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1]及其对世界瞬间产生的巨大影响，让我们觉得有些突如其来。命运之神如此眷顾中国，以至国内有文惊喜：“亚投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2]欣喜之余，我们还要冷静，应该对它的利弊风险做一个评估。
一、世界权力体系正在发生转移
总体来说，亚投行的设立对中国是一次机遇，同样，这也是历史发生转折的标志：标志着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及与此相应的权力体系正在发生着转移。至于转移的方向，有可能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也有可能是以英国为牵引的欧洲。
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衰落步入世界霸权行列，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12月，45个国家或政府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称世界银行）。1945年12月，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代表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这标志着当时拥有世界70%黄金储备的美国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核心地位：美元作为唯一法定货币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货币与美元保持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作为重要的顺差国，为基金组织提供最大份额的资金，相应也获得了一票独大的决策权”[3]，世界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涨潮之时，静漂自可登陆；退潮之际，越游离岸越远”。半个世纪后，历史大潮的涨点移至中国。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国、加拿大、日本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根据现有章程，亚投行投票权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所占有的75%，另一部分是区域外非亚洲国家和地区占有的25%。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投票权将通过GDP、人口等一系列指标来决定。这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根据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截然不同。这些原则将中国置于亚投行中的关键地位。
当年国际权力向美国转移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从林肯统一美国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今天面临的形势是欧洲起来了，美国倒下去了；美国倒下去不是受到别国的打压，而是被自己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拖垮的。与美国相比，中国崛起的历史条件要顺利得多。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到今天亚投行建立，中国几乎没有遭遇战争遑论世界大战。从未来形势看，今天的中国更处“涨潮之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权力体系基本是由国际资本尤其是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垄断和主导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随后的一段时期，国际垄断资本是工业托拉斯和金融银行家的资本结合，关于此可以读读列宁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但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是不同的。马克思说：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形态中。[4]
荷兰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5]
自尼克松之后，美国的华尔街商业金融资本与黄金脱钩由此导致美国的托拉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分离并使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工业资本开始屈从于商业金融资本。美国底特律的衰落发生在奥巴马启动的“再工业化”时期，这说明：今天的工业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附庸。这是资本向“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的返祖，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动，也是资本主义进入最腐朽阶段的标志。我们说“腐朽阶段”并不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创造能力，而是说它的破坏性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大于正能量。
随着美国的衰落，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在华尔街的参与下，华尔街正在将依附在美元上的资产价值向其他币种转移：狡兔三窟，有可能是由几种货币最终过渡——经过亚投行的“暗度陈仓”——到一种货币，政治上考虑，这个最终货币可能就是英镑。亚投行瞬间火爆，近60个国家参与，没有华尔街的参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于目前世界资本开始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节奏，我们要多问一下为什么。如果这个过程完成，届时国际力量重心也就完成了脱离美国的转移。至于这个重心是欧洲还是亚洲，那要看他们驾驭资本的能力。目前欧洲正在为此准备，而中国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而美国则为此真着急！
为什么是英镑？因为英国的政治条件有利于商业资本的生长。目前英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英镑仍是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崛起之前英国一直是近代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1891年，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Rhodes)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罗兹会社”，其最高目标是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剩下就是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
然而，自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衰落，其世界霸权为美国取代。为此英国一直很痛心。从丘吉尔开始，英国开始为恢复大英帝国昔日地位而默默准备。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衰落和衰退。”[6]这就非常明确地昭示了英国的目的。与英国“罗兹会社”有着密切联系的汤因比有着相同的思想。汤因比的学术与其生涯显然是贯穿政治，他在英国外交情报系统长期任职。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50—100年”的时间，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7]当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上世纪50～70年代，他要用100年时间恢复英国的地位，到现在才过去50年。
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被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这个策略很有效，进入21世纪后，美英开始角色置换，今天的英国人正在扮演当年美国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国的同时还要利用美国与世界的冲突大发横财。
不要忘了英国人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为什么这么说？1950年1月26日印度建国，4月1日即承认中国的外交地位。印度过去是英国殖民地，尽管印度1947年就实现独立，但当时它政治上仍然受制于英国，英国不首肯，它不可能有承认新中国的魄力和胆识。1954年英国跟中国建立代办关系。这一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当然不高兴。此后，英国又将美国忽悠到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最终导致美国在本世纪初的衰落。现在，英国根本不顾美国的感受，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这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向新中国伸出橄榄枝并两面获利的老调重弹。美国如果没有应对能力的话，实际上意味着美国真的衰落了。
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曾任美国驻北约大使、美国副国务卿。对于英国有可能不再继续“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中心角色”，他表示十分担忧。他认为，“长期以来，‘英国都是美国最信任、最可靠和最有能力的盟友’；可事到如今，一切都变了”。[8]
对美国打击最深的还不是欧洲人对美国的抛弃，而是与美利坚民族曾并肩战斗反对欧洲压迫的华尔街财团对美元从而对美国的抛弃。美国对中东的失控意味世界石油天然气交易将脱离美元体系，在国内没有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军事上又无力挽回中亚败局的情况下，石油交易脱离美元体系是难以避免的，美元面临大幅缩水危局。“山雨欲来风满楼”，华尔街为了自身利益必须要考虑资产转移问题。目前欧元自身难保，不敢说华尔街会把它所有的资产全部转移到英镑上来，但英镑却是它的最重要的选择。
其次，英国在历史上是自意大利威尼斯之后的最具国际商业金融经验的国家，通过共济会等组织控制金融并控制世界是聚集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集团的传统手法。“现代共济会始于1717年英格兰现代总会所的成立，自那时起就已形成了以会所和总会所为组织单位的基本架构。”共济会目前在“欧洲大约有18000家以上的蓝色会所，英格兰有8600家、苏格兰有1 800家左右，两者合计已经超过欧洲的一半还多，可见欧洲共济会的重心在英国无疑” [9]。有了有力的组织保障，资本财富落地就有了安全保证。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法国、德国则不具备这一条件，二战期间在德国发生的一些事更让今天的华尔街大佬们后怕。
那么，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资产有没有可能向人民币转移呢？暂时性的共融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它需要保值——这是他们选择亚投行的动因，但长期“结盟”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上不许可。资本没有祖国，遑论社会主义国家。华尔街资产需要它所依附的国家有力，只是为了它的资产保值，同时它又不需要这个国家有力，因为它还要吸吮这个国家的“血液”。
近些年，坚持不加入欧元区的英镑却加大了与人民币融接的力度。2013年6月22日英国央行宣布，已经与中国方面达成了一项英镑与人民币之间的货币互换额度协议，协议有效期为3年，额度上限为人民币2000亿元。这样，一旦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发生全面性短缺状况，英国央行将能够向英国国内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及时补充其所必需的流动性。而在此前，英国央行已经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了类似的货币互换额度协议[10]。2014年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中方表示欢迎英方的决定。
英国伦敦曾是世界金融中心，落地英国的金融界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因此，一向以冷酷著称的英国政客在西方世界中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举动决不会是一时心血来潮，它很可能是配合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资产转移所作的“暗度陈仓”式的准备。
如果这些判断成立的话，目前国际资本的重心正由美国向英国为首的欧洲体系转移，美元体系向英镑体系的由大西洋西岸向东岸转移的趋势正在悄然发生。
春江寒暖鸭先知。2015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华盛顿召开。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也将举行会晤。《纽约时报》发文感叹“美国的盟友都被亚投行诱惑”，称“在全球经济盛会上，美国领导地位日显衰落”，文章认为，由于美国两党长时间的内耗、奥巴马的有心无力、分裂政府的机能失效、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在全球部署经济力量……“美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中心撤退”，让位给新兴崛起的经济体。[11]
今天的美国真的衰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起两大新兴力量：一个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另一是初步整合起来的欧洲。这两大力量对世界金融资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二、教训沉痛：丧失国家金融监管权导致美国陷入不可逆的结构性衰落
如果说丧失对教权的管控是中世纪欧洲在破碎化中衰落的重要因素[12]，那么丧失国家对金融的监管权，则是导致当前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明察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是有意义的。
事实上，美国当时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也感觉很突然，怎么突然就要管理世界了？1945年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13]马歇尔告诉美国人今后要学会作世界霸主，要有管理世界的能力。
但是，美国走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美国在崛起之前和之初还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平衡。这是由于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财团和美利坚民族的利益还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欧洲霸权，掌控世界财富。
1939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上告诉资本大佬们他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由——实际就讲美国参战会给资本家带来什么好处[14]。他说：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德国正在统一欧洲，统一的欧洲不利于美国，而“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则符合美国的外交利益。他告诉美国资本家欧洲的分裂也符合美国军工资本家的利益：
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15]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罗斯福讲话时在座的美国金融资本家的祖辈有许多曾在欧洲是以打倒反天主教权为目的的文艺复兴及随后民族独立运动的资助者，在这些目的实现后，他们便在与欧洲民族国家产生的权力之争中遭到惨败，有的还被驱逐和流放。1805年，拿破仑政变成功，次年他便邀请法国知名犹太人召开会议，以确保这些曾在推翻旧政权的大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犹太人对法国新政权的忠诚[16]。如果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和苏联都执行严厉的限制和防范——在德国更是斩尽杀绝——犹太人的政策[17]，可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欧洲对这些金融资本家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正因此，当时华尔街或者被艾森豪威尔称谓的“军事﹣工业复合体”[18]的利益和美利坚民族利益还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要打倒欧洲，使美国取代欧洲的世界霸权。在这样历史背景下，美国资本家很容易接受罗斯福参战的提议。
二战结束后，美国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时又出现了谁掌握国家权力的问题。“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9]有着深痛教训的美国金融财团铆足了劲，一定要把国家权力掌握在手中。他们从金融即他们的长项入手，制造并利用危机，造成国家资金短缺形势，迫使美国政府向他们借钱。借钱可以，但条件是国家要改革金融垄断体制，理由是政府“监管不力”才造成“危机”。金融管理经验远不及老牌欧洲的美国政治家远不是被欧洲人赶到美洲的金融家的对手，更并没有将金融提高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开始有些美国政治家比如林肯、麦金莱、肯尼迪等[20]也试图通过提高国家对金融监管能力将金融监管权力收到国家手中，但最后他们及其努力多为美国金融集团干掉了。一次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一次次借款（或曰“融资”）和随后的放权，最终华尔街将原来由国家掌握的银行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华尔街反客为主，政府成了它的最大“银行客户”。结果，巴黎公社放弃银行的监管权所造成的亡国恶果，一百年后不幸又在美国上演。美国民族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牺牲品，殖民地现象已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逆推。
殖民地现象从第三世界向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内部倒逼，是21世纪初的帝国主义腐朽性的最突出的特点。1942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审改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时，加写这样一段话：“总之，极端狠毒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21]如果将这段话中的“日本”换作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让人也会觉得很贴切。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在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2]
2011年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美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开始了“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的伟大实践。
我们知道，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银行是一对国家必须依赖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支柱：银行好比是一个人的血液，实体经济是肾，有血可以强肾，有肾也可以生血。华尔街利用危机搞垮了美国国家银行后，立即向实体经济发难，利用手中的金融权力慢慢将美国的实体经济击垮。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高达40%左右，从60年代开始，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浪潮，进入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趋势，2009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跌破20%，2010年继续跌至19.4%（当年中国为19.8%）[23]。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长率1.7%，2009年猛跌至–18.7%。[24]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25]，其中与国民生活无关而华尔街石油集团需要的军工产业还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使得美国由以往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26]。。
马克思说：“荷兰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而在此前“旧式的高利贷者还在产业资本家面前占着优势，产业资本家为了夺得自己的地位，必须首先反对旧式的高利贷者”[27]。尼克松之前，美国货币以黄金为基础，并且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但是，以1971年12月《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同时美国拒绝向外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本位制名存实亡。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而将美元与国际石油挂钩，美国与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双方确定把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并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其他成员国的同意。从此，美元的强弱始终影响着国际油价的走势。作为石油的定价货币，石油成为支撑美元的价值要素。之后开始炒作石油价格，利用各种方法让世界大量使用石油，并用美元结算。比如，美国向世界宣扬近乎极端的环保主义，其核心目的是加大石油消费（实则石油美元消费），让石油替代煤炭，这样美元便与海外石油挂钩，由此必然的逻辑就是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从而实体经济相分离。美元不再依赖实体经济，从劳动形态上来说，美元背后的支撑也不再是民族劳动产品，与古罗马出现的情形一样，整个国民不再需要劳动，只要控制了石油生产国，就能保证美元坚挺。美国对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只能使用美元，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重点日益向中东集中，其目的就是用一切手段保证石油以美元结算。此后，美国国民成了华尔街控制中东的炮灰，而美国政府也不得在华尔街设置的一次次“财政悬崖”中乖乖就范。
底特律曾是美国人引以骄傲的工业成就，2013年12月3日，美国联邦破产法官罗兹做出裁决：底特律市符合联邦破产法第9章的相关规定，符合申请破产保护的资格。这座曾经风光无限的汽车城正式宣告破产，同进它也宣告美国工业资本惨败并屈从于商业资本的历史的开始。自从美元脱离黄金转为石油美元后，美国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开始分离，现在更是沦为金融资本的奴仆。
但是欧元出现了，现在人民币也日益有了国际货币的趋势。有些中东国家尝试以欧元或人民币为石油结算货币，这对石油美元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美国图穷匕现，对于那些不愿意用美元结算的国家，不惜发动战争。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透支和伤害了美国的国力，但对华尔街来说却是双重利好。军事战争既拉动了军工利润又保证了国际石油结算以美元为主，美元结算让美元坚挺。为了保证美元坚挺，美国必须控制世界主要产油区并为此展开持续不断的战争。这时，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至此已分道扬镳。随着美国战争失败，华尔街利益开始与美国买办集团的利益分道扬镳。今天华尔街资本已有了“出走他乡”的意图，这对美国统治集团（实际是买办集团）是痛苦的，但对美国人民和美利坚民族却是有利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的美国衰落是结构性的衰落，尽管美国GDP仍占世界GDP的1/4强，对外贸易总额世界第一，尽管美元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柱石，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仍然以美元定价为主，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占70%左右水平，但结构决定趋势，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及失去改革能力的政治结构，告诉我们，美国的衰落将不可避免。
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它通过计算美元和对选定的一揽子货币的综合变化率，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从而间接反映美国的出口竞争能力和进口成本的变动情况。下图是1985—2013年美元指数走势图[28]，其中1999年—2001年美元指数强势飙升，接近1985年水平，这显然与苏联解体释放浮财直接关联，而随后不可逆的持续下跌，显然与美国在中东开展的不间断的战争关联。18年间，美元指数指续下降，始终没有达到2001年遑论1985年的水平。这说明美元从而美国的衰落是结构性和不可逆的。
工业资本屈服于金融资本”，是美国经济结构中不可调和矛盾的具体表现。奥巴马上台后曾试图改变这种的状况，陆续从阿富汗撤军，要搞“再工业化”。这与华尔街的利益产生了矛盾。现在的美国实体经济只占不到12%，并且深受战争影响，导致美国支出巨大，国内形势一塌糊涂，斯诺登出走、警民冲突事件不断升级等，说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低。这就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为自己培养出掘墓人。美国目前可以引以为豪的是软件、高科技领域，但“好汉不失一粒米”，软件解决不了衣食住行问题，老百姓最后是要吃饭穿衣住房的。这些东西不能指望国际市场的调节，老百姓一饿，没粮食，光靠软件有用吗？软件、科技产业只能解决发展问题，它不能解决生存问题。人民上街多为饥寒所迫。这是唯物主义的解释。
现在，奥巴马看到了美国的问题所在，宣布再工业化，要实行医疗改革，推动控枪法案，这是为国为民的思路。谁知，他话音刚落，底特律就破产了，医改、禁枪都是阻力重重。为什么，华尔街资本家不答应。军火商们为了保证基本的枪支市场，不惜放任国民自相残杀。天下哪有恶医希望病人速愈的事情。
美元在成为国际货币后，与美国崛起之初工业产品进入欧洲导致的结果一样，第三世界的轻工业产品涌进美国，使美国工业成为多余，这不符合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却是符合华尔街利益。华尔街在美国成了一个怪物：美国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石油扩张；军工石油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华尔街，进而进入美国财政。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使政府对华尔街依赖日益加深。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再加上完全为欧洲忽悠起来的世界老大的地位迫使美国还要扛起全世界事务，肾虚活重，美国迅速衰落。正如马克思所说：
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29]
现在打仗这活美国实在扛不住了，战争的失败使美元与国际石油的“不可动摇”的绝对挂钩关系发生动摇，这迫使华尔街要考虑依附于美元之上的资产保值问题。坚挺的美元符合作为民族国家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元的坚挺才符合华尔街利益，美元如果持续疲软，华尔街利益就会受损，至于美国衰落，这不关华尔街的事，他们需要的只是其资产保值。这也就是目前亚投行吸引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注资的原因。可以试想，如果没有华尔街的参与和允许，这些西方资金是不会来。资本没有祖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不愿意看到西方资金注入亚投行，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老大地位真正动摇和美国的真正衰落。美元是跟美国绑在一起的，但美元里面的价值可是跟华尔街绑在一起的。“象产业资本家会欺诈劳动者一样,商人也会欺诈资本家”[30]，华尔街不会让自己的资金随美元这艘曾经的“泰坦尼克”双双沉没。
美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太平洋战争期间任罗斯福总统并兼任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31]说：“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32]实际上，华尔街考虑的不是美元更不是美国，而是依附于美元的资产如何保值。在美国出现结构性衰落的情况下，为其资产改选其他有实力的币种是可行的方案。现在看来，欧元不行，欧元现在危机重重；德国马克较有实力，但二战前后的德国政治让这些金融大佬至今仍心有余悸；比较而言，英镑是比较好的选择。前阵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大举抛售香港和内地资产的同时又在英国乃至欧洲各国“购买”商业项目，李氏资本的这条迁移路线与上述判断相吻合。资本没有祖国，我们不能指望资本家将国家利益置于资本之上。犹太人自古就是商业族群，生长于犹太人家庭使马克思对资本有着比一般经济学家更深刻的见解。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将犹太人的解放与消灭“犹太”即国际垄断资本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33]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34]资本没有祖国，正因此，马克思才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35]，因此马克思建立了服务于工人阶级解放的“第一国际”。遗憾的是，二战中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这是共产国际运动的重大损失，但国际金融集团却没有作出对等回应，这与戈尔巴乔夫解散了华约组织后西方反而加强了北约组织的结果相似。
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驾驭国际资本
但是，如果认为目前西方向中国靠近是对中国政治道路的承认，那就大错特错了。商业在英国人手中历来都是政治斗争的武器。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英国在与美国讨论中国形势时认为“现阶段任何阻止共产党人获得中国全国政权的外部企图，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使具有传统的恐外情绪的中国人聚集到他们新的统治者的旗帜之下”，为此，英国为美国提出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战略：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36]
英国政府不赞成过早地放弃英国在华利益。英国政府认为，英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英国在华社团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维持其立足点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希望维持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37]
基于这样的战略，1954年6月17日英国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对此毛泽东看得明白，1957年1月27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滑，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38]
英国在近代世界史中建立起世界霸权，除了其工业领先，伦敦商人从威尼斯商人那里学习到的金融管理本领更使英国霸权如虎添翼。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认识到消灭资本的前提是要先学会驾驭资本，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39]，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40]中国改革开放后，我们也认识到并基本掌握了驾驭国内资本的本领。现在国际资本主动找上门来，我们不得不面临要学会驾驭国际资本的本领。中国治理古代世界的经验非常有效，但对于未来的世界治理，则是新手。在这方面，英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美国有许多教训都需要今天中国人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英国比欧洲其他国家较早较成熟地学到威尼斯商人金融管理经验，这使它成为近代文明的引导力量，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批判地学到英国治理世界、特别是其中驾驭国际资本的经验，我们中国必将成为建设未来新文明的重要力量。
这个世界在变化，唯有渴望不曾改。欧洲人正在抛弃美国——不然，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不会在2015年2月召开的明斯克会议上抛开美国和英国直接与普京讨论并决定乌克兰前途，华尔街也在抛弃美国——不然也不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夜之间有那么多的西方资本不约而同地蜂拥进入亚投行。美国的国家信用正在全世界衰落，与此相应，关于世界未来道路思考的基本面正在向社会主义方向汇聚。可以看出，亚投行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背后不仅是大国之间的政治较量，更是世界各种力量正从不同方向——或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考虑着新的选择。
亚投行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机遇，更是挑战。机遇是我们有了学习管理国际金融本领的机会，挑战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可能产生的国际资本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更大的伤害。避免伤害的办法不是躲避而是向它学习并掌握战胜它的本领。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金融在历史上是一柄双刃剑，它可推动国家的崛起，也可诱使国家衰亡。20世纪初世界金融危机逼使俄罗斯人选择了社会主义；同样也是国际金融力量诱使失去金融监管能力的苏联瞬间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抵御国际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伤害，这一点已在苏联初期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得到证明；但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管理和驾驭金融资本的经验——这只有在列宁所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过程中学习和积累——也会亡国，这一点从苏联后期乃至今天美国衰落的教训中得到证明。《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为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和教训的著作，1891年，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领导人忽视金融监管造成的恶果非常痛心,他在为这部著作写的导言中说：
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41]
恩格斯为一百多年前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巴黎公社总结出的这条教训，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而言更具警示意义。
近代以来迄今，我们从国际金融的受害者、拒绝者、被动适应者，到现在转为积极参与者。今天我们在国际金融管理领域还是新手，与当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的美国一样，新手刚上路就被推向“第一把交椅”，与此相应，人民币还要推向世界货币。但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第一把交椅意味着在世界事务中我们要担第一责任，如果体力不济的话，这个责任就是扛不起并要将我们压垮的高危重活。殷鉴不远，美国就是被这金融“第一把交椅”压垮的，翻车路上无先后，对此教训我们要认真汲取。
目前的世界基本矛盾仍是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当代帝国主义已从工业托拉斯进入金融资本垄断阶段。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远没有解决。下一届美国总统一定是个孟浪的主。为什么？华尔街给美国政府时间不会太多了，要想保住美元，美国（买办）政府就得留住华尔街财团；要留住这些人，先要保住他们依附在美元上的资产。在独控中东无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再现苏联解体后释放出的浮财并由此使美元升值。从美国战略东移的指向看他们的目标是中国。但时间又不在美国手中，而要在短期内打倒中国，下届新上来的领导人就得生猛。
美国的衰落对中国不仅是机遇，更多的还有挑战。未来几年将来势汹汹，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真老虎；但本质上它色厉内荏，因为时间不在他们或她手里，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是纸老虎，对付这样的美式“老虎”，不需要特别的方法，只需用春秋时曹刿论战中的方式，让其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中陷入“彼竭我盈”的境地。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而不采用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42]在今天“熬时间”仍可视为中国西太平洋斗争的基本策略。2010年天安舰事件后，希拉里就是“一鼓作气”而来，“再而衰”而去，下一次再来，时间在我方一边，除了“三而竭”，美国反华势力不会有其他结局。
当然摆在美国前面的还有尼克松式的出路，即在华尔街离开后，美国“而今迈步从头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休生养息，恢复国力。目前看，美国统治阶层不敢这么做，而美国人民的力量也不足以造成有效的革命形势。长期看，革命可能是目前美国得以自救而华尔街也明白的趋势。革命来临之前，他们得“狡兔三窟”，先转移财产。
1917刚刚过去，2017年正在到来。
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给世界人民提供了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当代社会主义者要像列宁那样具备为社会主义自身发展利用进而驾驭国际资本的能力，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学会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塑造进而团结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这个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国将给世界人民提供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未来还是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断：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43]。不管哪种可能，社会主义新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旧文明的前途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注释：
[1]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2]同名文章，载《光明日报》2015年4月18日。
[3]高海虹：《布雷顿森林遗产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1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372页。
[6]《这是一封超长的信，收信人是我热爱的国家》，http://www.infzm.com/content/54243。
[7] [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页。
[8]转引自吉尔奥夫·戴尔（Geoff Dyer）：《白宫不再承认英美存在特殊关系》，2015年5月1日《金融时报》，http://www.guancha.cn/Media/2015_05_03_318166.shtml。
[9]高鹏程著《共济会核心组织：暗黑矩阵》，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17页。
[10]《英国央行与中国央行达成英镑与人民币互换额度协议》，
http://finance.qq.com/a/20130623/005693.htm。
[11]纽约时报：华盛顿金融盛会中 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日显衰落，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5_04_18_316452.shtml
[12]参见张文木：《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3]熊伟民：《权利的考验——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传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14]“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页。
[15]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
[16] [美]林赛•波特著，韦民、王春燕译，《光明会：阴谋论的前世今生》，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17]关于二战期间至战后初期（1941～1955年）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的政策可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5卷（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8]“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页。
[19]《诗经•大雅•荡》
[20]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1861～1865年）、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97～1901年)、肯尼迪（John Kennedy，1961～1963年），3位总统分别于1865年、1901年和1963年遇刺身亡。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22]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
[23] 盛垒、洪娜：《美国“再工业化”进展及对中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第80页。
[25]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世界经济年鉴2010/2011》总第26卷，第191页。
[27]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17页。
[28]该图取自百度“美元指数”，http://baike.baidu.com/view/725538.htm。
[29]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页。
[30]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15页。
[31]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东方学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幼年随父前往中国。1915年就学于英国坎伯兰圣·比斯学校，4年后回中国。1920年在上海的报馆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诺德公司任职，会汉语、蒙语、俄语。1924年从事对中国的调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过苏区，同年返美。1938年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次年任院长。1941年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命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次年返美后在战时情报局供职，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经济代表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同年出版《亚洲问题的解决》，主张帮助亚洲国家确立其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1963—1975年期间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教授，1972年任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受到调查，并被诋毁为“苏联间谍”。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等。
[32]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33]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
[34]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36]“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37]“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38]《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199年版，第187—188页。
[39]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4页。
[40]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页。
[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