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并非“一片灰色”
2014年，世界经济原本可步入周期性景气的起步阶段，但受美国首季度经济为负增长、乌克兰政治危机带来的制裁与反制裁以及埃搏拉疫情扩散等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值从3.7%下调至3.3%。IMF总裁拉加德认为，世界经济脆弱、参差不齐，受到诸多风险的困扰，“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低于平均增长水平的时代”，即“新平庸时代”。实际上，早在拉加德之前，西方有的经济学家就已提出过，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呈现“经济增速低于平均水平与高赤字、高债务和高失业并存的态势”，美国太平洋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埃尔·埃里安等投资家将此种状态称之为世界经济“新常态”。有中国学者更认为，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并引发经济大衰退之后，世界经济已经进入相当长时期整体低速的“换挡期”，能保持低迷增长而非停滞不前甚至负增长，就已经很不错了。
经济增长和发展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世界经济步入“新平庸时代”或者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实质上讨论的议题都是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及其与速度相关的要素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客观和全面地看待“后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走势，事关中国面临何种外部环境的认定与判断。从发展实践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约为5%，已经基本走出危机，虽然危机后遗症和负面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但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吉姆·奥尼尔认为，在2010年2013年四年里，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4%，大体与IMF提供的年均增长3%～3.5%的数据相一致。这组数据虽然低于2003年2007年“黄金时期”年均增长4.5%～5%的增速，但高于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年均增速的3.2%及90年代的3.1%，更远好于2010年6月IMF预测的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2.5%的预期值。
从上述统计数据看，“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多重挑战与风险冲击下，并没有出现“二次探底或衰退”，而且全球经济运行较为平稳。按汇率计算，全球生产总值（GDP）从2010年的70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约80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基数不断增大的基点上，能以年均3%的速率向前运行，已算得上是过得去的几年。用“黄金时期”的增长标准衡量大危机后世界经济表现，其要求显得过高，所谓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低速甚至是恶化之说”，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所说，世界需要停止向后看，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浪费了太多能量用于试图回到经济快速扩展的昨天。“后危机时代”已经结束，“后后危机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在这个新时代中，经济增长将比危机前更加缓慢，但有望更加可持续，其中科学技术变化将成为这一转变的驱动力量。
人们所说的发达国家“高赤字、高债务和高失业”的现象确实存在，且相当严重、不可小视，但如果以动态视角观察，“三高现象”正在发生某些变化：2014财政年度，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已降至2.8%，2015新财年预算案公布的财政赤字为4740亿美元，占GDP的2.5%，大大低于2009财年9.8%的水平。新预算案预计，今后十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基本稳定在2.5%的水平上；2014年末美国的失业率已降至5.6%，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2015年1月美国失业率从5.6%升至5.7%，反映人们对就业市场的信心回升。2月失业率又降至5.5%，接近美国政府认可的5.2%的水平，平均时薪为24.78美元。但油价暴跌导致美国石油部门裁员，美国HIS全球远见公司预测，为石油和页岩气公司提供支持服务的企业到2015年底可能丧失40000个就业岗位。然而，伴随美国经济总体趋好，失业率继续小幅下降或许是大概率的事件。
欧元区为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因而要求各成员国必须遵守已达成的“趋同标准”，其中包括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债务规模不得超过GDP的60%。客观地看，在过去几年里，欧元区一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失业率也在逐步微幅收缩，但其降幅均远小于美国。没有改变的现象是，由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和企业都在大规模发行债券，使全球债务规模从2007年约70万亿美元增至2013年年中的10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由于通胀持续走低，通货紧缩压力上升，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继续扩大流动性，瑞典、韩国及印度、印尼等越来越多的央行通过降息等措施加入了再宽松的行列，导致全球债务仍在上升。拉加德强调，全球经济仍需“宽松政策护航”，多家机构预计全球流动性盛宴将持续。但巴西和乌克兰等少数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为抑制高通胀已多次上调利率。通胀抑或通缩均影响经济增长，通货紧缩风险上升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经济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
由于IMF连续几年下调对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预期，因而国际社会担心欧元区和日本将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在过去一年，国际金融机构下调了对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预期，但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并非意味着经济恶化，只是表明经济表现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好而已。预期不是“定格”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向上调，有时向下降，均属正常现象。2015年2月13日，欧盟统计局将2014年欧盟GDP增长率调升为1.4%，欧元区GDP增长率从0.8%提高至0.9%，虽仍低于预期增速的1%，但远好于2013年的-0.4%。然而，总体看欧元区仍“增长太慢、通胀太低、失业太高”。为改变这种不尽人意的局面，欧洲央行于2015年3月实施“欧版的QE”，每月购买债券600亿欧元，直到2016年9月，累计购买债券达1.1万亿欧元，从而把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从2万亿欧元扩大到3万亿欧元。虽然现有的机制及存在的问题将制约“欧版QE”政策的实施及其效用的最大化，但此轮宽松计划及3100亿欧元基础设施投资，会产生提振欧洲经济的预期，压低利率和贷款成本，推高通胀率、抑制通缩压力、通过欧元贬值扩大出口，刺激经济复苏。鉴于产生的正面影响，今年3月初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15年-2017年GDP增长率上调为1.5%、1.9%和2.1%，均高于此前欧盟委员会发布的预测值。
欧元区是区域货币联盟，同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一样，在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区域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矛盾”，因而政策协调费时费力。北欧成员国认为，为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必须实施紧缩政策；而南欧成员国则认为，紧缩政策导致经济下滑和社会秩序混乱，主张转向放松、刺激的货币政策。从过去几年的实际状况看，以德国为首的“紧缩派”发挥了主导作用，其效果初步显现，许多国家已完成财政整顿，每个成员国的预算赤字有了适度的缩减；爱尔兰、葡萄牙等国业已先后退出救助计划，西班牙、意大利经济形势略有改善。然而，希腊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令人担心，经济已连续多年陷入衰退，主权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74%，总体失业率为257%，国内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因此，希腊左翼政党执政后，要求同国际债权人重新谈判甚至逼着要“脱欧”。希腊“问题”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难以满足政府的高支出、社会的高福利和人们的高消费，只能靠借新债偿还旧债的办法来维持。希腊国防部长声称，这次希腊需要的不是“第三次金融援助”，而是免掉“所欠债务”。希腊想要刺激经济增长有它的合理性，但借了钱又不想偿还不符合情理和国际规则。如果希腊找不到新债主，立即就会发生债务违约和债务危机。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IMF“三架马车”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考虑，不能“见死不救”，然而，依然坚持希腊要想获得新的援助，就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实施紧缩政策。但欧盟又不会对希腊逼得太紧，不会轻易让希腊“脱欧”，同时认为希腊“问题”不会对欧元区造成严重冲击：一是希腊80%的债务由IMF、欧洲央行和欧元区持有，私人持有的债权甚少，因而减缓了市场抛售压力；二是欧元区稳定基金（ESM）)的5000亿欧元为其市场提供了强大的防火墙；三是欧洲央行通过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提供了低价、稳定流动性，缓冲了欧元区银行业压力。可以预计，欧洲一体化仍会在矛盾和曲折中向前推进，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将在“紧缩与反紧缩”的利益平衡中逐渐走出困境，走向复兴。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经济变化。日本政府于2014年4月将消费税率从5%提高到8%，导致“消费冲动消失”，折算成年率，二季度GDP增长率为-7.3%，三季度为-1.9%，陷入经济学定义上的技术性衰退，但四季度GDP环比增长0.6%，年化增长率为2.2%，已由前两季度连续收缩转为正增长。剔除物价变动因素，2014财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从0.04%下修为萎缩0.03%。安倍宣称，2015年将继续优先发展经济，摆脱通缩，以此巩固长期执政基础。然而，日本政府所能采取的政策措施，无非是日本央行加大实施“大胆的金融政策和灵活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将企业税率从当前的34.62%降至2017年的32.11%；加速推进2014年3月出台的六个国家战略特区建设，试图打破所谓“岩磐限制”，在医疗、就业、农业等领域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和扩大开放度，通过上述举措推动经济“爬坡过坎”。由于油价下跌减轻了企业和家庭的支出负担，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上升，上调消费税负面影响略有缓解等因素的作用，尤其是进口油价下跌起到了相当于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据日本政府推算，如果油价下挫5000，那么第一年日本名义GDP增速将提高1.75个百分点，第二年将再提高1.7个百分点。因此，日本政府把2015财年实际GDP增长率预设为1.5%左右，但IMF预测今明两年日本GDP只能分别增长0. 6%和0.8%。尽管两者预测值差距较大，但均表明日本经济尚未脱离缓慢复苏的轨迹。
二、全球经济不乏亮点
世界经济形势总是变化莫测，既存在难以排解的结构性与周期性的制约，又面临地缘政治危局的冲击及不时出现的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影响，这些都在拖累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这或许是IMF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所说的“世界经济面临强劲而复杂的逆流”的原因。但变革、调整和转型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面对众多已知因素风险的冲击，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加速推进改革、调整与转型的步伐，促其实体经济从旧的增长模式向新增长模式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当今的世界“正处在划时代的变化当中”①，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在全球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既要看到世界经济“忧”的一面，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喜”的一面。然而，国内外人士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因素看得较为充分，而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因素却看得有些不足，实际上全球经济不乏“令人振奋”的亮点。
（一）国外直接投资逐步回升
不管是发达经济体抑或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在经济增长“三要素”中依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为1.45万亿美元，2014年增至1.61万亿美元，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创历史新高，为4920亿美元，增长15%；拉美地区为1530亿美元，下降19%；非洲大陆为550亿美元，下降3%，上述状况基本上与2014年亚非拉三大洲经济表现相吻合。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FDI仍将继续大幅增加，2015年2016年将分别为1. 75万亿美元和1.85万亿美元。尤其中国对外资本输出日趋增长，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约为1196亿美元，增长了1. 7%；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为1029亿美元，增长了14.lo%。如果包括企业在国外利润再投资和通过第三地的投资，中国实际上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未来五年对外投资将年增10%以上，意味着从“制造大国”迈向“资本大国”，进而将部分抵消美联储实行货币收缩政策带来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形势略显好转
国际贸易促进了国际分工的调整与细化，提升了整体生产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按市场汇率计算，1990年2008年全球贸易增速约为GDP增速的两倍。近几年来，国际贸易增速低于IMF预测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有的西方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之为“超级全球化”的告终。实际上全球贸易增速放缓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不景气、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贸易和投资壁垒增加；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多边贸易谈判实质性进展有限；新兴经济体改变“进口替代”战略，增强了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愈益增多的商品由国际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经济体居民消费方式发生改变，富裕人群越来越多地将其收入用于服务消费，等等。预计未来居民消费将继续向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转移，因而国际货物贸易未必能再重现超越GDP增长两倍的荣景。IMF和世界银行认为，全球贸易“巅峰期”已过。
然而，国际贸易增长率低于全球经济增速不是不可逆转的长期化趋势，主要原因是：欧洲等国经济状况改善，欧元大幅贬值，贸易将随之反弹；各种称谓的区域内和区域间贸易整合愈益增多，加速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以及WTO各相关方签署了《贸易便利化协议》，优化了货物通关措施，加速推动全球贸易发展的进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经济体产能提升、消费者财富增加，形成了消费需求旺盛的中产阶层；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结构性的调整，改变了贸易“微笑曲线效应”，更加有利于促进高水准的国际间贸易合作，这并非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已转为“内向全球化”，经贸全球化依然是不可违逆的大趋势。
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各国仍把商品贸易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4年美国企业出口了2. 35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连续五年创出历史新高。白2009年以来，出口为美国贡献了1/3的经济增长，创造了1200万个就业岗位，提高了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一旦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达成共识并签署，预计美国的出口将每年增加1200亿美元。德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同样一直把出口作为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国际贸易增速低于全球经济增幅不是国际贸易的“新常态”。WTO曾预测，2014年全球贸易增速为3.1%，但实际增长率则为3.5%左右，远高于2013年的2.1%～2.5%。2014年9月23日WTO预测2015年国际贸易将增长4%，汇丰银行发表的“汇丰贸易展望”报告则认为，全球贸易正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到2016年全球跨界贸易增速将回升至8%。
（三）美国经济有望步入“周期性回升期”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头号强国，2014年取得了2.4%的经济增长率，超出前三年2.2%的平均值，在发达国家周期性复苏中处于引领地位。多家机构年度报告预测，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在2.5%至3%的区间。IMF预测2015年-2018年，美国GDP增长率分别为3.6%、3.0%、2.9%和2.8%。其主要依据：一是油价下挫有利于美国经济和企业盈利，低油价将拉动美国经济在新的一年里增加约0.3～0.5个百分点；二是经济形势好转增强了消费者对未来就业和工资上涨的预期，推动消费者信心指数上扬；三是国际资本加速流人美国，利于美国公共投资及企业投资；四是美国国会对新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取得了共识，避免了重演联邦政府关门的闹剧，暂时排除了抑制经济增长的障碍。
在美国经济趋好的同时，亦应看到美国经济好转及美联储结束资产购买计划等因素，驱动美元指数急剧攀升，对美国企业重振出口不利，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欧洲和亚洲市场较为疲软，美国企业的海外销售额增长放缓；美国三大股指狂涨，不断刷新历史新高。今后美股仍将波动性上升，但美股“牛步”缓行，“财富效应”减弱制约消费需求；美国虽然在重振制造业，但金融体系背离实体经济依然尚未解决；美国经济提速及国际油价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美联储面临何时加息的两难选择，但调升利率是大概率的事件。美联储最终加息势必将加大企业借贷成本压力，抑制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然而可以预计，美联储加息如同削减购买债券计划一样，将经历有序而缓慢的过程，即便是步入加息通道，每次调息的幅度也不会太大，要将联邦基金利率从当前的0～0.23%回归危机前4%～4.5%的水平，不是在一两年内能够做到的事，从而使其他国家获得逐渐适应和消化的时间，减轻美联储加息带来的冲击。权衡上述正反两方面因素，2015年美国经济或许将从“温和复苏态势，步入周期性的回升期”。所谓周期性的回升期，意指美国经济维持年均增速3%左有的水平。对美国而言，这种增长幅度业已达到“潜在增长率的顶点”。由于依然存在众多制约因素和不确定因素，期望美国经济回升到年均增长4%的年代是不太实际的愿望，今后能取得年均3%的增长率已算是高速增长了。从未来发展趋势判断，美国只能呈现中速增长态势，即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2.5%。
（四）国际油价回归理性
白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滑人下行通道，沙特从传统的“减产促价”转向确保石油市场份额的政策，加速油价下跌的速度及幅度，触发了国际原油市场的卖空潮。2015年伊始，纽约油价失守每桶50美元大关，国际油价较上年6月积累下跌50%以上。但石油价格“消耗战”长期化，对欧佩克、非欧佩克国家以及美国均为不利，最终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驱使各相关方对油价回归理性，年内油价继续暴跌抑或反弹暴涨的可能性均为有限。沙特石油部长言称，“这个世界可能不会再看到油价回到每桶100美元了”。弱势油价节省了家庭燃油支出，从而刺激其他消费，油价回归理性将成为全球经济未来迈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转折点。
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远未达到“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增长”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悉尼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出台了受到各界关注的“两个2目标”，即未来五年将G20经济增速提高2个百分点及实际GDP增加2万亿美元。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增加投资、提高就业参与率、改善贸易条件与促进竞争。①IMF敦促G20在2015年兑现其增长承诺，穆迪预测G20经济增长率将从2014年的2.80%上升至2015年的3.2%。此外，北京APEC会议达成的多种成果以及丝绸之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将给相关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的预期和动力。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起步或快速推进阶段，对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需求庞大。经合组织报告预计，2013年2030年期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55万亿美元，其中港口、机场及铁路运输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为11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年2020年，各成员国需要基础设施投资8.2万亿美元。但潜在需求面临巨大投资缺口，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的设立，将有助于把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进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从国际经济发展实践看，各国都把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持续下行必然引起世界各国的忧虑和不安。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已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显必要和紧迫。我们所说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有人所说的世界经济“新常态”不同，意指从中国经济从数量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型集约增长，以及经济从超高速增长步人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中国经济“新常态”并不意味未来经济增速无止境的下滑，而是在“换档期”把经济增速稳定在某种合理的区间；中国经济“新常态”并不意味投资和出口不重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投资和出口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改革红利逐步显现及外部环境利好变化下，并不排除有的年份经济增速高于增长预期值。
印度作为新兴市场大国，如同中国一样正在加速推进转型发展，短期内虽难以出现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但其改革红利将最终使中印两国能够继续保持高于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增幅，继续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要的贡献。2014年9月，习近平国家主席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中印两国作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两支重要力量，作为拉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又一次被推向时代前沿”。
近年来，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分化，2015年俄罗斯经济将萎缩3%，巴西经济增速仅为0.5%，除自身经济结构因素外，主要是由美欧制裁和油价下跌所致。欧美对俄制裁，导致“三败俱伤”，逐步弱化制裁到停止制裁或许将逐渐成为欧洲主流立场，而国际油价既不会重返“廉价时代”，也不会回归“高油价时代”。一旦上述两个因素消失，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随之反弹。尤其是金砖国家签署的福塔莱萨协议，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了金砖国家应急外汇储备安排，将有效帮助相关国家应对短期流动性不足压力，因而所谓“金砖国家”业已消亡的论调经不住历史发展实践的检验。全球市场对金砖国家，特别是对中印经济依然寄予厚望。
（七）世界经济重心摆向新兴国家
从发展现实看，发展中国家经济下行，但趋于企稳和回升，而发达国家早已进入“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2%～3%的经济增长率是发达国家标准的增长水平。世界银行预测，2015年2017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 8%、5.3%和5.4%，发达国家的增速仅分别为2.2%、2.4%和2.2%。发展实践表明，我们所处的时代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亚洲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6. 2%，未来几年仍将以高于发达经济体两至三倍的速度向前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认为，在今后十年亚洲将迈人“新的发展黄金时代”；非洲大陆整体现正处在走向崛起的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5%，其中一些国家出现了超过7%的增长。奥巴马政府2012年公布的《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战略》，首次把非洲定义为“充满机遇和活力的地区”。世界银行的专家认为，非洲可能持续近20年不间断的增长势头，2015年实现5. 2%左有的增长，整个非洲大陆将日渐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法国《回声报》甚至言称，“继亚洲龙之后，非洲狮时代可能终于要到来了”；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低迷，但正在向利好方向发展，其经济增速将从2014年的1. 1%上升至2015年的2. 2%。可以预期，在发展经济体中将会陆续涌现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世界将迎来“新兴国家”时代，对世界经济增长继续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长期研究新兴市场的麦朴恩教授表示，他绝不认同“新兴市场的强劲表现只是一个周期现象”的观点。但由于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变，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会再像2010年那样高达70%。世界经济由“单引擎拉动”转向较为均速的“双引擎驱动”，更加有助于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南北经济相互影响。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QE），意味着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及消费需求“从弱转强”及美元持续升值，将通过贸易传导促进他国对美国出口增加。然而，美联储收缩流动性及美国实施减税等优惠政策，又将导致部分企业从海外撤资，直接和间接影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市场稳定和资产价格；美联储步人加息周期，将逐步缩小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利差，吸引私人资本流向美国；美元指数大幅攀升，使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下挫，导致以出口原材料、能源等大宗商品为支柱的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和主权债务膨胀。但美联储实施加息政策对经济稳定、基础较好的新兴经济体产生的负面影响较为有限，触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不大。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方兴未艾，某些领域已呈现出群发性、系统性突破，产生了一批重大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涌现出一批新兴交叉前沿方向和领域，进而催生新一波的科技革命，包括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透过生物技术及农作物种子改良，提高单位耕地产量，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3D或4D打印技术与新材料结合，正在大幅提高生产个性化和自动化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大力开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预计到21世纪中叶，核聚变能和太阳能等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将可满足人类能源需求并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世界各主要国家为迎接新科技革命，纷纷把科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战略和行动计划。美国政府提出“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将发展先进制造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强对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机器人等新兴技术投资，旨在长期保持制造业竞争力。美国推行的“T业4.0”战略是一场“T业互联网”革命。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预计，“工业互联网革命”能使美国生产率每年提高l%～1.5%，未来20年将使美国人的平均收入较之当前提高25%～40%。在此期间“工业互联网革命”将为全球GDP增加10万亿～15万亿美元；默克尔宣称德国可成为“T业4.0”标准的推动者，并在欧洲甚至全球推广这些标准。“T业4.0”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并将这一项目提升为国家战略，以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将“虚拟网络与实体连接”，形成更具有效率的生产系统。欧盟提出智慧增长、包容增长、可持续增长，力图建立创新型新欧洲；日本实施了应对资源匮乏、老龄化社会和经济不振的新增长战略，致力于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实施促进经济结构由资源型向创新型转变的战略；印度提出2020年成为知识型社会和全球科技强者；中国则提出“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断增加研发开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工信部等充分利用其“后发优势”，正在制定《中国制造2025》规划，此项规划被誉为“中国版工业4.0规划”。新一轮全球科学技术革命无疑将产生新的需求、新的就业，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能量与动力。
三、世界经济将回归常态发展态势
金砖国家”概念的首创者吉姆·奥尼尔认为，除非欧洲经济出现新的恶化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灾难，否则，世界经济几乎没有可能会重现上世纪90年代的相对低增长，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全球经济增长温和提速①，提升全球经济的趋势增长水平。看起来奥尼尔所说的“两个群体性的重大灾害”短期内都难以出现。
我们的总体判断是：世界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大反复、大逆转的可能性在减少，稳健增长态势在增强。拉加德作为IMF总裁指出世界经济或许步人“新平庸时代”，只是向世人发出了一种警告，让世界各国在“后危机时期”要有忧患感和危机感。实际上，拉加德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走向依然强调两种趋势，即世界经济正处于拐点：它可以一直保持低增长，进入“新平庸时代”；或力争走出一条更好的路子，制定大刀阔斧的政策，加速增长，增加就业，从而获得发展新势头。
从上述所列举的全球经济八个“亮点”看，世界经济暂不会滑向“新平庸时代”。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预测，2015年和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7%和3.9%。IMF于2015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虽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但认为2015年和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5%和3.7%。联合国发布的年度预测报告则指出，2015年和2016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3.1%和3.3%。尽管各方的预期不同，但均认为今明两年世界经济表现将略好于上年。退一步看，既便是最终实践结果达不到上述预期目标，恐怕也不会逊于3%的经济增速，世界经济仍继续保持常态发展态势。
上述基本认知和判断并不是建立在世界经济不存在风险与挑战的基点上，恰恰相反，世界经济面临重重新旧风险和挑战。从短期因素看，某些地缘政治危局依然难以消除；从中期因素看，一些国家仍在消化包括高负债、高失业在内的金融危机后续影响。大公国际甚至发出警告：各国通过信贷拉动消费增长模式，可能是今后几年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从长期因素看，劳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弱势增长将抑制潜在产出的增长，导致未来全球经济整体增速趋减。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在过去50年里，劳动力年均增长1. 7%，全球经济规模扩大了六倍，其中40%的增长来自“人口红利”。今后半个世纪，劳动力年均增长或许只有0. 3%。日本经验表明，“高龄少子化”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即劳动力减少、社会福利负担加重、政府财政空间收窄，进而造成多种社会问题。
为弥补劳动力增速放缓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一些国家正在采取延长退休年限及实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三管齐下”措施抵御风险，支持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各主要经济体认识到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如果没有重大科技的突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难以阻止全球潜在增长率持续下降。在这样假设条件下，世界经济步入“新平庸时代”有其逻辑的可取性，但人类社会总是在克服风险乃至危机中向前发展的，科学技术总是在“生命周期”中迈向进步的，未来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不单纯是人口增长率，而是科技创新加速因素。然而，世界经济如同一国经济发展一样，难以无止境地保持地球承担不了的高速增长，因而伴随经济基数不断扩大，人们不应再习惯于世界经济持续保持年均增长400～500的水平。经合组织的专家早在2012年就已指出，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全球经济的年均增速将维持在3%，并主要依靠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拉动。
当今世界处于变革、调整、创新和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我们必须运用辩证的、两点论的观点，客观分析和全面认识外部经济环境发生的变化，并从中发现我们自身在发展阶段、发展理论、发展战略及发展措施认知上存在的某些不当和误判，尽快在整体顶层设计层面予以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