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商务部近日就基本实现广东与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签署了协议。这意味着香港服务业将获取巨大的发展空间。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香港目前并未能培育起新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作为核心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加速进入内地，对香港可能是双刃剑，特区政府需在发展策略和政策上有所部署。
服务业加速进入内地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服务业就已开始进入内地。不过，当时制造业是香港在内地投资的主体，服务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消费性服务业，如酒店、飞机餐饮服务等。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市场体制、人才和营商环境的要求较高，而内地服务业发展程度低、市场不开放、体制不完善，香港本土和外资服务业企业往往以香港为基地，离岸为进入内地的港企及亚洲区域提供服务，香港因此成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枢纽。
随着服务业跨境转移和价值链重组的国际趋势，以及内地整体经济发展及营商环境的提升，香港在内地的服务业投入不断增加。上世纪90年代，香港在内地的服务业投资开始扩展到电力、集装箱码头、物流服务、房地产及相关服务、商贸零售等多种行业。近十多年，随着香港回归、CEPA的签署，香港在内地的服务业投资进入加速期，占香港在内地投资总额的比例逐年上升，估计目前已达40%左右。
服务业进入内地可能产生四种效应
产业的移出，对企业和整体经济两个层面的影响可以非常不同，甚至效果相反。企业无疑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但对整体经济而言却是利弊共存。香港服务业加速进入内地，可能为香港整体经济带来四种不同效应：
第一,“扩大”效应。对香港而言，理想状态是香港企业进入内地，在内地接单，将部分工序（尤其是高端工序）转由香港的办公室进行处理，将经济活动引来香港，使香港能充分利用内地开放带来的“扩大”效应。例如，检测认证企业进入内地后，在内地接单，将产品带回香港进行检测及认证，以获得“香港认证”的优势。这种方式将扩大香港检测认证产业的服务市场，对香港整体经济有莫大益处。
第二,“脱钩”效应。香港企业进入内地后，其在香港和内地两边的业务各自运作，互不影响。例如，香港某些金融机构进入内地后，在内地的账户与在香港的账户完全分开，各自独立运作，新增内地业务主要由在内地聘请的职员负责，香港继续开展以往的业务，两地业务几乎互不干扰。“脱钩”效应虽然未能为香港带来额外就业，但能增强企业竞争力，还能间接地为香港带来更多经济活动，因此对香港整体经济也有益。
第三“迁移”效应。以往，从香港迁移入内地的港企是香港服务业的重要需求来源，香港服务业离岸为在内地的港企提供服务。为贴近服务对象、减低成本，一个可见的趋势是，越来越多港企将原本在香港提供的业务迁移到内地，在岸为内地港企及内地市场提供服务，即发生“迁移”效应。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港口码头运输服务。香港集装箱码头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投资于内地，并直接推动了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转移至内地其它港口。对投资内地的香港企业而言，这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对香港的整体就业，尤其是中、低技能的码头处理及运输工人岗位来说，这一变化无疑是负面的。近年，这种“迁移”效应开始影响本港中低增值、乃至中高增值工序业务，导致香港中层、中低层、乃至中高层就业流失。
第四“替代”效应。最极端的情况下，香港企业将整个业务全体转移内地，从内地为香港及整个亚太区域服务，即“替代”效应。例如，有香港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原本在香港为内地港企服务，现已完全撤销香港的办公室，整体搬入内地，聘用内地员工，贴身为内地港企服务。另一个可见的趋势是，早期转入内地的港资制造业与香港之间的产业联系正不断减弱，这一转变无疑将影响深远。
服务业转移趋势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入内地时，香港找到了新的产业增长点，即服务业飞速发展，因此香港虽然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但并未出现大量失业。然而，近十多年来，香港服务业加快进入内地的同时，本港并未能培育起新的增长点。若生产性服务业收缩，将导致中层、中下层职位流失，给本土中产和基层劳动力的就业带来一定的风险。即使产业不完全迁移，而是走向高端化，虽会增加对高技能职位的需求，但数量亦会有限。而同时，消费性服务业扩张，则引致下层就业增加。在此消彼长的趋势下，香港的就业结构可能进一步两级分化：就业集中于高端的精英阶层和为游客服务的低端阶层，形成中间凹陷的M型社会。事实上，这一趋势已开始浮现。
国家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其目标不能仅仅是帮助香港企业获得内地的市场和相对低廉的生产腹地。策略上，还应该通过帮助企业获得内地更大的市场，来推动香港本土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多元化发展，巩固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扩大”效应，避免“迁移”和“替代”效应。基于这一发展思路，特提出以下六个方面的建议：
一，加强本港制度建设。特区政府应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内地城市所不能提供的营商环境和优势，从而吸引企业将总部、高端环节及为海外服务的业务留在香港。
二，增加经济流量，强化枢纽功能。国家正推动企业和人民币“走出去”，若香港成为中国企业海外营运的平台，能将经济活动吸引来香港，这将有助于强化香港的服务业产业链，并提供就业机会。
三，加强人才培育。若香港拥有充足的、高素质、高诚信的人才，将会使供应链上的某些高增值环节难以迁离本港，亦能加强港人的竞争力，避免高端工作被外来人口挤占，防止本地人口“向下流”。
四，培育经济的新增长点，包括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及相关服务、强化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服务业、适度发展制造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推动产业结构的适度多元发展。
五，稳固在珠三角的“枢纽”地位，并积极开拓亚洲发展腹地。香港必须通过不断的产业提升，走在珠三角城市前面，才能保持自身在大珠三角范围内的“枢纽”功能。与此同时，香港应积极强化作为亚洲经贸枢纽和服务平台的功能，在亚洲范围内拓展我们的实体基础。
六，研究及调整人口和福利政策。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人口流动的状态是流入以基层为主，流出以中、高技能人士为主，这加剧了香港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调整人口和福利政策，吸引更多专才来港，以平衡低技能人士大量流入并固化在香港的趋势，是香港未来必须探讨的问题。
注：
本文首发于《天大报告》2014年11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