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的保障作用关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关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必须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与民生息息相关，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新的历史时期，牢牢把握人民群众民生利益的多元诉求，着力加强民生建设，积极扩大民生文化的宣传，对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的利益依托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的总和，它体现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源自阶级利益的需要。人类生产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利益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其中主要是经济关系，“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在阶级社会中，物质利益集中表现为阶级的经济利益，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政治权力只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斗争，道德领域的冲突，归根到底是各阶级物质利益冲突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总是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形式。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围绕着利益展开的选择，“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共产党人要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彻底解放而斗争。“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
一种意识形态能否成为主流的领导思想，根本上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利益关系能否得到最广大社会群体的积极认同和充分肯定。利益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只有切实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才能使意识形态宣传得民心。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不应该只是口号，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苏共败亡的一个深刻教训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宗教化，脱离生活实际。苏联人民最终厌倦了没完没了地以牺牲今天的利益为基础去展望未来，人们更希望现在就过上正常的生活。加上西方国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相比较之下，苏联人民对现状越来越不满，继而对苏共的领导提出了质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的一贯方针。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是一个动态过程。从成立之初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关心民生发展，重视民生建设，以民生为切入点，把民生建设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构建紧密联系起来，使民生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关键着力点，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物质支持和阶级保障。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致力于改善民生，使意识形态实现了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向建设型意识形态的转化，意识形态具有了明显的世俗性、现实性和人本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实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充满吸引力和凝聚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人民利益的根本价值取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代表、维护和满足广大人民最根本、最现实、最迫切的利益诉求。
二、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民生建设的辩证关系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家葛兰西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意识形态领导权又称文化领导权、整个市民社会领导权，是指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对人民群众的操纵和领导。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主要体现在教育关系上，无产阶级要争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惟一的办法是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组织和文化团体。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构建离不开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按照政治成熟程度和觉悟程度，阶级可分为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如果一个阶级觉悟不高，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那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级。马克思在论述法国大革命后的农民群众时曾说：由于他们的分散性，农民们“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就其“经济生活条件”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但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4]。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思想武器，但它不能自发地在工人阶级中产生。列宁明确指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5]所谓“灌输”，就是指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教育群众、武装群众，培养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政治意识。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不仅认识到了教育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还强调教育的物质依托，强调教育要与物质利益相结合。正如恩格斯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脱离人们实际利益的空洞宣传注定是要失败的。意识形态不是抽象的、超阶级利益的，也不是静止的，它是现实利益关系的表达，利益状况的发展变迁对意识形态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7]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必须与物质利益相联系，也可以说，解决好人民大众的民生问题是灌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前提。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8]他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曾幽默地说道：“手中没得一把米，叫鸡都不来。”
民生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既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孙中山认为，民生是社会历史的中心，“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9]。孙中山看到了民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但他没有解决好中国的民生问题。例如，孙中山认识到“我们要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10]，但他提出的办法是：“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办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11]这一办法对农民来说无异于画饼充饥，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生活问题。失去了农民这一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三民主义这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无法得到农民的认可。与孙中山的办法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一事实，使农民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他们因此认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解决好人民大众的基本物质利益，才能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提供坚实的阶级基础。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必须在理论特质上具备先进性和正当性，不仅能准确地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的运行形态，正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还要把政党的发展需求与人民的正当利益诉求有机结合，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2]意识形态领导权尽管主要依靠教育关系来落实，但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对教育成效有着根本的影响。毛泽东曾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做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3]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种理论形态，做到了与时俱进，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任务，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较好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4]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为实现这一利益而团结奋斗，这既是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目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解决好不同时期的民生问题，这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键。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民生建设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建构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生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找到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最大程度地改善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等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借助民生建设向人民群众灌输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依托民生建设，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落到了实处，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心理。这里的“命”既指天命，也指王命，既有在自然面前的无奈，也有对高高在上的皇权及强权的服从。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虽然处于社会底层，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苦，但长期以来养成了逆来顺受、敢怒不敢言的品格，也就是处于马克思所说的自在阶级状态，还没有觉悟起来。这种不觉悟对中国革命是非常不利的。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唤醒民众。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首先要关注人民大众的基本生活，并尽最大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揭示造成他们生活困苦的根源，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教育和改造工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注意结合群众的实际生活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相结合，力戒脱离实际的空泛宣传。“我们要得到群众不可只注意很大的问题，尤其不可开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老套头，而是要注意许多地方政治人民生活，这些琐细问题，都是群众日常切身感觉到的。能够领导群众从事这些日常争斗，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训练群众的政治意识，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15]遵循这一思想，中国共产党不仅致力于改良群众的生活，而且善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进行通俗易懂的总结概括。在晋察冀边区的小学课本里，有这样一篇课文，非常典型。“脚踏人家地，头顶人家天，佃户千千万，辈辈受煎熬。耕种又收割，四季忙不完。粮食刚进屯，车马到门前，地主提大斗，收租把眼翻。簸箕簸，扇车扇，交了租，粮食完，泥里水里干一年，黄米颗粒不见面。地主庄上好清闲，赌罢钱来抽大烟。吃酒肉，穿绸缎。吃穿哪儿来，都是佃户的血和汗。自从来了共产党，佃户生活得改善，种地的团结一股劲，减租斗争大开展，到如今，吃的饱，穿的暖。组织互助搞生产，感谢共产党，领导佃户把身翻。”[16]对城市工人阶级来说，遭受压迫、生活困苦，这是他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为了改善工人的生活，中国共产党通过工会把他们组织起来。工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例如，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礼拜日和年节的放假休息，改善劳动条件，保护童工女工，帮助失业的会员及有病的年老的会员等。经济斗争与工人的生活直接相关，它的成功，不但可以改良工人的生活，还能增进工人的革命化。结合经济斗争，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工人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从而能团结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我们教工人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遭受他们的厂主资本家的掠夺，不得不过牛马般的生活。”[17]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借助改善民生而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是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进入工农的生活，不能成为工农意识到的需要，工农就不会从感情上和心理上接受它。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注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生活问题，给他们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使他们真正得到了实惠。民生建设使广大群众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因此逐渐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埃德加·斯诺刚到陕北时，他发现农民提到红军和苏维埃时，总是将它们称为“我们的红军”、“我们的政府”，他为此感到很诧异，没想到在中国的农村居然会有这种现象。实际上，农民的这种政治归属感与认同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民生建设慢慢培养出来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口号，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18]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一步步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完成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构建，最根本的原因是关注群众的基本生活，以解决他们的吃穿用等最基本需求为切入点宣传马克思主义。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民生建设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纠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在政策制定中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注重民生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一政策变化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即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向建设型意识形态转化，主要表现是从神圣化向世俗世界回归，使意识形态更多地具有了现实性、人本性和平凡性。
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目标。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希望人民群众认识实现工业化与改善人民生活的一致性，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周恩来在195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当目前国家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了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19]当时，这种意识形态教育主要是培养舍己忘我、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批判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的观念，强调人民群众的服从意识。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具有超功利甚至是反功利的特点。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人们对这种意识形态宣传逐渐失去了兴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吸取以前的教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邓小平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20]他批判了过去忽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错误做法，“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至极！”[21]邓小平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2]肯定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型的重要起点。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由注重阶级利益、精神利益到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公共利益。以前，中国共产党更多地强调阶级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精神利益，要求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当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精神利益高于物质利益。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过去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以经济手段刺激和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使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三个阶层不断分化并重新组合，同时产生了各种新兴利益群体，如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外企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必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全面兼顾和实现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23]积极统筹各方利益，肯定和满足各阶层群众的物质利益诉求，这种富民主义的物质利益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共产党不再借助灵魂革命来构建精神家园，而是注重现实根基的建设，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开始了向世俗化的回归。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如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义务教育等取得重要突破。但是，由于受多方面基础条件及长期形成的体制因素影响，民生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面临着新的挑战，突出表现是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不高，差距较大，出现了“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十八大报告更进一步提出：“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民生建设，不仅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强调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也注重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对人的尊重和培养。目前，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缺乏型的需要得到满足。人民群众开始对精神生活、发展机会、生活环境、民主政治等提出要求，开始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不仅需要生活上的富足，还需要良好的生活环境，有充分的发展机会。所以，中国共产党下一步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十八大报告对此作了明确规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从这一目标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平台，为人的全面发展营造一种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
五、结语
从民生视域考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不难发现：第一，一种意识形态能否成为主流的领导思想，根本上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利益关系能否得到广大社会群体的积极认同和充分肯定；第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牢牢把握不同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诉求，着力加强民生文化宣传教育，积极引领意识形态从革命型向建设型转化，使党的意识形态更具现实性和人本性，充满了感召力和吸引力；第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汇集了最广泛的人心、凝聚了最磅礴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广泛的群众认可，必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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