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由于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区域经济正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经济发展大环境也在发生转变。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工作汇报时，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再一次强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新一轮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但是长期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困难重重，尚未形成统一的区域规划和协作机制，一体化程度滞后于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内外均衡、互联互通、区域一体、城乡协调的总体战略思想，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一、新常态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新思路
经济新常态下，全球新一轮区域化战略为中国带来诸多挑战。美国提出“美国创新共同体”这一具有空间属性的创新体系概念和一批相关重要举措。日本则建立“国家战略特区”，通过放宽管制，让强的领域更强，试图促进日本经济的整体发展。法国政府斥资15亿欧元在各地扶持60多个不同产业的科技园区，希望建立“竞争力集群”。这些战略的核心都在于集聚优势，通过区域合作与创新资源的集聚为地区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与活力。同时，互联网技术与高速铁路等交通运输和通讯方式的变革使跨区域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和高效，对区域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新思路也应运而生，笔者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区域发展思路概括为“规划统领、功能互补、创新驱动、内外结合、包容共享”五个理念，结合京津冀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六个具体发展思路。
1.以协同创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
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各区域间通过突破地域和区划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实现深度合作。通过这些创新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交互作用，优势互补、突出特色，不同区域差异化对接，实现区域的协同发展。
2.推动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联动调整
一个行政区域内的资源、人才、市场等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可能因行政区划的限制而不足，政府在制定经济规划时，就会受到区域内各种因素的影响，无法制定出更好的经济规划。而当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联动调整，在相互之间联系紧密、优势互补的区域进行统筹规划，就可以在制定经济规划的同时，统筹各地区的资源、市场等，更好地发挥各地区优势，互补不足，合作发展。
3.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重塑区域竞争新机制
改革以来，在区域竞争中，地方政府最卓著的贡献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密度，政府的行为将中国的地域优势转化为极高的工业化速度。当各地都按照这种方式发展地方经济时，无数不同的试验在同一时刻进行，多级政府之间相互竞争。区域竞争极大加速了工业化的扩散进程，迅速将中国在30年内转化成一个强大的世界工厂。未来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背景下，需要重塑区域竞争新机制，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相互补充。
4.推进区域智能化，大力发展新经济
未来是人工智能的世界，应构建以信息分析、决策支持、功能实现为主的智能化区域发展模式，实现区域内各个子系统辅助管理中心，与智能化管理服务决策的有效技术结合，促进区域管理的智能化服务，并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发展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高新科技产业驱动，创新为核心，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
5.坚持均衡发展理念，提升地区竞争力
通过强化产权保护、中介组织发展和法律法规执行力度，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一方面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优质投资；另一方面推动和鼓励中小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形成大产业集群，最终提高这些地区的区域竞争力，促使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回流。此外，逐步放松国有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不断提升区域市场竞争活力。
6.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优化发展空间和环境
把生态文明理念引入区域发展、国土开发和城镇化中来，融合到空间区域层面上来。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科学设置开发强度。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创新与合作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新思路，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要求。北京、天津创新资源富集，北京拥有超过2/3的两院院士，1/3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1/4的全国重点院校，聚集了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14家国家级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又有大批央企、知名民企、外企的总部，高端产业发达，但人均GDP仅为长三角、珠三角的76%和61%。[1]主要原因在于行政壁垒造成科技创新资源在区域内流动不畅，三地各自为战，缺乏协同，优质要素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使得创新资源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可归结于“创新”与“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与新趋势也在于此。
1.创新产业战略，促进企业合作
从产业结构看，京津冀都市圈专业化功能主要在于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其中，京津两核心城市以高端服务业为主，滨海新区、廊坊、保定、唐山等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作为区域发展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京津冀区域产业梯度落差较大，北京、天津发展较快，定位较高，河北则相对滞后，较大的产业梯度；三地产业结构趋同，在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行业中已经形成了同质竞争；同时，受地方“一亩三分地”思维和自身利益的影响，三地没有主动互相承接产业，以致产业链条的各个节点不能得到合理布局，而且各地的自我保护政策等非市场因素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不能得到最有效的配置，阻碍了区域的协调发展。[2]
鉴于此，三地应促进产业交流与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共同发展。统一制定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创新战略，跳出单打独斗的局面，充分利用地区比较优势，对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城市进行功能差异化定位，实现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北京天津应积极调整疏解转移一部分功能，发挥科技、人才、创新资源丰富，国际交往便利的优势，提高新技术的研发能力和水平，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依靠自身实力或通过引进的资金及先进技术，实现资本、技术积累，逐渐增强自身实力，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转移，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升级。河北要利用好地域空间、资源环境、人力资源等优势，将京津两地更多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河北发展新的产业应与现有的产业相结合，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实现产业技术升级，使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同时，以企业合作为重点，夯实京津产业对接协作新根基，政府应制定长期协作计划，构建协调组织机构，行业协会要建立企业协商平台，降低产业转移的信用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完善基于京津冀合作的税收、信贷、投资、土地供应等政策，通过改建、扩建、新建一批市场，确保三地产供销渠道的快速运转。
2.创新现代化交通一体化网络，实现多式联运无缝对接
交通网络是区域发展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京津冀协调发展时，再一次强调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的重要性，京津冀都市圈目前的交通网络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城市间的联系断裂，北京与天津已有城际间轨道连接，但并未显现预期的“同城效应”，生活生产、文化传播、贸易往来与“长三角”的上海与苏州的交通效应相差甚远；其次营运里程不足，相较于需求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营运里程仍不能解决日益拥堵的交通局面，连接铁路和港口主枢纽的公路通过能力不足，与高速公路相连接的普通公路建设和改造滞后，由此影响了运输整体效益；最后京津冀三地行政力量、经济发展水平、轨道交通发展速度与规模均落差较大，严重阻碍了京津冀总体区域交通一体化网络构建。
为促进区域增长，京津冀地区要加强区域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应构筑现代化、网络化的交通体系，实现多式联运无缝对接、促进交通运输一体化，[3]提升区域交通网络的便捷程度，加强区域中空港之间、海港之间及空港和海港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本区域内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共建、共享与共赢。如构建交通运输网络信息平台，对信息进行及时收集、处理与反馈，实现网络实时监察，制定快速反应机制，提高交通运输效率与信息化水平，构建智能化交通网络；并加快京沈、京张、京包、京唐等城际高速铁路建设，实现与津冀等省市的快速交通联络；优先安排重要跨区域干道建设，完善区域一体化、网络化的公路干道网；加强区域机场间的分工协作、联合调度，逐步形成合理布局、运行高效的航线网络和机场群；深化与天津港、唐山港的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
3.创新生态城市模式，完善区域生态一体化
随着近年来人口膨胀速度加快，京津冀地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4]尤其是空气污染问题，雾霾已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顽疾，2014年依然有7个城市排在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前10位。污染没有孤岛，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都无法独善其身，只有互相合作，共同改进，才是出路。
因此，应积极创新生态城市模式，构建以和谐之城、创新之城、绿色之城、便捷之城、循环之城、安全之城为主的生态城市模式，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空间格局，进而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全面评估京津冀地区能源、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设定京津冀三地能源与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总量，按照逐年递减、按比例分配原则，积极推进三地节能、减排、降耗，确保实现既定目标；加快建立和完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京北防护林建设生态补偿机制、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污染治理协作机制、清洁能源一体化发展机制等，提高区域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并具体制定京津冀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规划，[5]规划建立自然保护区，成立专项基金，制定基金使用管理办法以及区域生态建设补偿政策。同时，树立环境资源的商品化、资本化和股权化观念，构建公平公开的市场交易机制，加快建立健全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平台，在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河北省能源环境交易所基础上，建立联动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和碳交易市场，实现环境资源的合理定价。加快京津冀三地大气和水环境污染源解析工作，科学测定三地间污染的交叉影响和治污的溢出效应，依据环境资源的定价标准确定地区间的排污收费和生态补偿额度，并以利润机制为基础大力吸引民营资本进行治污投资。
参考文献：
[1]连玉明.试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4）.
[2]丛屹，王焱.协同发展、合作治理、困境摆脱与京津冀体制机制创新[J].改革，2014（6）.
[3]冯华.创新体制机制是构建交通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关键[J].城市化，2014（7）.
[4]赵弘.北京大城市病治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J].经济与管理，2014（3）.
[5]张耀军.论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J].当代经济管理，20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