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历史总结，也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1]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变革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建构新型的治理机制，尤其是政务处置机制。高效的政务信息处置机制是提升公共治理效率的重要保障。于是新的政务方式——智慧政务悄然兴起。
2014年，国家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融入智慧城市概念”。该文件明确了未来六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发展目标及实施方法策略。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议题是如何改变现行的政务模式，大力发展智慧政务。“智慧政务”主要依托物联网、互联网以及云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平台，将政务信息高效处置机制引入到公共部门治理流程中来，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共部门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突破时间空间和部门信息分割的约束，实现公共部门组织结构和操作流程的重组优化，进而全方位、不限时地向公众提供高质量、严规范、全透明的管理服务，实现对传统管理体制和方式的深层次变革。这必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法途径。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现了办公自动化，即电子政务的最初阶段；1993年底，启动了为实现管理服务电子化的“三金工程”（金税工程、金关工程和金卡工程）。20多年来，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迅速有效地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促进了政府管理方式创新，推进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进程。移动政务作为电子政务与智慧政务的中间阶段，突破了电子政务的功能局限，主要依靠移动通讯技术实现政府远程政务数据采集、查询、无人化自动监控等管理行为，常用的信息工具有：手机、PDA、无线网络、蓝牙、RFID等。譬如，在2004年，广州移动公司率先为广州国税局开通了12366税务信息服务平台，通过移动政务办理各项税务事宜，节省了大量政务开支。电子政务、移动政务的高速发展为智慧政务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2012年12月，为规范和推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国家发布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两个文件，正式启动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确定了90个城市作为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城市；2013年，又确定了103个城市（区、县、镇）作为第二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早已从概念“导入期”进入了务实“推进期”。城市管理理念与方式的变化必然引发政府政务模式的变化，然而电子政务建设的滞后难以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因此，诞生了新的政务方式“智慧政务”。
智慧政务以现代信息技术（云技术）为基础，通过全面感知、信息交换、流程整合、数据智能处置方式，将社会治理优化，实现公共治理高效精准、公共服务便捷惠民、社会效益显著的一种全新政务运营模式。“智慧政务（见图1）由服务（Service）、管理（Management）、应用平台（Application platform）、资源（Resource）及智慧平台（Wisdom technology）五个要素构成，首字母组成了英文“SMART”作为其代名词。其中技术和资源是智慧政务建设的必要投入，是实现智慧政务的重要基础；应用平台是智慧政务建设的必然产出，是智慧政务的支撑手段；管理与服务体现智慧政务的建设效果，管理是服务水平提高的重要保障，政府服务是智慧政务的根本目标。”[2]智慧平台，其主要包括：政务云桌面、政务云数据、开发平台等信息技术。
智慧政务是公共部门管理从服务型走向智慧型的必然趋势。智慧政务基于政务一体化云平台而开展包括智慧公共服务、行政审批、内部管理、领导决策四个主要政务内容的工作（见图2）。它将公共部门的四大职能智慧化、网络化、3D可视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政务窗口服务进行信息化改造。用户可以通过部署私有云，来创造良好的网络政务环境。用户（民众）可将个人信息资源存储在“云端”，云服务提供商则将这些信息资源、基础设施、软件通过网络发送到终端用户（包括公共部门、用户端）的手机、笔记本等信息设备上。电子政务轻易实现了政务办公数字化、互联化，但其管理服务仍然较分散、被动。智慧政务注重公共部门发展模式的变迁，实现了一体化、集约化、平台化管理方式。与传统电子政务相比，智慧政务具有透彻感知、快速反应、主动服务、科学决策、以人为本等特征。
智慧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政务公开、社区行政服务及统一的公共通讯平台建设等；智慧行政业务主要包括跨部门协作智能办公、阳光政务运行、社区综合管理；智慧综合决策主要包括：领导决策服务、行政效能管理、综合信息跟踪等服务。政务一体化云平台主要包括政务云安全技术管理，云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等基本技术支撑。各具体政务部门系统（工商、社保、民政、卫生、教育等）都自动与政务平台实现数据对接兼容。一方面，智慧政务系统自动获得来自各方面的信息数据；另外一方面，各政务系统可自动下载政务处置后的数据结果，实现双向互动、智能处置，提高公共部门办公、监管、服务、决策的智能化水平，形成阳光、高效、敏捷、便民的新型政府。
智慧政务能提供高效率、高质量、无缝隙、集成化的公共信息和服务，能实现政务运行的程序化、规范化、透明化，有利于增强政府与个人、企业以及社会的双向互动。公民可以建立自己的个人信息云数据（包括身份、户籍、家庭、账户、工作等生活相关信息），然后政府部门云端与个人云端实现自动连接。以下列举典型的智慧政务活动。例一：当用户需要办理政务事宜时，可以在私人云端提交个人电子申请，而无须亲自去政府部门；政府云平台可以接收数据依据设置程序与法规，自动进行审查、审批。例二：利用物联网技术对山体形变进行全时监测，可以对滑坡进行自动预警，实现自动防灾。例三：公安部门建立公民指纹与人脸资料数据化，当罪犯潜逃时，安装在流动人口密集场所的人脸识别摄像头一旦获得人脸信息，即刻传送给附近公安部门，并实现自动响应，自动呼叫离罪犯最近的警察，自然容易将罪犯抓获。例四：智能监管系统可以自动比对企业数据，自动发现企业偷逃税等行为，智能化的移动执法系统可以自动根据程序设定需求自动调取有关材料，生成行政处理罚单，方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例五：当建立了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后，每种食品包装都有电子条码，电子条码记录着（食品来源，加工企业、价格等相关信息）。顾客购买商品时，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扫描，马上就可以连接到数据云端自动下载查询到该商品的信息。如果发现有任何质量问题，马上就可以向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网络投诉，进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就可以及时检查该商品，从而能实现食品安全全时、全民监管。此外，我国即将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国家将建立以政务、商务、社会、司法等四大领域为主体的信用体系方案，预计到2017年，将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统一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减少各项政务流程审批手续。这实际上都是智慧政务建设的初始工作。可见，智慧政务比电子政务更先进、更智能、更高效，因而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开始投入了足够的财力、物力，建设智慧政务提升为民办事能力和水平。典型的城、乡智慧政务建设列表如下：
可见，多年来电子政务与移动政务的高速发展，为智慧政务奠定了良好的实现条件。发达城市的公共管理部门都正在尝试构建智慧政务平台，以期解决复杂的政务数据处置、政务信息沟通不通畅、政务流程复杂效率低下等棘手难题。智慧政务建设能有效挖掘、分析处理各种政务信息，能节省大量的政务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增加政务的透明性与公正性，可为社会经济运行态势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力的方法手段，这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国家治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法制化、高效化与协同化，这不仅是我国变革社会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趋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提升公共部门管理现代化水平，这就需要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各种方法，将社会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治理效能。智慧政务拓展了政务信息获取方式，变革了传统的政务模式，也将促进国家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智能化、精细化、高效化，也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法途径和选择。
智慧政务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技术基础。政府治理工具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智慧政务既蕴含着技术工具要素，也秉承着追逐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智慧政务主要依托政务云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物联网和云计算是现代计算机网络智能化发展的新阶段，主要通过数字传感器、电子控制器，将交通物流、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智能消防、工业监测、个人健康等各领域多样性、碎片化的政务信息上传到政务云端，然后然后由计算机大数据处理器（云处理器）进行数据分类甄别，再进行网络政务智能化处置或者人工政务处置。说到底，智慧政务就是高科技网络技术与数据处理技术在国家治理过程的综合应用。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信息技术在公共部门的简单应用，更多的是涉及政府、政府管理和政府服务范围内的公共管理活动，特别是公共部门职能体系的变革。智慧政务建设实现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的协调发展，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完美结合，建立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模式，实现善治，促进善政。然而，虽经经历了电子政务、移动政务二个阶段，却并未实现治理制度的深层变革，仍然停留在“外延式”的技术发展与应用，缺乏“内涵式”的价值增值与转变。智慧政务即将突破原有管制型政府的基本职能，从根本上转变公共管理部门根深蒂同的管理意识和行为习惯，实现从低层次的感官管理方式向高层次信息智能化管理方式的转变，这也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智慧政务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全面改革不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努力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就是要实现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权力配置、机构设置以及权力监测都要做到有规可守、有制可行。智慧政务在治理理念上视公民视为平等的主体，倡导公民、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社会管理，打破官僚制权利集中的束缚，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智慧政务改变了信息分层传输的障碍和扭曲，实现公共部门信息的最大程度地共享，自然也将抑制组织机构向层级数膨胀；智慧政务可以通过网络技术的人为设定，进一步简化与完善政务流程，有效地避免了繁琐的行政程序中出现权力寻租行为。譬如，安全性高的数据云端可自动监察公民身份的审查，可以让每一个合法公民都可以在数据云端自由查看公共部门的政务办理程序等相关行政行为；公民也可以依靠网络进行民主监督、网上评议、民意调查、公民投票等等，这实质上就是落实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具体措施。再如，通过智慧政务OA系统，能在关键环节上设置不同的权限管理，实现业务流程中的权责明确，进而确保政务程序的不可逆性，促进政府工作程序的规范化，这对现有政府来说是治理方式创新，能有效减少了当前公务人员在履行职能过程中的随意性。
智慧政务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民主化。推进社会治理民主化是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题中之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网络信息化的不断加深，我国公共管理部门治理面临着深刻的治理困境也出现了新的治理价值取向，这其中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各公共部门倡导社会公民参与，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加快。实现社会治理民主化，就要首先实现社会与国家治理资源的整合。华中师范大学程又中教授所言：“实现民间社会治理资源与国家治理资源的对接与互动，将会大大提高基层治理实效。”[4]智慧政务依托计算机云技术，容易实现数据监测、数据处理、数据统计、绩效考核等电子系统全程监控以及自动纠错，保证政务系统数据安全可靠性，能够实现“执行与监督相分离”；智慧政务能整合社会治理资源与国家治理资源，能唤醒公民意识，扩大公民参与范围和渠道，有助于强化民众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政务信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能实现各个政务部门信息数据的“无缝对接”，进而促进审批职能部门与智慧审批的实时监控。正是因为把一切的行政程序通过网络和一站式的政务处理，通过电子监察、网络投诉、网上信访等监督手段，从而营造民主环境，完善民主程序，完善了民主的制度保障，真正让政务工作全透明化。
智慧政务有助于推进公共部门治理法制化。“政府治理现代化虽然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更具本质性的则是分权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其他特征或者是某一本质特征的具体化，或者具有从属性质”。[5]智慧政务本身是一种高端电子政务，往往也会涉及数字鸿沟问题、信息安全与犯罪、政务信息公开与服务等社会问题，如果与之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相对落后，也将影响智慧政务自身和谐发展；面向智慧政务建设不仅涉及公共管理部门间、企业与行业之间的业务协同、资源共享甚至利益冲突、公共部门与公民之间行政事务，这些都需要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来强制性地予以解决；同时智慧政务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强制推进政府行政的公开、透明，更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民主监督与民主政治，有助于使社会更好的走上法制化轨道。要保证智慧政务环境下国家治理民主化、制度化，就必须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努力创制与智慧政务相适应的治理法律，不仅需要对智慧政务的具体技术系统的一致性、互操作性进行法规要求，譬如《云数据安全法》、《大数据技术处理要求规范》、《智慧政务具体操作流程》等法规；同时，还要规范智慧政务环境下的行政行为、公民参与、民主监督等具体事项。国家应对诸如《标准法》等基本法规进行修订，力图能与全球化标准统一，并且避免出现标准多重、泛滥等法规互相冲突问题，进而扫除政务信息共享的障碍。
智慧政务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智慧政务将以信息化手段进一步提高公共部门工作效率，提高各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通过智能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能有效提升政府决策水平、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加快推进智慧产业及城市发展，促进‘智慧政府’发展战略顺利实现。”一方面，智慧政务能优化机构职能，促使公共部门组织结构由传统的“官僚制”朝着“扁平化”、“网格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基于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智慧政务有助于政府和公众双向获得和管理更多的公众信息或资源，从而打破了政府部门对信息的垄断，寻求适当的政府政策或解决方案，促进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智慧政务实现了一站式办公、一网式服务和一体化政府。通过云计算，可以高效无误地过滤和处理大量的政务信息，屏蔽无效的政务信息，能进一步扩大智慧审批、查询、交费、办证、咨询、投诉、求助等公共服务项目的范围，使公共部门行政管理更具有针对性。智慧政务提供了各项事务的网上办理、移动办理，能实现各部门职权的整合，大大缩减事务办理的程序和时间，从而实现政府部门的合并精简和权力的重新组合，减少对公务人员的需求和部门设置。譬如，公众只需在政务网上了解法律法规后，按照相关政务要求填报表单并提交，所有的业务处理均由智慧政务系统自动按既定法定程序进行自动行政审批，而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或者网络随时随地查询审批状态、反馈意见，甚至直接获得最终审批结果。通过智慧自动审批程序，有效地实现跨部门的合作与协调，减少不必要的审批层次环节，减少公共部门的行政会务等实体性政务活动，代之的是“足不出户、快捷办理”的高效状态。
智慧政务有助于推进公共部门协同化治理。“随着信息技术的跃迁式发展使公民在偏好表达、日常沟通、信息传播等方面发生变化的时候，政府不仅需要适应信息时代的技术升级，也需要适应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内容与方式产生的新要求。进而，公共治理模式也必然走向革新。”[6]传统的电子政务缺乏整体统一规划，技术路线差异性大，政务活动仅仅停留在单一部门内部。因此，容易造成了跨部门业务协作性差、互联互通难度大，导致出现“信息孤岛”、“可扩展性差”等现象，难以满足未来政务发展的需要。而智慧云技术将网络联接资源构筑成一个IT资源共享池，只需要较少信息处置工作，就能实现向用户按需提供服务。云计算通过部署个人私有云，能以较低的数据集成技术，提高政府信息资源的整合力度，再将公共部门信息资源“云”实现融合，进而提高各公共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可见，智慧政务比电子政务，更注重拓展个性化信息交流平台，强调创新政府支配式的治理与服务供给模式，倡导以多元化的方式对政务信息进行供给，有效地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在各部门之间或政府部门与行政相对人（包括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之间的跨边界自由集成与互动，进而形成政府、企业、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协作机制。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一种能力，发挥治理体系功能，提高公共治理能力”。[7]基于当前我国政府治理与智慧政务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一方面，需要借助一定技术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要大力发展计算机云技术、物联网及互联网技术；加强智慧政务发展规划；大力创新行政管理模式，改变立体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构建政务信息共享机制，增强政府部门的回应性与各类信息的反馈性；加强智慧政务法制建设，打造专业化的政务人才队伍。
大力发展云技术。《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积极研究云计算模式在电子政务发展中的作用，全面分析新技术对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发展的影响和全方位业务协同、信息资源共享及信息安全保障对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发展的需求。”智慧政务依赖强大的网络信息化技术，尤其是计算机云平台。当前，智慧政务的核心技术依赖IBM公司的云计算，因而存在严重的技术垄断风险以及网络信息安全风险。因此，我国要积极整合现已有的电子政务资源，着力构建智慧政务的战略规划和设计，主要包括移动政务战略规划、公共领域RFID发展规划以及智慧政务具体行动计划；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尽快掌握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核心技术，可以尝试建立“行业云”扩大政务数据容量。“行业云是行业内或某个区域内能提供公共服务并起重要作用或者掌握关键资源的组织。行业云实现行业数据的活化和流动，推动公共服务，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核心资源分配，所以比公共云和私有云更加重要。”[8]智慧政务的云平台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有没有足够的资金事关智慧政务建设的成败。因此，必须把资金保障性作为首当其冲的问题来考虑，建立一个远期的合作货币组织来筹措智慧政务的大量资金，解决各级政府信息化建设，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智慧政务建设的资金“瓶颈”问题。
统筹智慧政务发展规划。智慧政务建设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先导。制定切实可行的智慧政务战略发展规划是保证智慧政务快速发展的决定要素。党中央高度重视智慧城市、智慧生活建设，先后确定了193个试点城市。我国应根据智慧政务的实际需求和发展规律，优化智慧政务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实现智慧政务有序和高效的发展。我们应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针对智慧政务发展的特点，建立专门的智慧政务管理中心，实现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建立跨部门、跨地区协同推进体系。同时，可以尝试在顶层设计时，借鉴EA（企业架构）理论和方法。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利用EA理论，先后拟制了“联邦政府组织架构框架”和“联邦政府组织架构”解决了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不兼容、信息共享性差等一系列问题；韩国利用EA理论，发布了电子政务总体架构，并确定了保障电子政务项目推广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我们可以利用EA理论和方法从全局审视信息化与业务管理之间的关系，构建高效的信息化的组织架构，有效地发挥统筹协调和顶层规划作用，减少智慧政务重复性建设，促进公共部门跨部门共同参与协作。
创新行政管理模式。“对传统公共行政理念和模式进行修正、扬弃和重塑，实现公共管理理念、运行原理和实现机制的相适转变。这种相适转变（或者说变革路径）集中表现为政府管理的信息化，即在管理中强调利用信息资源、信息化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形成高度有序化的政府管理信息系统，向社会高效率地输出管理信息，保障整个社会生活的有序化和最优化。”[9]智慧政务建设首先需要转变管理思想、创新管理模式。在由政府本位和政府意志决定的管理型政府逐步转变为公民本位和公民意志决定的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智慧政务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智慧政务促使政府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层级组织机构改变成平行、合作、精简的弹性、网络化组织结构。传统的公共部门各自为政、僵化、缺乏适应性，降低了智慧信息的效用，进而阻碍智慧政务在政府管理、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有效运用。因此，我国在智慧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树立为民办实事、创新行政管理模式，切实转变工作方式，改善工作作风，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要力求突破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管理模式，而逐步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公共部门对公众开放，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与行政效能。
构建政务信息共享机制。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是智慧政务的基本要求。当前政府各部门、各系统、各数据库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机制与手段，容易形成信息孤岛，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现象，为此必须大力克服“信息孤岛”、“条块分割”、“机制瓶颈”等诸多技术与管理困难。正如美国学者哈克所言：“电子民主化是对现实民主的提高，其方式是利用新的信息通讯技术给予在主要政治过程中地位卑微者更多的权力。电子民主化应该是使更多的人拥有权力，而不是增加掌权者的权力。”[10]因此，国家应倡导在部委层面，各级政务信息资源需要有效整合；而在地方层面，部门之间也要加强政务信息资源采集和发布，促进社会化综合开发利用，可以尝试将各级各部门智慧政务建设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提高智慧政务的社会综合效益；同时要大力促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强化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推广智慧化信息应用和新型信息服务，促进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总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政府流程重构，力求构建一站式云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数据业务功能集成化管理。
加强智慧政务法制建设。智慧政务建设能为公共部门创建一个公平、透明、安全、和谐的电子环境，但是要建设智慧政务也需要良好的网络与现实法制环境。韩国智慧政务建设水平处于世界第一，就是因为有法律法规保证智慧政务的规划都能逐一落实。然而，我国智慧政务法制建设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全面立法，构筑完善的智慧政务法制体系成为了当务之急。当前，虽然我国出台了很多的电子政务法律法规，但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法规交叉、甚至冲突，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受到挑战。我国应该在国家层面统筹规划智慧政务的法律法规，尽快制定《智慧政务法》，明确智慧政务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相关主体的权责关系，分层次、分步骤地推进智慧政务法，以确保智慧政务规范发展，加强信息资源开发机构建设，健全公共部门信息资源管理法律体系；还应着力加强信息安全法规建设，确定标准测定，确立电子凭证的法律地位，保护数字媒体的知识产权。此外，还应当高度重视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对智慧政务领域ICT运用的影响，逐渐实现我国智慧政务法律法规建设与智慧政务发展的同步进行。
建设专业化的智慧政务人才队伍。智慧政务虽然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但是仍然需要必要的人员组织保障。智慧政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选拔任用、考核、培训、薪酬、交流等多项制度。智慧政务对国家公务人员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要求公务人员在智慧政务建设的理念和实践方面都要有双重突破。在智慧政务建设的理念层面，要求他们拥有富有前瞻性的管理理念，树立全新政务环境变化的思想，明确政务对象取向和服务导向；在建设实践层面，要求他们能有效开发与利用网络政务信息资源综合处理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参照西方发达国家智慧政务专业人才管理制度，同时，也必须符合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与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协调衔接。国家应该对智慧政务人员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与知识培训。技能培训主要包括网络使用技能、智慧生活与网络应用兼容技能、数据系统使用技能等；知识培训中应该包括公共部门管理知识、人力资源管理知识以及项目管理知识等。
注释：
[1]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于《红旗文稿》2013年第11期。
[2]陈桂龙：《智慧政务2.0模式》，载于《中国建设信息》2014年第5期。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4]程又中、张勇：《城乡基层治理：使之走出困境的政府责任》，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5]薄贵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6]徐晓林：《智慧政务：信息社会电子治理的生活化路径》，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年第5期。
[7]高小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
[8]马健：《云计算所主导的智慧政务》，载于《物联网》2011年第10期。
[9]金太军：《电子政务：实践错位及其化解》，载于《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0]The Role of the Clinton White House in Facilitating Electronic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Interac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