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10月出访东南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自此，中国致力于从政治、经济及外交领域确保该金融机构的成功创建。这些努力在2014年10月达到顶峰，21个亚洲国家签署了《筹建亚投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中国将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申请截止日期延长至2015年3月31日：6个国家随后加入，而更多国家正在游说当中，包括澳大利亚和韩国。境外分析师对亚投行的讨论多集中于亚投行的对外影响，譬如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挑战，中国借亚投行提高战略利益的渴求，以及围绕亚投行产生的外交冲突。然而，人们应多关注亚投行运行中会产生的内在挑战。确保亚投行的运行效率实际上可能会削弱中国雄心勃勃的目标。
首先，对中国来说亚投行的身份是个问题。在早期，中国通过强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8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来证明对亚投行需求的正当性，暗示亚投行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相关项目资金匮乏。亚投行已准备好来填补资金缺口，尤其是亚洲欠发达国家的资金缺口，这加强了其合法性。
同时中国政府也强调，亚投行必须是一个多边商业银行而非发展援助机构。但基础设施项目的必要融资和成本回收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又该如何平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的特点，且可能产生浪费、滋生腐败。如果亚投行旨在发放其他银行出于商业原因拒绝受理的贷款，则可能承担很大的风险，尤其是对象为经济脆弱且政治环境动荡的亚洲欠发达国家。中国有一套“资源换基础设施”的双边借贷模式，即贷款接收国以自然资源偿还中国的贷款。但该模式饱受争议与诟病，亚投行若予以采用，不仅在政治上显得不够明智，亦有经济上的风险。
一些中国的金融专家注意到，就算这种担忧有理有据，中国为亚投行设立的目标也并非遥不可及。亚投行需在进行贷款决策时更加小心谨慎，并多加商业考量。其影响有二，一是与中国雄心勃勃声称过的“填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资金缺口”相比，亚投行能够支持的项目规模将相对有限；二是亚投行的贷款数额将不会像借款国期望的那样慷慨。
此外，中国官员已经意识到，即便作为亚投行最大的股东，中国也不可能主导决策制定。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亚投行有三层管理架构：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理事会作为最高决策主体，将推选产生拥有预算及项目决定权的非常驻董事会。即使中国拥有更多的理事会及董事会成员，仍然不能将亚投行视为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并执行指令性决策。事实上，若中国为推动自己的经济或战略议程而试图推行不得人心的贷款或采购决策，公正的董事会很可能将其驳回。
亚投行的多边属性已在其筹建谈判进程中显露无疑。2015年1月下旬，筹建亚投行第二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印度孟买举行。会议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和印度财政部部长助理沙玛（Dinesh Sharma）共同主持。尽管现阶段亚投行筹备组的成员绝大多数是中国官员，但中国也知道亚投行最终的领导层及人员组成将是国际化且多元化的。
亚投行的多边（并且可能是民主的）决策机制解释了中国国内对其热情逐渐消退的原因。这样的演变过程并不罕见，金砖国家围绕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结构、总部位置、领导权构成及其它议题纷争不断，这使中国颇为沮丧，将热情转投亚投行。然而，在习近平主席宣布设立“丝路基金”后，中国国内的注意力又转向该新设基金。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这一单边基金，旨在资助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确实，中国的一些分析家已经注意到筹建亚投行的耗时长于预期，且其决策机制亦比预想的更为繁琐。相对而言，诸如“丝路基金”一类的双边贷款渠道沟通更便捷、实施更快捷，且更符合中国的政策利益。
亚投行的治理标准及规则亦使中国陷于两难境地，在坚持高标准和做出实用决定之间难以抉择。中国已经郑重宣告，亚投行将比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更高效、更有效地发放贷款。中国意识到，出于诸多实际原因，高质量的规则与监管着实必要。好的银行治理结构能够防止做出会产生不良贷款的决策，不仅是为了银行的利益，也是为贷款人负责。高标准与严格的监管是取得良好信用评级的前提，这将决定亚投行国际融资的可行性。（亚洲开发银行拥有3A级的信用评级。）并且，国际社会早前对亚投行的治理结构、透明度及问责制颇为关注，任何失策都将导致亚投行支持率大幅下降，并将损害其公信力与合法性。
就亚投行该如何有力推进治理结构与标准体系的制定，中国国内存在分歧。财政部要求亚投行成为拥有一流标准体系与运营制度的高质量机构。高层领导人原则上亦对此认同。事实上，亚投行筹建工作组组长金立群曾担任过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然而这并未消除分歧。中国国内利益团体反驳说，亚投行应该推进中国的经济议程，尤其是通过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商品与服务，而“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最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一些国外政策战略家进一步争论认为，亚投行将支持中国的战略目标，结果导致不尊重中国的国家不被亚投行待见。上述争论仍将继续，最终很可能以多方妥协收场。最后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亚投行尚无确定的融资模式。在初期，中国能够使用其外汇储备或发行特殊国债，但其它成员国却不具备同样的财务灵活性。一些人推断中国可能不得不借款给某些成员国以帮助他们达到初始认缴资金要求。虽然行内贷款、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与亚洲大量的私人储蓄都被视为亚投行未来的融资选择，但是强有力的信用评级与贷款担保人制度的缺失严重限制了亚投行的短期能力。
尽管亚投行的筹建过程面临诸多挑战，中国政府仍将其置于高度优先的位置，因为亚投行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亚投行将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使国际经济秩序“民主化”，促进中国投资组合多元化，扩大出口，并提高国家领导人的声望。然而，对于中国建立亚投行的雄心壮志能否尽早实现，中国国内外的观察者都应进行更为现实的评估。
原文链接：
http://csis.org/publication/pacnet-16-chinas-aiib-challen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