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由物质空间而始，最终是服务于人的。西方在百年城镇化进程中，规划理论也同样经过了百年思考与创新；中国的城镇化用三十年走过了西方百年的路，所做的甚多，沉心静思则相对较少。
在中国城市缓速、提质、增效的背景下，不妨回顾一下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道路，以史为鉴，集思以助远行。
从田园城到和谐城
为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提出两大战略思想：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发展理念和政策目标，也是不断实践的过程，与现代城市规划所秉承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1]（仇保兴，2005）完全吻合。“五个统筹”的核心在城市[2]（仇保兴，2006），和谐城市是落实这两大战略思想的重要载体，也为当前和今后的中国城市规划发展注入“以人为本，环境友好”的美好城市愿景、科学理性的新精神以及规划实践的新方式。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与实践，西方城市规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正处于向城市社会快速转变的中国，要自我完善、后发超越，就需要对之进行了解。
1890年，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Garden City），这标志着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奠定了现代城市规划100多年来建设美好城市的发展基调与奋斗目标[3]（吴志强，1999）。国内已有不同学者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进行了整理、引荐与分析（吴志强，2000；周岚，2001；方澜等，2002；仇保兴，2003；王凯，2003；李强等，2004；张京祥，2005；曹康顾朝林，2005；曹康吴丽娅，2005；丁宇，2005；左慧敏，2005；李健宁越敏，2006）[4-15]，以求为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建设与工作实践等提供借鉴与启迪，在此不予细数。
从田园城到和谐城，是一次“新的升华”，本文冀望从城市规划的功能取向这一视角切入，在和谐城市的目标导引与政策语境下，通过对西方百年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梳理，探寻中国城市规划当前和今后可以有何作为、如何才能有所作为。
为人？为地？是张庭伟教授在其《21世纪的城市规划：从美国看中国》[16]一文提出的一对问题。文中，他将规划师在过去一百年中的实践，归纳为两个基本方向：第一，改善城市的用地布局和物质环境，即改善对“地”的使用。第二，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城市社会的素质，即改善“人”的状况。
他以美国城市规划发展的例证分析。最后指出，这场为“人”还是为“地”的争论，仍在继续，并将被带入21世纪，这关乎规划师的社会职责和社会使命的讨论。
城市规划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城市，城市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17]。在此，笔者将张庭伟教授所提的“人”，界定为具有自主意识的社会群体，具有社会与经济双重属性，“地”则是指容纳一定社会群体聚集的物质环境空间。
“为人？为地？”这关系到城市的基本功能取向。我们从几组国内外学者对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给出的定义，来看其中是怎么描述“人”与“地”的。
规划作为一项普遍活动，是指编制一个有条理的行动顺序，使预定目标得以实现，就城市和区域而言，其总任务是为各种活动（土地利用）提供空间结构，规划是一个连续的过程[18]（P·霍尔，1975）；在城市或者镇、区的层次上，致力于组织与人的需求相一致的、和睦共处的空间秩序[19]（G·阿尔伯斯，1988）；规划是把知识应用于实践来改良社会（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ACSP））。如果把城市认定为一个空间范畴，那么城市规划，就是对空间发展目标的设定和达到这项空间目标过程中时间上的制导了[4]。（吴志强，2000）。
上述定义中，对“人”与“地”，语义上互有侧重，虽未明确“谁先谁后，谁主谁次”，但确立了“人”与“地”两个核心要素，阐释了城市规划是协调人的需求与空间利用之间关系的一种活动。
如果将“人”与“地”构成的协调关系继续细化，可以得到3种基本关系类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地”与“地”的空间关系；“人”与“地”的社会——空间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为不同社会群体因其社会、经济地位在城市中占有不同生态位而形成的关系。“地”与“地”之间的空间关系，表现为区位与布局关系，区位论是揭示这种关系的基本原理。“人”与“地”的社会——空间关系，是一种空间与社会相互建构、相互融合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特定社会群体与所处自然环境的作用关系，可从城市意象、生态足迹、人居适宜性等指标描述。这3组关系基本包括了城市规划的工作对象问题，对城市规划的功能取向也是一种细化，在此，将其作为全文研究起点与下文的分析框架。
演进梳理
本文选取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诞生（1889）至千年世纪转折（2000）年作为研究时段，主要参照吴志强《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导论一文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核心词语的引荐（见注释1），同时参照如下文献进行核对与补充，通过核心词在所阅文献中对其影响作用大小与摘引介绍频度比较，选取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进程中的40个重要程度与认知程度较高的理论，作为本文梳理的研究案例。同时，采用吴志强《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导读》中时代和思潮相结合的方法，划分为6个时段（划分方法见注释2），从而搭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对象＋时段”的分析框架。
主要选择的来源：
④《城市社会学文选》[21]
⑤《CityReader》[22]
⑥《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23]
⑦《Readings in Urban Theory》[24]
⑧《Classic Readings in Urban Planning》[25]
⑨参考文献4-15。
基于上文三种“人”与“地”构成的关系类型，根据文献编著者或译者对所选城市规划理论与事件主要内容、观点介绍与评价及自己搜集的辅助信息，按照各个理论与事件在三种关系上所具有得不同偏重（如关注视角、解决方法与落实途径等）进行判断，划分为①物质性规划主线型；②社会性规划主线型；③物质——社会兼容型三种类型。将理论与事件按照发生时间次序排列，从而得到按规划的物质性与社会性功能划分的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类型演变表（见表1）。受对部分理论与事件原始资料和背景资料所获取的有限性和间接性等限制，所划分类型仍需进一步深入完善，主要希望用来反映西方城市规划演变的大致趋势。
总体特征：规划功能重心从物质性向社会性倾斜
表1中，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不同类型分布的数量看，物质性主线型有21个，为最多，社会性主线型13个，物质——社会兼容型只有6个。这表明西方城市规划在物质性功能方面是有深厚积累的，涉及美学、技术、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生态等不同维度的研究与实践认知。
但从三种类型规划的演变的横向比较看，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
1960年前，城市规划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物质空间决定论，城市规划是从城市的物质形体环境或城市形态角度来审视城市，并去规划、设计城市，期望通过城市物质环境建设来改良社会。
Sitte提出的城市空间的视觉艺术原则的形态布局；T·Garnier的工业城市、LeCorbusier的当代城市与F·L·Wright的广亩城市，都是将现代技术手段引入城市规划，来实现对城市空间的发展构想；随后《雅典宪章》确立的功能空间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W·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与C·Perry的邻里单位，则是对宏观区域结构以及微观社区结构的空间关系研究；而战后卫星城、新城建设、城市更新运动则延续了这种物质性规划的繁荣，可见这段时间西方对“地”与“地”的空间关系认识较深，实际应用也较普遍，另两种类型的关系尚未引起规划师们的足够关注。
正如众所周知的，1961年，JaneJacobs对那种重物质、轻社会的城市规划给城市带来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尖锐批判。这使西方规划人开始反思先前种种所为，也拉开了西方城市规划的功能重心由物质性逐步向社会性倾斜的序幕。
1960年代后，对城市物质性的研究有所减少，对其社会性的研究大增。规划的社会性功能不断被强化，这涉及规划师自身角色，以及社会中各种利益团体，诸如阶级、种族、性别、公众参与等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伴随着后现代多元文化、新自由主义思潮，从对工具理性（表现为精英主义、技术崇拜、功能理性等）的否定，进而转向推崇交往理性等种种外部语境的变化，渐进规划、倡导规划、行动规划等被逐一提出并风行。社会性的规划不断推陈出新，1990年代相继出现沟通规划、合作规划等新的规划模式。在此，规划功能的社会性一面占据上风。
从“精英主义——空间蓝图”到“多元利益——折衷方案”，西方规划似乎完成了一种从物质空间设计到社会关系协调的功能革新，这种变化进一步影响到规划手段、方法、内容，并具体体现在规划理论、方法、价值观、规划成果、规划教育等方面。
通过对近百年40个规划理论与事件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大特征是，西方城市规划的功能取向重心发生偏移，从物质空间转向社会关系，而且，物质性的规划与社会性的规划，并非同步发展，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影响评价：重心失衡引发的认同危机
每一种规划理论均存在合理性，也存在局限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规划理论的发展路径？
有学者指出，1990年代以来，将狭窄的物质规划问题推广到更广泛的物质建设的社会含义已成为一种方向[17]（张庭伟，2001）。这种“泛化”，是否意味着规划的“繁华”呢？众多留学国外的中国学者，结合自身感受给出了见解。
张庭伟教授以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发展为例认为，近30年来美国的规划理论偏重城市的社会性一面，较多讨论作为“生产关系”的政治问题，只是一个表象。本质是引发各界对曾遭到忽视的城市非物质性一面及社会公正问题的重视。也许“矫枉”有“过正”之虞，但这客观上确实促进了规划学科的进步。（张庭伟，2001）
梁鹤年教授则指出，在欧美（尤其是北美），规划的社会地位仍未被重视，且有日益下降的趋势。其中原因是什么？他指出，问题出在规划自身，社会给规划的使命，是处理“城市环境”，但这几十年，规划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路线，偏偏是要处理社会，处理经济，处理政治，唯独没有好好处理“环境”，并告诫中国规划不要误入歧途[26]。（梁鹤年，2001）
吴志强教授在《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一文中谈到，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从理想主义起步，经历理性主义的丰富和完善，走向了更广阔的社学科学领域，但今日城市规划学科却面临核心理论空心化、理论创新惰性化、研究阵地孤立化的危机。这些问题可能是一个发展门槛和瓶颈，不一定是城市规划最终趋势，但中国城市规划界不能盲目追随国际学界的动态热点，漂移性地展开工作，如此对自己将是弊多利少[27]。（吴志强，2005）
卓健从“法国当前对城市规划职业与教育的争论”出发，谈到近年来，法国规划教育和规划职业面临双重危机，不仅本身缺乏同一性，且社会认同程度有限。“城市规划还能在学校学吗？城市规划师是一种独立的职业吗？”成为其教育界、理论界、职业界、政府官员深入探讨探讨的问题[28]。（卓健，2005）
可以看出，在对西方城市规划在经历了物质性设计基础上导入社会性知识获得发展进步正面的客观评价之上，更多学者对西方城市规划发展中当前“物质空间”与“社会关系”并未有效兼容表示忧虑。
笔者认为，这根本上是西方规划内部“物质性与社会性”与外部“物质环境改善与维护社会公平”两组关系没有和谐并举发展的表现，进而导致规划“自身凝聚力的下降”与“外部话语权的削弱”，体现为规划的研究、教育、职业与社会作用等各个环节陷于“自我认同迷失”与“社会认同弱化”的双重危机，这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无疑具有警示意义。
社会和空间之间，是交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相互建构，相互融合，并非简单的“一方因”或“一方果”的线性关系。基于对近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与事件的梳理获得的启示，笔者认为，中国城市规划需从内外两方面搭建功能取向认知平台。
内部取向：寻求规划功能“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平衡
计划经济下的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在空间上的具体安排。其主要任务是把国民经济计划确定的建设项目和内容落实到蓝图上，通过综合平衡求得空间秩序。这决定了中国城市规划的传统是以物质规划为主。但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介入城市开发，城市的发展过程变得日益难以把握和控制，城市建设行为的利益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确。空间秩序中蕴含了更多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29]（何兴华，2003），城市规划核心问题已变为——围绕空间资源分配，实现社会公平[5]（周岚，2001）。这涉及对新的城市运行机制进行理解、对城市社会中利益群体进行协调的问题，但中国的城市规划仍未脱离物质规划为主的传统，大量的规划行为和实践活动表现为绘制城市或地段设计蓝图。有学者将其视为城市规划内部环境不整合的一种表现：城市规划任务的综合性与城市规划操作工程技术色彩的矛盾[30]（张京祥，2001）。
鉴于此，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看法。比如，从物质建设规划到社会发展规划是中国规划走向世界的途径[31]（张庭伟，1997），规划界的专业构成急需多元化，规划师的知识面急需进一步扩大[5]（周岚，2001）；中国城市规划制度环境创新的建议之一，由技术型城市规划向城市经营型规划转变[30]（张京祥，2001）；要认真处理城市的物质环境，就一定要了解城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但物质环境是城市规划工作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26]（梁鹤年，2001）；城市规划最基本的属性是政策性，不只是技术性。作为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不仅仅是形体或空间因素，而是价值观[32]（石楠，2005）；城市规划学科核心理论应当向空间化回归[27]（吴志强，2005）；社会——空间过程是规划师独特的知识领域，城市规划学科本体的建设应该强调空间性，这是重塑城市规划职业认同的重要途径[33]（段进，2005）；制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城市空间环境建设调控策略，并从城市社会发展角度，重构一般性规划过程所赖以存在的法律、权力、资源意义上的制度性框架，是我国城市规划改革的方向[34]（黄亚平，2005）；转型期城市规划变革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共政策研究与物质空间规划并重[2]（仇保兴，2006）。
从中可以看出，大家的思考与关注焦点，基本集中在规划的物质性功能与社会性功能上，关系到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发展定位与方向。
个人认为，当前我们的规划，亟需补充更多社会性知识与职能。但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已提醒我们，偏颇的发展无益。当下，我们更应认真思考，如何实现规划的“物质性”与“社会性”在城市规划内部的整合协同。要实现规划自身的和谐，就需要把杂多元素组成一个均衡、稳定、有序、和谐的整体，这需要一个恰当的度。“物质性”与“社会性”是规划开展工作的两只“手”，社会分析和规划设计互相补充，各展所长，以此规划才能为和谐城市做出很大贡献。
外部取向：有效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基本关系
和谐城市的核心在于正确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协同进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人与人之间融洽协调的社会关系，是城市得以延续的“内部根据性条件”。两者完整组合，才是真正的和谐城市理想框架。
城市规划的一个中心原则，是“各种城市空间和形态同人类的相关”，这使其在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的状态下，仍能与其它地学或社会科学有所区别，并维系自己的作用与地位。城市规划确立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基本关系作为外部取向，利于发挥更大的功效，获得社会支持。在此，笔者就如何规范两大关系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集中于学科研究层面，着重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
①人地“数量”关系，分析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平衡关系，即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分析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即开发与再生或排放与容纳的关系；
②人地“质量”关系，是在“数量”基础上人地系统“质量”提高优化问题，即达到多层次人类社会与文化质量、经济活动质量、环境质量及人类个体质量不断或永续提高的能力；
③人地“行为”关系的范式，分析人-环境相互作用整体模式，从个人与群体感应——认识中发现的共性关系特征，解释空间行为。
而大数据的兴起为人地关系和谐搭建了桥梁，通过关注“群体人”的规律和“个体人”的属性，来改良先前的空间规划，这应该是未来的方向之一。正如北京大学刘瑜教授提出的“社会感知”，首先从对地理环境的情感和认知、在地理空间中的活动和移动、个体之间的社交关系三个方面，提取人的时空间行为特征，继而从人、地、时三个基本要素切入。在“人”的方面，社会感知数据可以获取人的活动与移动、社交关系、情感与认知等行为模式；在“地”的方面，可以基于群体的行为特征揭示空间要素的分布格局、空间单元之间的交互以及场所情感与语义；从“时”的视角，可以发现地理过程（尤其是人文地理过程，如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和特征。
这些新的理论、方法、工具，为我们提供更多“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帮助规划实践更科学合理地开展。
规范“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对规划师的角色与技能的思考。西方规划师现在面临这样一种问题：从事设计的，缺乏社会层面的分析能力；从事社会分析的，也缺乏对设计的认识。他们提出问题，但拿不出解决办法。建议多是单方面、抽象和不切实际的[35]。（梁鹤年，2001）。因此，未来的中国规划师具有技术性角色（设计师、科学系统分析者）与社会参与性角色[控制者、协商决策者、公众参与鼓励者、企业行为的规划管理者、理性的沟通者[5]（周岚，2001）]的角色兼容性是必需的，而扎实培养基本的美学鉴赏和城市设计能力，具备科学系统分析和理性决策能力，具备人际交流和协商能力，同时，在中国，政治智慧对一个规划师也是十分重要的[32]（石楠，2005），掌握复合化的规划技能也是必需的。
当下，我国渐进式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利益主体关系的牵扯与交织，使得规划及其实施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对每个规划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规划正在转型，“决策过程中撬动价值的杠杆”的“大规划”意义日益显现，规划师需要成为价值的发现者、缔造者、集成者以及斡旋者，实现对价值创造、价值平衡以及价值分割的角色担当。
结语
对西方城市规划，我们要清醒学习，其长处与危机，犹如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和完善自己。回顾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从诸侯王权下的“匠人营国”，到近现代口岸城市的“西化烙印”，再到建国后深受苏式影响的“终极蓝图模式”，今天面对世界最大规模的城乡建设，如何实现和谐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所有中国城市规划开创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与超越之路，是使命，也是挑战。
资源和能源供应极限的环境约束、高强度的城镇化与城乡二元差距、社会结构历史性的人群分层分异、全球化下的激烈城市竞争等一系列新形势与新问题，中国城市规划如何将物质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城市规划工作如何将处理物质环境、空间资源方面的问题和更深层更广义的社会进步问题结合起来？这种“自省”与“忧患”意识，是每一个中国城市规划人都必须要有的，最首要的，是要实现城市规划“自身的和谐”。
回顾过去36年中国城镇化的道路，有两个显著特点：多方趋势交织与快速压缩发展，即城镇化与工业化、全球化、市场化、机动化、信息化相伴发展，互相影响和制约；用3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100年的城镇化路程。2012年2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公报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达到51.3%时，我们知道，如此规模的人口实现城镇化，不可能一下就沉淀下来，流动人口与城镇之间，需要进行一种相互选择与不断尝试的“试错”过程。
城镇化的上半场，产生一系列问题：生产、就业、消费与居住方式转变的速度不一致；常住人口城镇化速度与户籍人口城镇化速度不一致；土地城镇化速度与人口城镇化速度不一致……究其背后，则是：要素失配、区位失配、政策失配、制度失配、理念失配……
下半场的城镇化，是建设新型城镇化。个人认为，这将是一个“纠错趋优型”过程，从行政的城镇化到市场的城镇化，从物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从不可持续的城镇化到可持续的城镇化，更是从失配的城镇化到匹配的城镇化。为之，需要建设一整套人地和谐的规划理念与理论来指导支撑规划编制、实施、管理与教育等实践。
汲取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演进的经验与教训，如何将物质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如何将处理物质环境、空间资源方面的分配问题和更深层的社会公平进步问题结合起来？如何站在人本城镇化和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最终将物质性、社会性与生物多样性结合起来？……
回答这些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问题，将是“天人合一”中华智慧的现代传承，更是拥有世界一流规划实践机会的中国规划人对世界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原创贡献。为此，亟需“中国原创规划理论发展的共识构建”，明确自身新的“政治”角色与定位，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将是中国城市规划前进的动力与创新的源泉，更是建设营造和谐城市的有力保障。
注释：
（1）1890-1915核心思想词：田园城市理论，城市艺术设计，市政工程设计；
（2）1916-1945核心思想词：城市发展空间理论，当代城市，广亩城，基础调查理论，邻里单元，新城理论，历史中的城市，法西斯思想，城市社会生态埋论
（3）1946-1960核心思想词：城市的社会与人，都市形象设计综合规划及其批判战后的重理，历史规划的意识形态，
（4）1961-1980核心思想词：城市规划批判，公民参与，规划与人民，社会公正，文化遗产保护，环境意识，规划的标准理论，系统理论，数理分析，控制理论，理性主义
（5）198l-1990核心思想词：理性批判，新马克思主义，开发区理论，现代主义之后理论，都市社会空间前沿理论，积极城市设计理论，规划职业精神，女权运动与规划，生态规划理论，可持续发展
（6）1990-2000核心思想词：全球城，全球化理论，信息城市理论，社区规划，社会机制的城市设计理论
[2]《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导论中的历史阶段的划分方法
一般而言，对规划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有三种基本类型：
（1）以时间的自然延续来划分。如DonaldKrueckeberg的划分方法，将其一时段的规划理论或规划实践作为这一年代的特征；
（2）以主流思潮为主线，再划定年代的上下界线，如PeterHall的划分方法；
（3）以时代和思潮相结合的方法。
吴志强教授在《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导论一文中按照主要理论思潮出现的先后划出时代。因为主流的思潮在历史上的发展并非转眼间更替的，所以一个时代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探索和主要理论思潮，而一种思潮也可以跨越几个时代。这种时代划分方法的目的在于，在划分时段以便讨论研究的同时，强调思想的发展具有其渊源和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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