、稳定、创新”这样一个六位一体的互动框架中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搭建支点。
选用改革的操盘手：尽管改革方向、目标、愿景、战略的把握、顶层设计及领导的作用极端重要，但也需要一批操盘手和干将来具体推动、操作、落实改革的大计，否则也不可能成功。当前，中国一些由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学者型官员领导的部门，在前瞻性地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如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因此，中国改革的未来，关键还是要用好人、用对人、搞对激励，要将从理念到行动勇于改革创新的人放到重要领导位置。通过法律法规规制和政绩考核牵引，形成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氛围。
注：
本文根据田国强教授2014年10月30日在陆家嘴读书会的发言整理和扩充而成，主要是对其与陈旭东合著新书《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核心内容和基本论点进行归纳介绍，并对当前改革发展形势给出了新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