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奇谈怪论：学术需要贸易，国际学术交流就是国际贸易，而决定贸易模式的基本原理就是“比较优势”。我是经济学家，解释“比较优势”是我的职责，它的意思是，当一个国家样样都不如别国的时候，要扬长避短，选择相对来说更有优势的来做，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有竞争力。
当然，“比较优势”原理是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对于个体，有两种情况不适用：一是已经具备了某种技术上的“绝对优势”的，不必委曲了自己的能力;二是不参与贸易的，完全可以仅仅出于兴趣来做事，这是更高的境界。经济学相信分工是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而且贸易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如果说学术是个例外，我想不出闭关自守会有利于学术的理由。当然，不是每一项研究都需要用于贸易，说到底，兴趣还是第一位的。
接下来的话是对有志于从事中国研究的人们说的。我认为中国问题可以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如果要给一个定义的话，学术前沿在我看来就是未知且重要的问题。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仅以人口和经济的体量，世界上就不会有人认为中国问题不重要。但仅有这种意义上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假设现有的西方主导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文献已经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那么，中国问题就只是现有理论的实验场。中国问题的前沿性在于，对它的理解远远不够。我不是说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恰恰相反，已有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用于中国(包括贸易与增长的关系)，但是，还不够，而就这“不够”的那一部分，不就是前沿吗?
作为“转型与发展中大国”的中国
近来我常说，中国之独特性在于，这是一个“转型与发展中大国”，将“转型”、“发展”和“大”这三个特征集于一身的，可能独此一家，而且，这三个特征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相互嵌套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到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地区间禀赋差异明显，各个地区之间经济的互补性很强，如果地区之间实现有效的分工，大国优势对于中国的发展将极其重要;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脱胎于计划经济，至今在部分方面仍然存在政府干预的色彩，尤其是它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还远未市场化。
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有很多理论问题都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价值。最近，我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的时候，围绕着发展、转型和大国三个方面，谈了中国研究的一般意义。
第一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即一个国家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从落后走向发达，这一块的研究在世界主流经济学界还比较薄弱，因为主流经济学描述的主要是已经成熟的经济体，而不研究结构转换的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是否存在一些可以推广的机制，比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这种问题是可以上升到一般理论的。
第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制度转型相对来说不是处在最核心的位置。但是现在一些新兴国家，包括苏联解体以后，很多国家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很多国家都存在一个从不完善市场向完善市场过渡的状态，那么如何实现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否具有一般的规律?比如说，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是什么关系?是先有经济的发展，再有制度的转型和政治民主化;还是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以制度转型和政治民主化为前提条件?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又比如，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教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制度(包括具体的政策)从一种状态转型到另一种状态，其触发机制是什么?等等。事实上，涉及到制度转型的理论也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一些新见解的。
第三是大国治理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大的经济体如何实现有效的治理并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世界上有很多很大的经济体，比如印度、欧洲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大的经济体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怎样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这种结构最终会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发展的绩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
这只是举三个例子，实际上，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在中国非常重要，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里还不是很深入。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是可以基于本土的经验，为这些理论作出贡献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工作才刚刚起步，要真正形成成熟的理论，并且可以上升到一般性可以推广的理论，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page]
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思考两个概念的差别，即在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中，哪一些是属于过渡性的，哪一些是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比较稳定的。如果中国的很多结构性特征只是过渡性的，未来可能会收敛到人类已知的某种类型的制度上去，那么，中国现有的特色就没有那么大的理论意义了，剩下的，可能只有制度转型过程的理论意义。但是，假设过了二三十年以后，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且仍然具有与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治理结构，在政治或社会上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特征，对这些特征的研究就很可能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问题在于，以当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直到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问题如果都能研究清楚，的确可以对全人类的智慧做出贡献。在没有研究清楚之前，对于“中国模式”的提法要谨慎。
我自己比较倾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等进入发达状态之后，中国的体制仍将保持一定的特色。这种特色所形成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就像在市场经济模式中，有英美体制与欧洲大陆体制的差异一样。即使在英美市场经济体制内部，英国、美国、加拿大都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在欧洲大陆体制内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有各自不同的体制。如果看到这一点，作为学者，就有必要进一步回答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特色，究竟有哪些是“发展”意义上的，最终会不复存在的?而又有哪些特色是“比较体制”意义上的，在较长的时段内都会持续存在?
在保持那些“比较体制”意义上的特色的道路上，中国如何从当前的制度过渡到未来的制度?哪些条件或触发机制会推动这样的制度转型?有没有制度转型的时间表和急剧转型的转折点?
中国特色的道路(或模式)如果真有的话，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国家所借鉴?
如何看待中国研究的质量
中国学者应该能够基于中国的实践来提出一些大的理论构建，但在这个大的理论构建完成之前，对于这件事仍然还停留在“相信”的阶段，因为，当我们想了很多大问题之后，仍然会发现，对于中国的一些基本的事实，我们都还不清楚。也正因此，我认为中国研究还处在大量从事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的时期。
我不赞成用方法的复杂性来判断中国研究的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非常重要的前沿性的问题，有时候，将问题提出来就已经非常重要，而由于中国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处在起步阶段，数据的积累非常不够，限制了一些方法的运用。而那些能够运用较为复杂的方法的问题，却往往已经是被学术界反复加以研究的问题，未见得是前沿的。
举例来说，在教育经济学研究里，估计“教育的回报”简直就是一个各种“尖端武器”的实验田，在技术上复杂程度最高。但在中国，除了需要一般性地估计出教育的年数所带来的回报，也需要估计将政府的教育财政资源投向农村或城市，投向基础教育、技能培训或高等教育，哪种投资回报更高。而一个更为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则是，是否应该设计一种机制，来让政府投向欠发达地区(或农村)的教育资源成为一种可携带的资源，来让跨地区流动的人口(或进城农民)携带到其就业所在地，解决随迁子女在其父母工作地接受教育的问题。上述第二、三两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了城乡间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和地区之间的关系。
我不敢贸然在上述三个有关教育的问题之间按其重要性进行排序，但我能确定的是，后两个问题的研究非常少，而且可能也正因为这样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的基础薄弱，数据积累不足，甚至根本没有相关的数据。从发表来说，第一个题目如果能进一步有边际上的贡献，可能能够发表到不错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去。对于后两个问题的研究，当然也有可能发表到国际学术期刊，但其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在短时期里，相应的研究可能还无法在方法上用到被国际学术界认为足够精确的方法。坦率地说，我不认为后两个问题(即使最终没有发表到国际一流期刊上去)就不是前沿研究。
在最近这些年来，中国研究的质量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在国际上的发表数量和质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我还是认为，在国际发表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是急不来的。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今天有关中国问题的国际发表是建立在大量之前的中文文献基础之上的，而今天发表的那些中文文献也是在为明天更好的国际发表打基础。换句话说，只要在当下的条件下做到了最好，推动了研究的前沿边界，这样的研究就是值得重视的。
在社会科学的大家庭里，越是与制度、历史这些因素相关的学科，越是偏“软科学”，而越是与制度、历史无关的学科，则越偏“硬科学”。以我所在的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为例，管理科学总体上来说偏硬，而经济学则偏软。在经济学内部，研究方法论的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理论偏硬，而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则偏软。从发表上来说，越偏硬的学科，抽象掉了具体国家的背景，越容易在国际上交流和发表，实现“与国际接轨”。而偏软的学科，特别是重应用的研究，其重要性和研究的价值往往在特定的制度和历史的背景之下才更能凸现出来。如果我的这个说法是道理的，那么，就不妨对于中文文献再多一些重视，特别是真实刻画中国当代发展的那些文献。不管考核制度是否重视，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至少要求自己在研究中重视中文文献。
作为一个工作在中国的中国学者，对于那些重要的问题，就应该做。发表到哪是重要的，但我不认为这是唯一重要的。在这种问题上去争个理出来，没什么必要，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争辩一下，我就倔强地说，研究自己的祖国，别问我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