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巴马的两个总统任期中，有关其对外政策的学术争议持续不断。值此美国大选前夕，系统梳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思想，对分析和预判美国外交的未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探讨奥巴马外交中的主义意识，即奥巴马是否奉行倍受民主党推崇的自由主义外交，然后就奥巴马外交中的问题意识，即实用主义的外交哲学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尽管奥巴马更多地代表着民主党的政治理念，但其近年的政治与外交实践表明，奥巴马政府的主义意识不足，问题意识凸显，并试图将自由主义的主义意识隐藏于现实主义的问题意识之中，但这种外交遭致国内保守势力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既能够体现威尔逊式自由主义外交思想，又能够满足现实主义所推崇的武力作为强大后盾的外交，即所谓的保守国际主义有可能成为美国外交未来的大方向。
奥巴马外交并非主义至上
所谓主义意识，即主张用自由主义的外交理念指导美国的对外政策，强调美国领导下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国际秩序，以及自由、民主、人权等美国式价值理念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推广。作为一个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确实强调自由主义理念在美国对外政策实践中的重要性，例如，2006年普林斯顿大学发布了由一些倾向于民主党价值理念的智囊为奥巴马竞选团队撰写的研究报告，题为《铸造一个基于法治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由一批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国际问题专家成立的名为“凤凰倡议”的研究小组撰写了《战略领导：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等。这些研究报告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提出质疑，指出在一个无政府世界中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强调国际社会的相互关联性，具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特征，所以，有学者称奥巴马外交可能开创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①在奥巴马第一任期的核心外交决策团队中，确实有一批自由主义色彩鲜明的代表人物：例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安妮·玛丽·斯特劳（Anne Marie Slaughter）、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Susan Rice）等。另外，2010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阐述美国国家利益时，奥巴马政府首次将“国际秩序”作为美国国家四大核心利益之一。2014年5月的西点军校讲话中，奥巴马在阐述美国对外政策的四大侧重点时将“促进与强化国际秩序”作为第三大重点内容提出。②奥巴马政府重构国际秩序的倡议充分体现了威尔逊自由主义的哲学观，被个别西方学者称为威尔逊自由主义的3.0版本。③
尽管奥巴马竞选团队倡导自由主义理念，并在执政期间也按照自由主义的理念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但就威尔逊式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而言，作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却背离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民主党所珍视的价值观外交，而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威尔逊人道主义思想却是民主党政治哲学的根基。④自二战结束以来，主要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卡特、克林顿等人都以价值观外交见长，以主义见长，这种现象到了奥巴马时代却似乎画上了一个句号。前美国《国家利益》期刊编辑罗伯特·梅里（Robert W. Merry）甚至认为作为民主党温和派代表人物的奥巴马，背离了两个半世纪以来美国民主党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⑤不可否认，奥巴马政府在局部问题上也强调价值观外交，例如，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的美国四大核心利益中，人权成为经济、安全、国际秩序之后的第四大核心议题，2012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人权问题重新列为讨论议题之一，2014年5月奥巴马的西点军校讲话中也强调美国对民主与人权的重视，等等，但所有这些价值观议题都没有占据奥巴马外交理念的主流。为此，共和党阵营一再抨击奥巴马政府这种忽视人权问题的举措。
在奥巴马的对外政策议题设置中，价值观问题已经背离了民主党外交传统的主流。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肯伯里等人联合撰写的《锻造一个基于法治的自由世界：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中明确强调，尽管自由民主非常重要，但美国应该对于将民主普及到全球持保留态度。比较好的、成功的路径是在已经存在民主的地区进一步普及化。这些学者都反对美国在对外政策中的军事优先论，强调大国合作，建立一套基于法治的自由国际秩序。⑥“普林斯顿报告”是奥巴马外交思想理论源泉之一，其阐述的有限民主论应该对奥巴马有所启发。
在奥巴马看来，这个世界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物质层面，即物质资源的相对短缺所造成的，而并非是由于文化、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的差异，民主并非所有国家都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所以，在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中不太关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与冲突。奥巴马不太强调民主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他更强调国家安全而并非人权与民主扩展，对克林顿时代的民主和平论并不感兴趣。尽管民主是美国核心价值理念，但奥巴马在涉及对外政策的讲话中尽量淡化、模糊民主的重要性，甚至为美国在对外政策中的“民主过度”而检讨。例如，在2009年的莫斯科新经济学院毕业典礼讲话中，奥巴马否认美国政治制度在世界的典范性，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也绝非完美。⑦在访问加纳提及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讲话中，奥巴马特意强调，对于美国而言，扩展民主没有非常紧迫而特殊的意义。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以符合自己传统的方式进行生活，美国不寻求将任何政府模式强加给任何国家。⑧在2009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奥巴马阐述了美国对外政策中未来承诺的四大支柱：非核化与裁军；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保护地球；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为所有民族创造机会。在这里，奥巴马并没有提到扩展民主。就民主问题，奥巴马特别解释道，不能从外部将民主强加给任何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将按照其民族文化与历史传统寻求自身发展民主的路径，没有一种路径是最佳的。奥巴马坦承美国的问题是经常选择性地促进民主。⑨在出访法国的讲话中，奥巴马甚至否认美国“例外论”。他指出：“我相信美国例外主义，就如同我质疑英国人相信英国例外主义，希腊人相信希腊例外主义一样。”⑩在奥巴马的授意下，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拉美一再强调，搁置双边的意识形态争议。在出访中国之际，尽管希拉里提到人权问题，但又强调不能因人权问题而影响美中之间的经济、安全与全球治理议题。11为此，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亨利·诺评论道：“在奥巴马主义中，为了全球合作的前景而限制为了应该为全球自由而奋斗的努力，合作基于共同的利益而并非共同的价值。”12
在奥巴马的世界观中，美国的外来威胁并非源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源于物质层面（例如，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扩散、全球治理存在的问题等），所以，奥巴马强调国际合作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这些世界性问题，强调在捍卫美国式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中以外交而并非武力解决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从这个角度上讲，奥巴马可以称之为一个自由国际主义的典型代表。正因如此，美国国内乃至国际社会许多评论家给奥巴马扣上一顶“纸老虎”的帽子。
综上所述，尽管许多人认为奥巴马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但奥巴马的自由主义理念大打折扣，他并非是一个威尔逊式的自由主义者，在倡导美国价值观外交方面背离了民主党乃至共和党的传统价值理念，他并非是一个主义至上或意识形态至上的民主党总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共和党人小布什执政时期被冠之以“新保守主义”的头衔，却不折不扣地以主义见长。
奥巴马外交的鲜明问题意识
奥巴马不是一个主义至上或意识形态至上的民主党总统，他在外交方面往往以一种实用主义的问题意识解决美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事实正是如此。奥巴马时代，美国外交开始强调问题，而并非用自由主义的目标来解决问题，强调实用主义的外交，不太强调在外交中高喊民主、自由等空洞的口号。奥巴马自己就坦承，他并非一个理想主义者，正如他2010年1月对国会共和党议员所强调的那样，他并非是一个空想家，他自称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13 奥巴马第一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主任贝德指出，奥巴马本人及其外交政策团队是坚定务实，非意识形态化的，不像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团队那样分裂为新保守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两大派别。14 亨利·诺也认为，情况而不是主义，推动着奥巴马的对外政策。15 奥巴马不太重视在海外促进民主，而提倡以实用的现实主义促进国家安全利益，在对外政策中对动用武力非常谨慎。16
奥巴马在处理对外政策问题时并不强调预设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前提，他强调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即case-by-case，少谈些主义。2011年，奥巴马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指出，当你试图用一种总体性的政策解决当今世界复杂性的问题时，你会陷入麻烦之中。17 这种不预设意识形态前提的思路成为奥巴马处理国际政治问题的出发点。例如，在处理与俄罗斯、伊朗这些在美国看来是“集权体制”国家的关系时，奥巴马政府不太一味强调这些国家的集权特性，而是通过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奥巴马政府与俄罗斯达成了核裁军协议，与伊朗化解了核危机。另外，在中东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不太赞成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大中东和平改造计划，对于遍及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也采取了谨慎的介入政策。如果将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小布什政府的主义意识比较明显，而奥巴马政府的问题意识较为突出。所以，有学者认为布什主义的特点是“自由议程战略”（Freedom agenda strategy），奥巴马主义的特点是“议程设定战略”（Agenda setting strategy）。18
奥巴马是在结束伊拉克战争的呼声下入主白宫的，所以，我们从奥巴马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就可以鲜明地看出其奉行实用主义的政治逻辑和反对将意识形态纳入美国对外政策视野的思路。2002年，时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奥巴马，在一次由民主党人发起、在芝加哥举办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群众集会中就曾经指出，小布什政府酝酿中的伊拉克战争是愚蠢而鲁莽的。这场战争没有理由，只有激情，没有原则，只有政治。它过于激情化、意识形态化而无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萨达姆·侯赛因对美国以及伊拉克的邻国并没有构成紧迫而直接的威胁。奥巴马认为，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理查德·派瑞19 （Richard Perle）以及其他一些掌握战争权力机器并鼓吹战争的人正在将他们的意识形态议程强加在美国人民的脖子上，而并不顾及美国人民生命的代价与战争所导致的经济负荷。20
从哲学层面上讲，奥巴马的实用主义外交在美国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众所周知，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美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筑在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的。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这两位哲学家奠定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基石。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也影响到美国的外交哲学，并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外交的思想基础。就奥巴马本身而言，其实用主义外交还深受美国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影响。尼布尔是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思想家，他反对美国以武力干涉解决问题，反对输出美国式民主以及意识形态狂热主义，但又强调意识形态渗透和从军事、经济两方面遏制对手，其思想对美国在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美国《政策评论》期刊执行编辑利亚姆·朱利安（Liam Julian）认为，奥巴马排斥意识形态的立场从本性上深受尼布尔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早在2007年，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代》专栏评论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采访时就曾坦言，尼布尔是他最钟爱的哲学家之一。21
藏主义于问题之中：美国未来外交大方向？
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在《美国历史的循环》一书中指出，美国的政治思想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左右摇摆。22 美国外交又何尝不是这样。美国外交就如同一个钟摆，不断地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来回摆动。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强调以武力方式实现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的目标，奥巴马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变相的现实主义，他将美国外交的钟摆又调回到现实主义一侧。众所周知，奥巴马奉行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具有深刻的国内与国际根源，它是美国大国地位在10年反恐战争遭受重挫后的一种无奈之举，并非民主党外交传统的本色。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并非是真正淡化主义，而是将主义隐藏在问题之中，通过处理一个个问题，从而最终解决主义之争。这正如亨利·诺所言，奥巴马的实用主义，正如所有的实用主义一样，将意识形态隐藏起来。23 即用实用主义的逻辑来实现自由主义的外交理念。这种外交，试图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巧实力，或巧外交（Smart Diplomacy）, 这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看来，是一种智能帝国主义的体现。24
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美国外交传统最核心的两个主题，自由主义强调价值至上，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优先。自美国立国以来，在其对外政策实践中，自由主义至上还是现实主义优先，或者说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孰轻孰重就存在着争议，这种争议由于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美国内政与外交方面的政治极化而更为凸显。20世纪初，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逐渐确立了现实主义理念在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地位，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确立了自由主义理念在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地位。但是，自由主义理念根植于美国的早期历史与政治文化，是美国主流外交理念的体现，现实主义源于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假设以及美国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是美国非主流外交思想的体现。所以，尽管在美国上百年的政党政治实践中，民主党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外交理念，共和党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但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等价值观却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美国的主流政治哲学，最大限度地唤起美国人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共识，所以，这种理念为美国两党一致认同。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就美国的政治文化而言，其底层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但在具体的国际政治中美国又往往根据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行事。自由主义哲学观是如何认识“应然”世界的国际政治哲学，现实主义哲学观是如何认识“实然”世界的国际政治哲学。在人类还没有进入大同世界或康德所谓的“永久和平论”之前，美国在现实国际政治中更多地是以现实主义的哲学观认识世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对外大战略就是这种现实主义哲学观的具体体现。基辛格认为，在20世纪美国外交两种思想范式的二元对立中，冷静的、以国家利益为指针、寻求均势以确保和平的现实主义思想，无疑是通往成功的外交政策的根本保证，而幼稚的、以道义原则为指针、通过集体安全以确保和平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只会导致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外交悲剧。25 奥巴马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主义外交哲学玄机之所在，摒弃主义意识，以问题意识为指针，试图最大化地实现美国国家利益，从而更好地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但是，由于奥巴马过于淡化价值观外交，触及了美国传统政治理念的底线，这不但遭致在野党的指责，也引发民主党保守派的非议。现实主义外交的真谛建立在实力之上，以武力为基础，而奥巴马过于强调国际合作的自由主义外交哲学、忽视了现实主义外交哲学中以实力作为后盾的重要性。面对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中东伊斯兰国的兴起，奥巴马一再回避武装干涉的必要性，从而遭致国内保守势力的一致抨击。美国《国家利益》期刊总负责人之一保罗·桑德斯（Paul J. Saunders）在最新一期《国家利益》上撰文指出，奥巴马并非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对外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甚至是一种投机主义。奥巴马过于相信国际规范而并非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尽管奥巴马政府反对军事介入的策略从短期看避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这并不像小布什政府发动战争引发的后果那样一目了然，但从长期来看，奥巴马的对外政策也许会被证明更具危害性，因为这刺激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挑战美国所塑造的世界秩序以及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威胁到美国经济的持久繁荣，从而增加了美国在未来面临战争可能性的风险。26 作为共和党保守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保罗·桑德斯的观点在美国精英阶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美国保守势力对奥巴马政府过度回避军事干涉的不满。这样，美国政治生态中的自由主义阵营与现实主义阵营都认为奥巴马外交没有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既能够体现威尔逊式自由主义外交思想，又能够满足现实主义所推崇的武力作为强大后盾的外交，即所谓的保守国际主义有可能成为美国外交未来的大方向。27
注释
1 牛新春：《奥巴马外交：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5期。
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
3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 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7, No.1, 2009, pp.71-87.
4 Robert W. Merry, "America""""""""s Default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3, p.7.
5 Robert W. Merry, "The Elusive Obama Doctrin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2, p.5.
6 G. John Ikenberry, Thomas J. Kroc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Tony Smith, 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ilsoni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91.
7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The-President-At-The-New-Economic-School-Graduation/.
8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the-President-to-the-Ghanaian-Parliament/.
9 http://www.whitehouse.gov/video/President-Obama-Addresses-the-UN-General-Assembly/#transcript.
10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sarkozy-france-june-6-2009.
11 Henry R. Nau, "The jigsaw puzzle & the chess board: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Obama," Commentary, May 2012, p.14.
12 Henry R. Nau, "Obama""""""""s Foreign Policy," Policy Review, April & May 2010, p.34.
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gop-house-issues-conference.
14 Jeffrey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pp.4-5.
15 Henry R. Nau,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Armed Diplomacy under Jefferson, Polk, Truman, and Reaga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77.
16 Ibid, p.37.
17 David Milne, "Pragmatism or what? The future of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8, No.5, 2012, p.938.
18 Anna Dimitrova, "Obama""""""""s Foreign Policy: Between Pragmatic Realism and Smart Diplomacy?" 2012 Meeting Paper in Paris.
19 理查德·派瑞（Richard Perle），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
20 David Milne, "Pragmatism or what? The future of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8, No.5, 2012, p.937.
21 Liam Julian, "Niebuhr and Obama," Policy Review, April & May 2009, pp.19-20.
22 Arthur M.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6, p.24.
23 Henry R. Nau,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p.74.
24 参见《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0月（下）有关“智能帝国主义”的系列文章。
25 龚洪烈：《基辛格与美国外交传统》，《美国研究》，2008年第4期。
26 Paul J. Saunders, "The Wander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4, pp.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