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
6月23日，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进行公投，“脱欧派”以全国投票过半优势获胜。近3个月过去了，事件影响还在持续发酵中。舆论从一开始聚焦“‘脱欧派’后悔了，想要重新投票”的观望状态，继而经历英镑下跌所带来的始料未及感，到逐渐开始反思事件本身带来的深远影响。
从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再到欧洲联盟发展为28个成员国，欧洲一体化所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无疑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一体化具有示范意义。然而，近年来欧债危机、难民潮等问题逐渐成为欧洲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欧洲内部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涌现。这种保守主义体现为孤立与排外，甚至外化为种种冲突、暴力事件。英国作为非欧陆国家，与欧陆虽然有若即若离的倾向，但总体保持了积极支持一体化的态度，为何会出现“脱欧”的急剧逆转？背后有什么样的多维度原因？事件本身对区域一体化、全球化又会带来什么深远影响？围绕这些问题，本报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从保守主义思潮的产生等角度，对英国脱欧公投事件展开深度观察与分析。
一、反映英国代议制民主失灵
《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5日，英国下议院就应否举行二次“脱欧”公投进行辩论。您如何看待这个情况？未来英国脱欧走向是否还会出现剧情“反转”？
黄平：这种辩论是英国议会的一种传统，源于英国有关法律规定，即有超过10万人联署请愿，国会就应进行辩论。不过，无论多少人在国会网站请愿，也不论国会有没有这次辩论，英国脱欧的议程、结果都只取决于接下来英国与欧盟方面的谈判。退一步讲，即便国会辩论结果决定再次举行公投，甚至公投结果也出现了反转，也是无法对脱欧谈判产生实质影响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进行谈判，什么时候谈判，谈判将持续多长时间，谈判的结果怎样？欧盟一些成员国已经催促英国尽快开始谈判，但新组建的特蕾莎·梅政府还在拖延，今年能不能开始脱欧谈判都未可知。
当然，这次辩论过程中“脱欧派”和“留欧派”的议员坚持的观点并未改变。辩论结束后，英国政府发言人表明，不会再举行公投；认为6月的公投有3300万人投票，是英国历来最多人行使民主权利，必须尊重结果，不能改变。脱欧公投可以说是英国保守主义思潮蔓延之下的务实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盟作为战后最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其成员的主权让渡一向是研究者最为推崇的成功要素之一。英国在主权让渡方面向来有所保留，此次脱欧公投结果是否显示这一倾向？“脱欧派”背后的社会问题是什么？
黄平：这次公投是冷战以后和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及欧洲一体化中的重大事件。它至少是个 “黑天鹅现象”。英国毕竟不仅是欧洲的经济大国，也是军事上的有核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不是会产生“蝴蝶效应”，还要拭目以待。这次公投结果刚出来，出乎所有精英阶层的意料，包括英国和欧盟各国执政的和在野的各个党派，也包括几乎各国的政府和国会。
公投结果虽出乎意料，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英欧关系一直是貌合神离，英国一直都没有加入欧元区，也没有加入申根协定。从历史上看，英国就对其持半保留态度。其代表人物就是撒切尔夫人，自她以来，英欧关系维持了若即若离。有人说，此次英国公投事件发生，说明英国缺少了一个像撒切尔夫人这样的强人。这样判断未免极端，但撒切尔夫人一直认为，英国可以支持欧洲一体化，但不能被某一国主导，否则将是一场噩梦。
其实，不论苏格兰独立公投、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是什么，公投这件事本身表明了社会的高度撕裂。
背后的问题在于，原有体制失灵。英国一直是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居然要走到全民公投的地步，说明问题不是哪项具体政策，甚至也不是哪个党执政，而是整个体制不灵了，精英与大众之间出现巨大裂痕，代议制不再能解决这种分歧。
二、将长远影响全球社会心理
黄平：脱欧公投的影响无法用简单的好或不好来评价。从短时间来看的话，毫无疑问会带来一系列冲击。
第一，从英国本身来说，会对整个社会形成巨大冲击。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的英国内政外交都可谓“老谋深算”，很多人认为英国代议制民主体制不会出大错，英国外交政策也不会出大错。而这次这个结果真可谓匪夷所思，直接看，英国如果确实脱欧，那么这对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实际上都是很大的冲击，而下一步英国在欧洲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第二，从欧盟角度来看，英国脱欧公投事件当然会导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放缓。欧盟本来是世界区域一体化的样板，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最重要的主权国家部分让渡的体制安排，对于其他区域合作、区域一体化都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可以说是全球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英国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脱欧使得欧盟这个区域一体化先行者受挫，欧盟本身也受到很大冲击。
第三，还必须看到，现在英国只是公投了要脱欧，但还没有脱欧。脱欧是否启动，英国议会是否批准，何时开始谈判，谈判需要多长时间，都还是未知数。是否可以说，英国与欧洲大陆原来貌合神离，今后是形脱神不脱？
第四，英美特殊关系是否因此更加强化？这次脱欧对美国也很复杂，美国肯定希望英国留在欧盟，没有英国的欧盟对美国并不利。以前英国一方面是欧盟国家，另一方面是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国家，如果只剩一方面，那并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
我们对这个事件目前更多的是需要冷静观察、跟踪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英国脱欧公投，在全球化时代，其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概念层面的影响会有多大范围、持续多久？
黄平：英国脱欧公投反映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某种逆全球化趋势。此次公投所反映的是对20世纪末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的反冲，或者叫做拉了“倒挡”，其中也包括人们对移民的反弹、反感。
英国脱欧公投背后很重要的一大因素是移民，这些“移民”并非来自北非或中东，而是由于欧盟成员国必须自由流动所带来的“新欧洲”移民。英国现在已经有200多万来自中东欧的移民。但是在英国社会既有的社会福利制度之下，这些来自“穷”国家的新移民，会使得英国普通人感到工作岗位减少了、社会福利减少了、社会秩序更糟了、环境卫生更差了。这种心理现象已经很严重。
英国脱欧公投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英国是世界级金融大国，伦敦城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可以想见，原来有些国家的资金想通过伦敦进入欧洲，现在也许就要犹豫一下，已经在英国投资的企业也许会重新拟定各种新的应对策略。其实苏格兰公投也一样，不管它投出什么结果，是51%赞成留，还是51%主张分，公投本身就代表着心理上的撕裂、政治上的断裂和体制上的割裂，共同利益之权重被各自利益之考量所取代。因此，在下一步全球发展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世界是继续走全球化之路，还是各自为政、以邻为壑乃至彼此为敌？一旦各国又进入一个各自为政、以邻为壑乃至彼此为敌的时代，那就不止是对经济、金融、贸易、投资、就业、增长的提升会不会产生很大阻碍的问题了。
三、社会不平等致精英与大众“撕裂”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观点认为，难民危机、欧债危机只是脱欧思潮的表面原因，实质原因是这些危机反映了英国的社会问题。您如何评析这种观点？
黄平：此次公投结果出来，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就公投谈公投，也不能只是关注有的人投支持票之后又后悔了这类反应。普通民众看起来是跟着感觉走，但背后有更深的缘由。
如果我们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层面来观察、分析这个事件，那么可以说，英国脱欧公投后受到冲击的第一是英国经济，第二是欧盟经济，第三是西方经济。这样一个冲击使得人们要重新看待英国的地位和英镑的作用，增加对金融、经济的疑虑和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至少会持续一段时间。同时也会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甚至进一步促成逆全球化。
2007—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至今未消，人们的心理阴影久久未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还引发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欧债危机一开始叫“希腊债务危机”，作为欧盟强国，德国迟迟不肯出手相助，因为它并不是希腊一个国家的事情。
欧债危机和华尔街金融风暴带来的不仅仅是银行缩水、货币贬值、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还有整个西方世界的两极化。
这种两极化在美国表现得非常明显，产生了很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极化现象。不仅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巨大分歧，也包括前期出现的占领运动和茶党现象，以及近期出现的桑德斯与特朗普现象，而且在政府与国会之间、联邦与地方（州）之间、东海岸与西海岸之间、不同族群之间、精英与民众之间，都出现了巨大分歧，在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种极化现象的加剧，导致了西方社会心理层面出现了怎样的分裂？
黄平：在欧洲，英国的脱欧公投，还有开始出现的疑欧主义以及人们担心的伊斯兰化，都是不平等在社会心理层面的体现。
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中，非常清晰地展示了精英与大众在收入、就业、福利等方面的分化和撕裂。此次英国脱欧公投前，英国和欧洲的精英都在计算，一旦脱离欧盟英国会损失多少机会和利润，结果是很清楚的。警告人们不要轻易投支持脱欧的票，但没有人听进去，因为人们感受的是实际的不平等和分化。
在这种极化的背景下，今年还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是美国大选。确定的是美国将举行大选，不确定的是谁将入主白宫。桑德斯和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在选举过程中都屡屡发表极端言论，甚至成为选举中的“黑马”。如今，特朗普已是唯一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可以看到，和英国脱欧公投之前一样，美国的主流观点现在仍认为特朗普不可能当选。但是，如同英国发生公投这样的事件本身一样，美国出现特朗普本身，就说明社会的撕裂、分裂甚至断裂已然存在。不管特朗普最终当选与否，首先他已经是共和党的唯一候选人，其次在民主党中也出现了桑德斯现象，在此之前已经有诸如占领华尔街和茶党现象，这些都说明美国社会已经高度极化、撕裂。
有一种说法，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本身。脱欧一旦成功，究竟英镑、欧元将损失多少，增长和利润会出现多大变化，财富与金融中心是否发生转移，这种高度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给英国、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安全以及心理效应和后果还难以估计。
四、世界秩序处于变动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也提到了，事实上，这种社会危机不仅在英国，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都有所呈现。欧洲多国近年来屡屡出现保守思潮，一些有极端思想的政治党派甚至在一些国家取得议会多数派。这些保守思潮反映了何种社会心态的变化？
黄平：当前世界形势可以用四种“主义”或者“思潮”来形容。
第一，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和西方各国2007—2008年以来都是向内看，投资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纷纷出台保护主义措施。过去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就是经贸关系，这些年竞争面也在上升，奥巴马多次讲到美国经济时都拿中国作为竞争对手。
第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苗头。比如，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和法国的“勒庞现象”，还有西班牙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苗头，也是多年没有出现过的现象。1945年以后，西欧北欧搞福利社会，欧美也通过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试图缓解资本主义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新保守主义改革，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为代表推行的政策，开始走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路，即所谓新古典主义，后来叫“新自由主义”。到2007—2008年，资本主义核心地段发生危机，新自由主义已经难以奏效。但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伴随着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应该关注和警惕。
第三，社会心理上的排外主义出现。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相应的，社会情绪上表现为民众的排外主义或者“民粹主义”情绪。这种社会心态，是偶然的还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应，也应该高度关注。
第四，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极端主义，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现在正在欧洲等地蔓延，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事件只是一种表现而已。
这四种“主义”的抬头、交叉和重叠，使得世界的不确定性更加严重，在这些不确定性的背后，各国需要共同携手加以防范的，是已经出现或者正在出现的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管理失职和体制失灵。实际上，在这些“失”的背后，原有的国际关系正在重建，各类同盟—伙伴关系正在重组，原有的游戏规则正在重塑，世界秩序也正在重构。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全球层面的大转变、大调整。中国一直以来所倡导互尊、互利、互让的更加平等的国际关系，共建、共赢、共享的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更显出它的意义与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