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中国高层屡次强调要加强智库建设以来，智库似野草般在全国范围内疯长。一时间，大学、媒体、企业等一拥而上，争相建立智库。
中国当前的确需要一些高质量的智库，但“智库热”出现了过热趋势，其原因一是智库创立者有抢夺政府政策红利的目的，二是，许多学者试图将“学阀”秩序的制度化。其中也不乏跟风者：每次政府颁布带有某种信号的新政策，总会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增量改革空间越来越小，存量改革难以推进，对新政策资源的抢夺，向来是先下手为强。
不过，最令人担忧的，乃是“智库热”在大学的出现。“中国智库索引”（简称CTTI）显示，中国共计248家高校智库（本文高校特指大学）。数量似乎并不惊人，但要知道，不少高校智库并未列入CTII。
“智库热”是大学重心的错位
“智库热”的弊端是大学重心的错位。例如，有的顶级高校公开强调，要举全校之力建好某某智库。要知道，大学的首要任务乃是教书育人，其次才是基础研究，最后方为政策研究。举全校之力发展以政策研究为主要任务的智库，属于典型的本末倒置。
其实，这样的现象乃是中国高校长期在市场化与行政化的双重影响之下畸形成长的必然产物。市场化使得大学教育资源的公共色彩逐渐淡薄，无论是大学教师还是大学本身，都出现了浓重的逐利性导向。教育公共资源未被充分用于公共之善，却被许多大学据为牟利之资。行政化则一方面造成大学异化为社会工程，另一方面使得学术资源分配机制呈现出围绕权力的“核心-边缘”格局。“智库热”在大学中出现，则是典型的行政导向行为。
大学争先恐后地创办智库，同样出于抢夺资源的需要。在中国，高校资源主要由政府提供，而课题项目经费则是主要的渠道之一。智库可以更好地调配内部优势资源，如学者，产出可供资源置换的政策报告或建议。尤其是政府加大力度鼓励智库建设，许多大学预期将会有大量资源通过智库渠道注入大学，大学也就有强大的动力建设和发展智库了。据统计，中国高校累计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4.3万余份，有2.2万余份被采纳。采纳率如此之高，大学如何不热衷于智库建设？更何况，智库的存在帮助大量有志于成为“国师”的学者获得了“上达天听”、赖以获得项目经费的渠道（可参考拙作《中国学者的“国师情结”》）。
大学建智库行为本身不应受到苛责，但如果将精力倾注于此，则失去了大学存在的意义。大学存在之根本，乃是育人。即便在中国古代，“大学”也会与行政机关和行政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坚守“传道授业解惑”之要。古代所设太学、书院、学馆等，目的乃是为朝廷培育人才。这种教育虽然带有强烈的工具色彩，但无形的“道统”也不断在一代又一代师生中传承，甚至在面对强大的公权力乃至皇权时，许多文士都保持着难能可贵的卫道精神，与皇帝面折庭争。直至清代，皇帝采用严酷的思想审查，从根本上灭绝了“道统”，中国文士才真正开始向朝廷匍匐于地。现代中国大学一方面保存了古代文士浓郁的入世和治世的情怀，教育工具化色彩浓厚，另一方面也积极融入当今行政资源分配的体系，接受权力对教育与学术的主导。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乃是权力结构对中国大学的知识范式的建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就曾撰文感慨，身边许多人指出自己做智库是在“贴现自己的学术生命”。对此，聂辉华教授在文章里暧昧地承认自己被体制“包裹进去”。大量青年学者舍弃了基础研究，转而将重点放在回报更丰厚的政策研究上。而主流的政策研究的前提在于承认和接受体制的合理性，且作为研究对象的政策和政府都是不透明的，政策研究难免沦为盲人摸象。
聂辉华的感慨折射出大学学者的无奈。体制犹如巨大的熔炉，丰富的资源吸引着大量困窘的学者，义不容辞地投入到为了该体制更有效运转的建设当中——只是多数的学者其实是被困死在了“楚门的世界”。
可以说，中国大学在面对行政化和资本化力量时少有作为，学生则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西方大学中的“反建制”力量
在西方，大学千余年来一直在与权力和资本顽强斗争，其中既有困守一隅的悲壮，又有引领时代的意气风发。
大学在西方世界的起源，始于教会/教堂为了培育专业性宗教人才而成立的教育场所，主要面向神职人员。不过具有现代色彩的大学，则被广泛认为应是建立于11世纪晚期的博罗尼亚大学和12世纪初期的巴黎大学。这两所大学率先开始面对世俗公众招生，尤其是巴黎大学甚至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文艺复兴使得世俗人文精神拥有了独立于宗教神学的地位，以日内瓦学院和莱顿大学为代表的新教大学，在课程当中积极引入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随后，经历了启蒙运动对知识范式的法权化建构，以及工业革命对知识范式的资本化建构，以柏林大学创建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正式诞生。
如今在西方大学中所秉持的“学术自由”之理念，也是大学长期在与政府和教会的斗争中赢得的。这份长期的斗争意志塑造出大学内浓郁的“反建制”精神。这种“反建制”精神的斗争对象是精英理念，以及被主导权力建构的社会教条。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便是美国的大学成为反对越南战争的最主要阵营，激起全美社会激烈的反战舆论，间接导致了美军撤出越南。
大学，原本就应是一块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带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所在。“反建制”的核心并不在于反对一切体制及体制因素，而在于跳出体制内固有的思维、理念和利益格局去思考体制本身。否则，当“反建制”力量不存在，体制调整依赖于体制内部力量的博弈，那么体制就缺乏真正革新的动力。因为“反建制”本质上反的是精英及其话语权，精英群体不可能改革他们所领导和得益的体制。作为“反建制”的集大成者，卡尔·马克思对欧洲当时统治力量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为欧洲社会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巨大的思想力量。
热衷建智库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大学强烈的“入世”欲望与面对市场化和行政化的无能，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学学者身上失去在西方学者中常见的“反建制”的色彩。当大学和学者沉迷于创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焦虑感自然会在学生中蔓延。校门不再成为丛林社会的隔离墙，任由弱肉强食的理念侵蚀学生的心灵，那么本来最应成为这一法则坚定反对者的“反建制”力量的学生，也会向精英和他们所建构的社会规则臣服。
大学可以引导学生发现世界运行的规则——尽管有时真相是残酷的，但也要鼓励他们为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努力（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尽管在大人的世界里显得十分幼稚。
去年12月初，笔者考察了哈佛肯尼迪学院，该学院本应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但却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有一名中国学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她说，哈佛肯尼迪学院给予她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让她拥有了超越世俗成功定义的更多可能。大学需要解构世俗，更要超越世俗。
大学如果对建设智库倾注太多的精力，不仅是对基础研究的过度贴现，更是对教书育人的不负责任。对智库的执着容易落入“楚门的世界”，因为他们所得到的研究对象不过是实相在那个世界的投影，而他们的一生都是在一套精致的人为规则下围绕着一个虚像打转。然而，即便知道真相，又有多少人愿意离开？外面的世界，或许更为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