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美国人一直执着于这一想法，美国是一个极其开放的国家，在那里任何人只要尝试都可以成功。这种信念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把它概况成了一个短语:美国梦。但一直以来，鲜有数据来证实或反驳这种自我认知的真实性。目前，基于学术共识，一般评论家都认为美国的经济流动性水平相对较低，所谓的“美国梦”其实更容易在其他国家实现。然而，最近的研究将这个问题极大地复杂化了。新证据的确表明美国经济流动性不是特别高，但却并不像之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在国际上落后。
2006年，两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分别给出了美国的流动性相对于其他国家要低的结论：第一篇是加拿大经济学家Miles Corak的论文，他在广泛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得出了经济流动性排序——美国略低于英国，它们又远远低于德法，而相比于北欧国家和加拿大，德国和法国的经济流动性又低得多。同时，芬兰的经济学家Markus Jantti和他的同事比较了美国、北欧国家和英国，发现美国的经济流动性相对最低。
到2008年，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一项研究结果同样符合当时相关的学术共识——“美国的跨代家庭经济流动性要比其它许多国家低”。2012年年初，Jason DeParle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总结了这一立场的证据。关于美国经济独特的不流动性这一新共识，布鲁金斯学会的Isabel Sawhill评论认为，“我认为很多人都不会反驳这一观点。”
正如我在2011年底《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观点：首先，针对职业流动性与教育流动性的跨国文献很复杂，而且它们也没有指向美国有着显著的低流动性；第二，关于孩子长大后收入会高于父母的可能性程度，目前几乎还没有国家间比较的证据。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的孩子们完全有可能更不易从“底层阶级”升到“中产阶级”，但是，所谓的“底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它们对应的收入水平随着国家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以绝对收入来衡量，美国小孩更可能会超过其父母，同时也远胜于其他国家小孩的收入。举一个例子，假设每个国家从底层转变为中产的概率相似，如果美国具有更强劲的经济增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美国人会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为富有。或许，当美国人谈及美国梦时，他们所特指的是“绝对流动性”。无论如何，绝对流动性的跨国证据仍是缺失的。
相较于绝对流动性，我们可能会担心美国在“相对流动性”上要比其它国家落后。所谓“相对流动性”，是指孩子是否能从“底层阶级”上升到“中产”或者“上层阶级”、中产出生的孩子是否能上升到“上层阶级”或跌至“底层阶级”、或者上层社会成长的小孩是否会遭遇“等级下降”。而底层阶级的人是否随着时间推移获得了更高的绝对收入，或者“上层阶级”的收入增加速度是否远甚于“底层阶级”，这些都与阶层变迁这种相对流动性无关。比如，一个出生于当时家庭收入居中阶层的小孩，她成年之后却成为了收入次少的20%阶层，那么无论这个小孩是否比她父母富裕，她都遭遇了向下的相对流动性；如果她成年后的家庭收入比她父母还要少，那么不管她是否跌出彼时的收入居中阶层，她都遭遇了向下的绝对流动性。
这个绝对/相对定义的区别，指出了2012年流动性相关跨国文献第三个并且是更重要的问题，即测量经济流动性的常用指标明显有混淆。大部分比较跨国流动性的研究都用了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IGE)这种测量方法，简单来说，IGE表示父辈的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父辈收入每增加1%，子女收入增加x%时，这个x就是代际收入弹性。如果IGE系数高，那就表明个人收入多寡更多取决于家庭出身。
以往，研究员都习惯性使用IGE来测量相对流动性，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但这个指标并不准确。相较于IGE，哈佛经济学家Raj Chetty和他的同事在他们首创的研究中用了父母与子女间的“收入百分位数等级”来衡量跨代收入流动性，并指出了IGE指标不准确的原因。Chetty的研究方法是先把父母收入与同辈人的进行比较，然后把父母收入按0-100进行排列划分等级，子女收入也按照同样方式进行比较和分级。由于所有收入都由百分位数来表示，父母与子女收入百分位数等级关系线的斜率就表示了代际收入的相对流动性。
需要注意的是，代际间的收入水平是否提高、收入不平等是否增长，这些都不会影响代际等级的斜率。所以，国家间相对流动性的差异比较，也必须不受国家间贫富差距及分配公平程度的影响。
现在来看IGE系数，它总结了每个小孩跨代所经历的绝对流动性。有些小孩按绝对值来算向上流动而有些小孩向下流动；有些向上或向下流动的程度要比其他人多很多。
IGE虽然用收入变动的百分比来表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测度相对流动性。一个低收入家庭的小孩成年后收入增长30%、同时一个中产阶级小孩未来收入增长20%的这种对比情况，与低收入家庭的小孩、中产阶级小孩分别在百分位数等级中上升30位与20位的情况是不同的。
实践中，可用的数据显示，在所有国家的任何时期，相对于孩子间最初的收入不平等，绝对流动性的模式都是类似的，即孩子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他们成年后会缩小——相比更贫穷的小孩，越富裕小孩未来收入的绝对增幅要小，这是众所周知的均值回归，也是IGE值小于1的原因（同时，富裕的小孩在成年时仍然倾向于比贫穷的小孩情况要好，这也是IGE值大于0的原因）。因此，IGE是在小孩之间最初的不平等程度基础上，概括了之后他们之间的绝对流动性，其系数大小说明了不平等在缩小或扩大。
由于IGE反映的绝对流动性是由百分比表示的，所以各个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并不影响IGE比较。然而，各个国家代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影响IGE的国家间比较——即便是在这些国家相对流动性并未变化的情况下。
当美国的IGE系数高于加拿大，虽然貌似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更低，但这并不一定表示美国快餐工作者的小孩变成高级行政长官的几率，要比相同情况下的加拿大小孩要更超乎寻常，这可能只是表示美国高级执行官相较于快餐工作者的收入差距，要大大高于加拿大的。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而关键的区别，这个区别直接决定了我们如何定义“流动性”与“机遇”。当大部分人说“机会均等”的时候，他们是认为家境不是小孩成才的障碍，穷人的孩子也能成为上层人士。但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基于相对流动性的理念。
想象两种情况。情形A：我们成功得缩小了高级执行官和快餐工人的收入差距，比如，通过抬高最低工资或者抬高上层收入者的税，但我们所做的这些并不能让快餐工作者的小孩更容易成为高级执行官。情形B：我们成功地帮助快餐工人的小孩以至于他们在成年后更容易成为高级执行官，比如，通过在幼儿园前就提高对他们上学的准备。但与此同时，快餐工人和高级行政官的工资差距加大了。
在情形A中，收入差距缩小但是相对流动性停滞，相反的，情形B显示了收入不平等和相对流动性均增加的情况，也就是说，情形A的相对流动性低于情形B的，但所谓IGE系数体现的“流动性”在情景A中却更高。同样的，跨国IGE系数比较中，如果一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更小、但相对流动性更低，那么它用“IGE表示的流动性”会高于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但相对流动性也更大的国家。
Chetty和他的合著者指出，美国社会用等级衡量的相对流动性在保持稳定的同时，代际之间的收入不均却增加了，IGE变得更高了。这是因为“‘出生彩票’的影响更大了”，也就是说，在个人收入一环中，家境效应比之前更为明显。虽然这种理论是对的，但是它回避了我们为什么要区分收入不均和相对流动性这个问题。
注：
本文选自曼哈顿政策研究中心（the Manhattan Institute），作者Scott Winship是该中心高级研究员。
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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