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夏天，围绕天主教长袍，以及是否应该禁止在街上穿着教袍，法国曾展开一场激烈辩论。左翼议员夏尔•沙贝尔(Charles Chabert)认为，长及脚踝的黑色教袍不仅是对现代性的侮辱，还提醒人们：君主制主义的天主教会对崇尚世俗的共和国构成威胁。为了巩固世俗共和体制，他和同事们正推动一项法案，强制执行严格的政教分离。
沙贝尔承认，有些牧师会觉得很难舍弃教袍，但“最聪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其他牧师会欢迎这道禁令，将其视作解放。他虚构出一个害羞、严肃的神职人员，以之举例道：“看看他。这装束将他囚禁在自己的无知中……让我们将这个奴隶变成一个人吧。”
政教分离法案的起草者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对此并不同意。他嘲讽道，国家如果管制起服装，将被认为“不宽容”，甚至更糟，沦为“笑柄”。
快进111年，法国又一次就宗教服装发生辩论，这次的对象是“布基尼”(burkini)。8月，30名市长对这种伊斯兰式全身泳装下达禁令，引爆了一场争端，暴露了强硬、不妥协的世俗主义与比较自由化的世俗主义之间的陈年裂痕，并有可能撕裂这个仍对伊斯兰主义恐袭感到震惊的国家。
研究法国知识分子运动的专家、牛津大学(Oxford)政治学讲师苏迪尔•哈扎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表示，恐惧和多疑激励着沙贝尔的后继者。他说：“他们的政教分离观旨在监管宗教，其特点是反教权。他们的目标是塑造一种共和身份认同。他们认为宗教信仰是低等思想，是一种异化形式。”
不过就像1905年他们输掉了那场教袍之争一样，这些世俗主义强硬派在布基尼上再一次遭遇挫折。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推翻了蔚蓝海岸(French Riviera)小镇卢贝新城(Villeneuve-Loubet)颁发的禁令，为其他采取类似行动的市长确立了先例。行政法院表示，中立是国家的义务，不是公民的，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信仰。
但是，鉴于明年将迎来总统大选，而民调显示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人气高涨，这场辩论牵动着法国的神经。这个国家正在苦苦应对本土圣战主义和经济文化衰退感觉。这场争论重燃了各方围绕穿戴“希贾布”（hijab，伊斯兰头巾）的矛盾，还让贫困、失业问题严重的郊区(banlieues)再度成为焦点，参与近期伊斯兰主义袭击的许多人在这些地方长大。
法国估计有500万穆斯林，是欧洲最大的穆斯林群体之一，这些穆斯林与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身份认同问题的中心课题。专门研究世俗主义的历史学家让•博伯特(Jean Baubérot)表示：“早已告别的那几个世纪的光辉催生了一种怀旧感。对某些人来说，伊斯兰成了我们一切烦恼的替罪羊。”博伯特支持白里安的自由主义传统。
世俗主义VS宗教
然而，法国人对伊斯兰的反弹超越了仇外范畴。它植根于对宗教的长期怀疑，而支撑这种怀疑的是这样一个观念：信仰是件私事，仅限于家庭和宗教场所。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伊斯兰专家奥利维耶•鲁瓦(Olivier Roy)表示，这一点使法国的世俗主义不同于美国或英国。
鲁瓦解释说：“在美国，政教分离的目的在于让宗教免受国家干涉，而法国的政教分离已发展到将宗教从公共空间排除出去，同时推崇国家相对于宗教组织地位至高无上的观念。”
鲁瓦表示，对法国人来说，融入主流社会意味着摆脱个人宗教信仰，或至少要淡化自己的宗教信仰。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很难理解部分穆斯林（包括越来越多已经是主流社会一部分的中产阶层）会出于并非社会歧视或宗教极端主义的原因想要表达自己的信仰。
2004年，法国禁止在公立学校穿戴希贾布，6年后又禁止在公共场所佩戴面纱。这场辩论正在蔓延。经历过去一年半叙利亚难民涌入的德国，也在考虑是否颁布类似的面纱禁令。
但法国国内还有人呼吁采取更激进的行动。正力争在11月份赢得中右翼政党总统提名的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希望禁止在大学和工作场所佩戴面纱。他说，伊斯兰“没有做好融入法国社会的工作”。他呼应了复活的国民阵线的诉求——后者的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希望将希贾布禁令扩大到所有公共场所。
左翼也有类似响应。法国的左翼力量植根于根深蒂固的反教权主义，又融合了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反天主教传统斗争激发的女权主义。法国总理、社会党成员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上月表示，布基尼和面纱是“奴役女性”的象征。
一如1905年白里安的嘲讽，瓦尔斯也遭到其他政客反对，但其观点在法国得到广泛认同。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至2050年法国无神论者的数量将超过其他所有群体。Ifop一项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法国成年人反对在街上穿戴希贾布或者在沙滩上穿布基尼。
帕特里克(Patrick)和克劳迪内(Claudine)便是其中一员，这对不愿透露姓氏的夫妇来自尼斯，他们坚信“宗教属于家里”。他们并不支持国民阵线——后者在最近选举中赢得尼斯地区逾三分之一票数——但支持中间偏右市长的布基尼禁令。59岁的克劳迪内说：“宗教不应该是拿来展示的事，宗教总是引起麻烦。”
他们家离尼斯海滨的“英国人散步大道”(Promenade des Anglais)只有几米远。今年7月，一个突尼斯籍的卡车司机杀害了在此庆祝国庆的86名民众，其中包括许多穆斯林，“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宣布对这一袭击负责。夫妇俩表示，这场大屠杀令他们怀疑穆斯林社区的忠诚度。
帕特里克说：“我们没有感受到他们有任何强烈反应。”在邻近的卢贝新城，裸着上身在海滩上休闲的56岁的伊丽莎白(Elisabeth)更加直率：“穆斯林想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如果他们想在这里定居，他们应该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
“国家辜负了我们”
穆斯林团体认为，布基尼禁令标志着法国不断深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他们认为政教分离已变成一个受尊敬的借口。法国政府表示，去年报告发生逾429起反穆斯林行为，包括侮辱以及对人身和财产的袭击，这一数字是2014年的三倍。
代拉•佩耶(Ndella Pay)自称是一名穆斯林女权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她认为布基尼禁令体现了法国统治阶层的性别歧视和殖民心态。
42岁的佩耶头上裹着希贾布，她说：“我们被告知要自由，需要脱下衣服。告知我们的是谁呢？是白人市长，还有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的的白人女权主义者。”她说，穆斯林女性在法国遭到排斥，“她们不能上学，她们不能去工作，她们不能去海滩或游泳池。法国人还不如沙特人。”
其他女性穆斯林表示了异议。居住在巴黎北部城郊欧贝维利耶(Aubervilliers)的居民纳迪娅•乌尔德-卡西(Nadia Ould-Kaci)和纳迪娅•本米西(Nadia Benmissi)表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正试图将他们的规则强加于这一地区。她们表示，对于像她们这样选择不戴希贾布的妇女来说，散步、购物或者去餐馆都变得困难了。
本米西女士表示：“如今，戴希贾布的不仅包括少女或皈依者。越来越多的小女孩都包得严严实实。”这位62岁的女士生于阿尔及利亚，当年她在那里就不戴希贾布。然而，在欧贝维利耶，她每天都会遭遇说三道四。“上次购物时，一名男子窥视我的购物袋，然后说：‘这不是清真的。’在这里总有人提醒你，说你不是好穆斯林。”
本米西女士坚称，希贾布不仅仅是一块布而已。她说：“我们谈了很多自由，可是性别平等呢？这问题为何不是同样重要？面纱象征着妇女的不平等地位。”
在巴黎东北方向上的塞伏朗(Sevran)，生于法国的社工纳迪娅•勒马德纳(Nadia Remadna)，对类似帕耶女士这样的穆斯林女权主义者十分愤慨。她说：“这些妇女认为，进步就是她们可以在男人身后（而不是在地下室）祈祷。”当她15岁时，她的父亲将她带回了位于阿尔及利亚的故乡。在十年时间里，勒马德纳不能上学，被迫待在家里——直到她逃回法国。
因此，当她看到儿子因为觉得她的照片“不雅”而将其从家庭相册中拿掉时，她开始焦躁不安。之后，她无意中在儿子的中学听到一名小伙子谴责一名少男，原因是头天晚上“没有在清真寺看到他”。她很震惊地发现，小伙子并非学生，而是政府聘用的校监。
她说：“你把孩子托付给国家，以为他们在公立学校里受到保护，免受宗教影响，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政教分离原则在郊区并未得到实施。”她说，在郊区，当地政客为了争取选票和维护公共秩序，和当地萨拉菲派（Salafist，逊尼派伊斯兰内部一种极端保守主义运动的追随者）达成了协议。“国家辜负了我们。”
保守主义的崛起
过去30年希贾布在郊区兴起的同时，宗教保守主义和性别隔离主义的气势也越来越嚣张。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教授吉勒•凯佩尔(Gilles Kepel)的研究显示，过去20年里萨拉菲运动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已大大增加——尤其是在第二代移民人群中。凯佩尔表示，这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了沃土。
加拿大学者珍妮弗•塞尔比(Jennifer Selby)在巴黎以西贫穷的Petit Nanterre区开展的实地调查，突显了宗教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妇女待在家中，男子（其中许多人失业）则把时间用于监督女性居民的去向。
塞尔比表示，那些地段居住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家庭，他们应对着高失业率、歧视和令人压抑的全景敞视建筑——让人可以悄悄观察其他人的公寓楼。
在40年期间，法国政府投入了400亿欧元重建这类街区。然而，这里的失业率仍高于10%的全国平均水平，居住小区深受犯罪困扰。
欧洲大学学院的鲁瓦表示：“贫民区的形成是个大问题。萨拉菲派正在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但这个问题不是通过管制希贾布就能解决的。”
身为历史学家的博伯特表示，对宗教符号的更多监管将会适得其反。他问道：“我们要不要冒将穆斯林污名化的风险，将他们都视为共和国的敌人？”
他说，法国在1905年的决定是试图包容绝大多数天主教徒，这一决定收效不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接纳了共和国，一战前夕的法国是团结的。博伯特还说：“忘记历史的教训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