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布，中方首次正式提出，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这标志着我国未来将通过限定碳排放总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因此，有必要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节能减排。
一、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1.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促进工业领域碳排放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二三一”特征决定了第二产业能源消耗占据主导地位。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受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工业增长具有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特征，工业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占据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70%左右。目前，我国已步入工业化后期，距离基本完成工业化(工业化水平为80%)还有近10个百分点的空间，距离完成工业化(工业化水平为100%)还有近30个百分点的空间。从工业化国家经验来看，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前，工业化水平每增长1个百分点，碳排放相应增加约0.6亿吨；工业化水平超过80%以后，碳排放增长主要来源于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工业化水平每增长1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则相应增加约0.3亿吨(见表1)。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工业领域的碳排放还将保持一定的刚性增长。
2.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是推动交通和建筑领域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快速推进，城镇化率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见图1)，城镇化过程中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交通和建筑领域，占碳排放总量的近30%。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经济为主向城镇经济为主转变的阶段，2020年、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70%。按OECD(经合组织)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我国城镇人均生活能耗约是农村人均水平的1.5倍、城镇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约是农村地区的4.5倍，相应地总能耗和排放水平约为农村的3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交通和建筑领域的碳排放将呈刚性增长。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住房面积的扩大，小汽车、空调、冰箱等进入家庭，城镇和农村的人均能源碳排放将呈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交通运输业朝着高效、舒适、快捷的运输方式转化，家庭轿车的拥有量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未来我国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碳排放将以较高的速度增长。
图1 2005年～203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发展趋势
表1 2005年～2012年我国分行业能源消费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
3.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地位短期难以改变，是碳排放增长的根源。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特点决定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近几年来，随着能源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略有下降，但仍占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的75%、消费总量的65%左右，主体能源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2014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从上年的9.8%提升到11.1%，煤炭比重从66%下降到64.2%。虽然2015年～2030年间能源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预期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进一步优化至20%，煤炭消费比重降至50%左右，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依难以改变。我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国家，化石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排放量的90%，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05年的54.12亿吨快速增加到2013年的82.02亿吨(见表2)。同等标煤下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分别为每吨2.622、2.009、1.500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对碳减排压力依然较大。
4.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碳减排的关键手段。在能源消费持续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难度较大的情况下，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成为我国碳减排的关键手段之一。洗选煤技术、型煤技术、水煤浆技术、先进脱硫技术、低氮氧化物燃烧技术、先进脱硝技术、除尘技术、碳氧化物捕捉技术、煤气化技术、煤基替代等煤炭加工、煤炭高效洁净燃烧和转化技术是碳减排的重要手段。勘探开发技术、深海采油技术、页岩气规模化、“工厂化”生产等技术是碳减排的重要路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液化天然气汽车、压缩天然气汽车、天然气家庭轿车、天然气城际客车、天然气重型卡车和轮船等技术攻关是碳减排的重要来源。分布式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地热发电、海洋能发电等技术是零碳排放的重要保障。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5.完善能源价格机制，是碳减排的重要杠杆。能源价格的上涨有助于碳排放的减少。考虑能源、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效应，如果能源价格高于其他要素价格，市场主体将用其他要素来替代能源，从而减少能源使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进而减少碳排放。然而，如果能源价格被人为地扭曲，价格管制使得能源价格低于合理的市场价格，将导致能源利用效率偏低，从而导致碳排放增加。目前，我国能源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扭曲，表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的价格偏低。以煤炭价格为例，一直以来，煤炭作为相对能够自给的、较为低廉的能源品种，在煤炭价格没有考虑资源环境等外部成本的背景下，煤炭产能不可避免地过度开发和使用，从而导致碳排放快速增长。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消费中，碳排放因子最低的天然气受目前国内天然气定价机制及低油价持续时间较长影响，天然气消费需求释放强度低，亟须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来促进碳减排。
二、碳减排对策
1.坚持走低碳工业化发展道路。一是促进工业向低碳绿色化方向转型，重点加大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其他采矿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高碳排放工业行业的低碳化力度。二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传统产业低碳化升级改造，支持技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高附加值、低排放的低碳产业集聚，积极培育新兴服务业、低碳能源、设备制造、绿色建筑业、生态旅游业等低碳产业。三是综合运用市场机制和节能减排资金配套、税费减免、补贴等政策支持，激励和引导工业企业走低碳化之路。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融入低碳理念。一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加大强制执行新建建筑节能标准的力度，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气候条件、地方风俗相适宜的绿色建筑标准。二是优化综合运输通道和区际交通骨干网络建设，在城市群内部建设以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为骨干，以普通公路为基础，有效衔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多层次快速交通运输网络，依托综合交通枢纽，加强铁路、公路、民航、水运与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公共交通等多种交通方式的衔接，加快交通节能新技术的研制推广，充分挖掘交通部门的节能潜力。三是城镇化过程中融入生态文明和绿色低碳理念，通过倡导低碳消费模式来提高公众的低碳环保意识，养成良好的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3.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一是严格控制能源消费过快增长，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挂钩，对高耗能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实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强约束,对重点地区实现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强度双控制。同时，实施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削减京津冀鲁、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煤炭消费总量。二是优化能源结构，积极发展天然气、核电、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推动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按照输出与就地消纳利用并重、集中式与分布式发展并举的原则，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三是在水力资源富裕，环境条件较好，地质构造适宜的地区，积极有序推进大型水电项目建设，同时因地制宜发展中小型电站，开展抽水蓄能电站规划和建设，加强水资源综合利用。
4.加强低碳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一是加大碳减排科技研发投入，将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主要行业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与处置利用技术，生物与工程固碳技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清洁、高效开发和利用技术，先进煤电、核电等重大能源装备制造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等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技术作为重点资金投入对象。二是落实《煤电节能减排升级改造行动计划》各项任务要求，加快燃煤电站节能减排改造步伐，提升煤电高效清洁利用水平，打造煤电产业升级版。三是加大对煤矿安全绿色开采、煤矿区循环经济、煤层气开发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矸石和粉煤灰综合利用、矿山机械再制造等技术研发、示范及应用的支持，加快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5.推进能源价格改革。一是深化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抓住当前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有利时机，改进油价调整的周期和方法，将政府指导价改为政府监督价，企业在政府监督下按照市场供求变化自主调价，政府通过税收调节机制来体现低碳发展、绿色发展、能源安全等政策目标。二是理顺进口气定价通道阶梯气价，通过阶梯气价把部分亏损或者补贴压力合理转移到下游，引导上游更多发展天然气进口、进行非常规天然气开采等工作，进一步提高清洁能源利用。三是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加快电价改革，在保障居民、农业、公共机构的最低用电需求下，放开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完善输配电定价机制，培育竞争性电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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