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承认，若不是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约翰·纳什，本不会这样写。
理由是：任何将一种僵硬的科学理论应用于复杂社会问题的企图，都包含着某种危险。无论这种理论多么深刻、多么完美，毕竟只是一种科学，而直接使用科学方法处理人文领域问题，其实是缘木求鱼。
很遗憾，这个道理并不是学界共识。最近两天，中国媒体上到处可见某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借纳什去世抛出的“大话”：“专制制度在中国盛行两千多年，至今阴魂不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假定皇帝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官员是‘贤臣’。如果我们早就假定皇帝是‘理性人’，是‘自私的’，中国也许早就实行民主和法治了。全世界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正是那些最早不把国王当‘圣人’、假定官员一有机会就会谋私利的国家。”
此君不仅几十年都在抱着一棵枯木拼命抓鱼，从上面这段话判断，他很可能连真正的活鱼什么样都没见过。
本文并不为批判中国的“伪经济学家”而作，顺便提起，只是要说明：纳什均衡这种科学理论，在思想上的崇高地位是一回事，在应用上的限度和分寸又是另一回事，两者并无相关性。恰当地应用是深刻，过度的应用是胡扯。
当然，把纳什均衡应用到胡扯的地步，荒谬到企图用一套数学模型评判两千年中西文明史，所有这些闹剧与纳什本人毫无关系。纳什归根结底就是个数学家，他1950年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得出了“n人博弈中的均衡点”的数学通用解概念。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以“纳什均衡”命名的这一数学解，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界。因为按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每个“经济人”都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从理论上讲，在一个包括n个“经济人”的经济活动中，会存在一个以上的纳什均衡。在这个均衡点，对任何一个对局者来说，只要其他人不改变策略，它也会接受一个符合最大化原则的策略。
这一天才的理性结晶，当然也被很多学科领域引为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关系学界，也出现了理性学派，倾向于假设每个自主政体都是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并拥有多种策略组合的理性行为人。在这一学派看来，在一个包括n个自主政体的多边互动关系中，也存在一个以上的纳什均衡。在这个均衡点，对任何一个对局者来说，只要其他人不改变策略，它也会接受一个符合其利益偏好的策略。
但是，有别于经济学家对数理模型走火入魔般的追求，国际关系学者在这方面要谨慎得多。他们深知，由政治家们主导的国际关系要比商人间的经济活动更为复杂深奥，生搬硬套模型化、数理化的“科学”方法，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为了建构标准模型而不得不割舍掉的流变因素，最终会让模型严重脱离实际，最后的结论即使可以用很精确的数据来表示，也只能是自说自话，与现实并不相关。
因此，数理模型在复杂问题领域中实际价值，只在于提供一种辅助性的观察视角，为真正深刻的洞见加上旁证，本身不能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博弈论和纳什均衡，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应用，实际上就是一种辅助性的观察视角，只要运用得当，也有一定的价值。
例如，最近几年的东北亚战略形势，即表现出几个大国之间相互牵制又相互利用的多边互动，其中也反映出一些的理性算计。如中俄之间的“准联盟”动向、美日对防卫指针的重新修订、中美在南海的紧张对峙，以及最近一个月中日关系的小幅度回调等等，都是“多方博弈”的典型体现。
东北亚多边博弈模型
若建构一个以中、美、俄、日四个大国为行为者的n人博弈对局，以下理论假设基本上可以成立：
第一、4个行为者都追求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都有“个体理性”，但同时也意识到“共同安全”的重要性，关注“集体理性”；例如，中国提出过“亚洲命运共同体”、关注“周边稳定”，美国也一直在强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等。
第二、4个行为者都有很大的政治和外交自主性，都有与其他行为者开展合作或进行对抗的多种软硬策略和手段；例如，中俄相互邀请对方参加各自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阅兵活动，美日在安全防卫上相互提供支持等。
第三、4个行为者都拥有充分的信息和健全的判断力了解和预测其他行为者可能采取的策略，例如，乌克兰危机造成美俄关系高度紧张，中俄的再次走近即成为各方都可以准确预测的变化。
第四、4个行为者各自都身处多个大的国际关系多边博弈当中，东北亚只是其中之一，在东北亚对局中的得失利害，会与其他地区的战略形势相互影响。
第五、4个行为者在东北亚对局中的博弈是连续不间断进行的，甚至会重复进行，只有一时一事的得失，没有最终结果。
应用纳什的理论可以得出什么
在上述假设基础上，应用纳什的理论，会有一些有意义的透视。
首先，纳什均衡告诉人们：在一次博弈中，各方的最优选择虽然导致了纳什均衡，但最终结果却很可能是最劣。最简单的案例是挤公共汽车，在这个n人博弈中，从集体理性的角度来看，按次序上车是最有效率的做法，但是他人都抢着上车而如果我不抢，我就可能上不去，所以每个人的最优战略都是抢着上，而纳什均衡就是大家都抢，结果上车就更慢了。
通过这一思想之光，人们认识到，在某些博弈中，对局者每个人都采取了最优策略，但是结果却是最劣。这就是所谓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内在冲突。
在东北亚大国博弈中， 如果将地区的和平稳定视为共同利益，就需要相互达成默契，任何一方不应仅仅为了本国利益而采取自己的最优策略，例如率先部署某种先进武器。
在以“囚徒困境”闻名的这类博弈中，一个“理性人”会得出这样的“理性计算”：我率先部署先进武器会有一些短期利益，但我的抢先一步也会刺激其他人采取同样策略，最终的结果虽然达到某种均衡，却导致整体安全环境大大恶化，而我的利益也将受损。这就是所谓“坏的纳什均衡”。
显然，这一透视会对单边霸权、军备竞赛及核扩散等危险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即使如此，由于“理性人”假设对于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决策者们实际上是一个过强的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所以，这一洞见也就到此为止，没有更多了。
除了“囚徒困境”之类的透视，纳什均衡还告诉人们：对各方都有利的某种安全合作机制，一定是纳什均衡，否则就会有人受私利驱使采取单边行动，破坏已形成的机制。而这个共赢均衡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来寻找，逐个剔除掉不利的弱劣策略，达到兼顾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平衡结果。
不难看出，中国近年来提倡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相互关照各自核心利益等原则基础上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正是建立在这种哲学思考之上。
在中、俄、美、日四国相互关系上，中俄之间近年来很好地实践了“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并深化各方面的合作，同时保持着各自的独立自主，不走向正式联盟。而美日同盟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却明显带有针对第三方的意图，具有触发对抗的危险。
刚刚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明确指出：“个别海上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采取了挑衅性举动，在非法‘占据’的中方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一些域外国家也极力插手南海事务，个别国家对华保持高频度海空抵近侦察。”
而纳什均衡即包含了这样的道理：多方的多策略博弈，会有更多非零和、共赢结果的纳什均衡，只要共同努力，就会寻找到；而一旦退化成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可行策略选择大大减少，走向悲剧性结局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为了东北亚的和平稳定，推动多边的、多途径的互动，是符合整体利益的，这与“好的纳什均衡”理论相一致。
博弈论和纳什均衡都已经有6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大师们贡献的各种大小思想灯塔照亮了很多曾经黑暗的问题领域。今天的人们有理由比前人更理性、更智慧，即使像大国战略博弈这样的复杂问题，也更有条件明智地把握和处理。
但仍要保持足够的谨慎，如果要求各国领导人直接按照纳什均衡、帕累托改善的原理达成协议，甚至企图用电脑模型运算得出“东北亚安全最优解”，其结果，一定只会比完全不懂这些理论更糟糕很多倍。
谨以此文纪念约翰·福布斯·纳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