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有关智库建设的讨论很多。不论叫什么名字，古今中外，智库都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历史的进程之中。现在智库建设的凸显，其时代背景是什么？影响在哪里？目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
新型智库研究的效果、质量要求更高
记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哪些特点，新在哪里？现在为什么把智库建设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竹立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新型智库。我们国家的智库存在的时间非常悠久，但大都是政府主办的智库。这样的智库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各部委，政府机构研究室，为各行业的政府政策制定提供政策支持或建议；另一类也是属于政府主办的范畴，像重点大学的重点院系、研究机构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都是政府主导型智库的主要代表。另外还有外交、国际关系、国家安全方面的智库，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
我们现在要办的新型智库与传统智库的区别在于，传统智库是政府主导，新型智库有政府主导的，但一般来说是社会主导。政府主导型的智库经费来源、人员编制、运行经费、课题选择都来自政府。社会主导相对来说，自由度比较大，它的经费来源、课题选择、运行经费，主要是通过市场来募集，自主选择研究课题。
新型智库以市场为导向，智库的产品具有竞争性。新型智库是自主运行，从课题选择到运行方式有很强的自主性。政府型智库是非自主性，是按照政府委托来进行研究。从效率方面来说，新型智库的效率更高，因为有市场压力。新型智库研究的效果、质量要求更高。新型智库要在市场上获得认可，意味着必须把课题委托给懂行的人，能够对社会现实、社会问题有深度研究的人，能够全身心投入的人。
我们发展新型智库就是要动员社会力量来参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来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使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更精准、到位、有效，为推动社会进步提供正能量。换句话说，新型智库就是要群策群力，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课题的主持人是得到同行和社会认可的真正的专家，其政策意见更公正、更科学，而不是具有行政职务的官员。
警惕新型智库的行政化趋向
记者：中国目前的智库建设是什么状况？存在什么问题？
竹立家：总的来说，中国的智库建设还在起步阶段。中国智库建设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主导型智库占智库的比例非常大，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还是政府主导的智库在发挥作用，新型智库发挥作用的范围、效果、影响力还比较小。
目前，新型智库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搞不好就会与政府主导型智库区别不大。从现有的一些新型智库来看，大多是一些退休的“前官员”占据民间智库的领导岗位发挥余热。其眼界、思路、知识高度和厚度、认知水平、课题选择范围等多多少少存在问题。不可否认，退休官员与政府联系的渠道畅通，影响力大，在拉课题方面能力比较强，这有利于新型智库在成长阶段的生存能力。但另一方面，如果以退休官员为主导，会让新型智库的运行机制发生扭曲，自主性降低，从而导致新型智库的行政化趋向比较严重，这是一个大问题。
发展新型智库还是要强化知识分子或专家的主导作用，给专心治学的专家以机会，不能浪费稀缺的智力资源。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与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有很多关系。因此，要激发当代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发展过程，参与国家建设过程的积极性，把他们的智慧发挥出来，让他们想好办法和提供好建议。如果还是少数几个人，或是退休官员来主导新型智库，会把真正的知识分子排除在外，又会把智库搞成官僚化、行政化的机构，最终变成“养养人、排排位”的官僚机构。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
记者：说到智库，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它的工具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的深刻影响在哪里？
竹立家：从本质上看，智库不光是“工具理性”的，它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结合。任何国家的智库首先是工具理性的，它首先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政策目标、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文明发展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智库又是“价值理性”的，它的研究必须服从于这个国家的“国体”，即体现宪法的原则和价值。换句话说，必须体现这个社会奉行的主导价值。由于新型智库主要是由这个国家具有高度“公共精神”的“知识精英”组成，他同时具有“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双重身份，或者就是一个“有知识的老百姓”，可能会对社会现实、政策效果、人民需求等体会更深、理解更透，因此，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判断、社会调查范围的把握等就会有高度、有精准性。
把知识分子放在智库研究的一线
记者：您也说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很强的自主性，那么我们怎么看这种自主性和学习借鉴的关系？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竹立家：我们讲中国新型智库的自主性，不光是政策层面，它还是一个学术层面和经验层面的概念。
中国新型智库说到底，就是要在政策课题的选择，提出政策建议的研究方面，要有自主性。所谓自主性，也就是指政策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要实事求是，敢说真话，真正认识到“问题域”的边界和范围，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更有实效性，这就是新型智库的特点。即对现实有精准把握，对未来的改革方向、发展趋势有比较精准的预测，这种预测要来源于经验、来源于事实、来源于发展过程。智库的作用就是对政策的制定过程提出好的建议，对未来的结果有一个精准的说明，对问题号脉要准，要讲到点子上。智库就是对症下药，要关注当前，着眼未来。
为什么国外的智库很有名，就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非常客观、精准、规范、有效，国外智库是靠研究结果的公信力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国外智库有一套好的研究办法，比方在美国，一个专家带一个项目组，研究人员的自主性不受行政干预，不受权力干预。在中国，有些研究课题的选择，价值和意义要打问号，有的甚至是浪费国家资源。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没有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在智库中的作用，没有把课题交到真正的专家手中。只有把知识分子放在一线，进一步去官僚化、去行政化，才能把研究课题真正做好、做扎实。
为新型智库提供法律政策支持
记者：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除了智库自身的努力，政府和社会需要做些什么？
竹立家：目前，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和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太成熟，新型智库要健康发展，法律保障是前提。以前，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智库的发展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现在，中国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导致中国社会问题领域扩大，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在公共政策上放宽新型智库的注册权限，提高智库注册的方便性。现在，新型智库注册比较难，限制较多，还存在一些障碍；同时，政府要加大法律法规上的扶持力度，比如政府要购买公共服务，可以增加面向民间智库的力度；另外，在调研调查方面予以支持，提供方便等。总之，中国新型智库的发展虽然刚起步，但是前景看好。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