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政治动荡是美国国内矛盾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的又一反映，但任何内部矛盾，都有可能被外化。长期以来，制造业外迁都被认为是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一种重要解释，多重因素共振引起的制造业全球产业链重构难以避免。美国与中国在新技术和金融领域的脱钩已非常清晰，中国能否突围，取决于能否在新兴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占领制高点，而这背后的关键又在于人才、教育等体制机制建设，以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好时之吻”：美国制造业兴衰的缩影
好时（Hershey，又名“赫尔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名字来源于巧克力大亨弥尔顿·好时（Milton Hershey）。1857年，弥尔顿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德利教堂附近的一个农场。在他4岁的时候，美国陷入南北战争。小学还没毕业，就到当地的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后来，在他母亲的帮助下，到兰卡斯特(Lancaster)的一家名为Joseph Royer的糖果店当学徒。期间，他展现出了制作糖果的天赋，在4年的时间里，学会了各种技能，便萌生创业的想法。在经历多次失败后，终于在1883年成功创办兰卡斯特焦糖公司。
1893年，哥伦比亚博览会在芝加哥举办。弥尔顿前去观展，被一台来自德国的巧克力制造机吸引住，便买了些设备回去，开始生产并出售巧克力糖果。机械化转型成为公司的重要转折点。
10年后，他出售了兰卡斯特的焦糖公司，回到家乡，创办了巧克力工厂。当时，这家工厂是全球顶尖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占地2.4万平方米，一开始就雇佣了600名员工。1907年，好时自己研制成功了旗下最畅销的产品“好时之吻”（KISSES）。随着巧克力工厂发展壮大，小镇逐渐建立起了一条巧克力生产线，还带动了周边地区供应链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职工住宅和社区配套设施，如学校、娱乐和文化活动空间等，衣食住行，应有尽有。好时还创办了基金会，专门进行公共投资。面对1929-1933年大萧条，自觉肩负着小镇幸福的弥尔顿并未裁员，而是加大了投资，宾馆、电影院、运动馆等拔地而起。1945年，弥尔顿去世。好时公司在不断创造佳绩。2014年，荣膺《财富》杂志美国500强企业第366位，2017年年收入超过100亿美元。但是，它已经不再完全是好时小镇和小镇居民的巧克力工厂。
2002年，基金会做出决定，要出售公司股份，这就意味着部分工厂要被关闭和岗位的消失。此时，小镇一半居民是巧克力工厂的员工，还有因为工厂而衍生出来的服务业岗位。恐慌情绪将他们团结起来，集体抗议、集会，连宾州司法部部长都出面阻止。事态并未进一步恶化。然而，也只是延缓了5年宣判。
由于业绩大幅下滑，2007年，好时公司决定将10%的生产力迁至墨西哥，这导致了近3000人失业[1]。外迁需要一次性投资5.5亿美元，但公司可每年节省1.8亿美元，3年就可收回成本，故对于公司来说，是理性选择。
好时工厂的外迁引发了“涓滴效应”。3000人下岗，直接影响的是3000个家庭，间接影响的几乎是小镇的所有从业人员：零售、宾馆、娱乐、生活服务……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对业绩形成冲击，公司决定改进生产线，用机器替代人力，又导致600个岗位流失。下岗工人如果不能在小镇或者宾州就业，会选择离开，而人口的流逝的影响更更加全面。由于税收下降，它甚至导致了近1000名公务员的下岗。在面临同业竞争或经济周期的影响而出现利润下滑时，企业一般会压缩可变成本，有三个选择：降工资、裁员、外迁。在工会的约束下，外迁或是唯一选择。
工厂的外迁，成就的是企业这个实体，以及迁入地，但受损的却是本土的员工，及公司所在地的发展。好时公司仍然是世界500强，是全球六大巧克力工厂之一，80多个巧克力及糖果品牌销往全球。但与此同时，好时小镇的命运并未与其绑定。
弥尔顿是伴随着美国的崛起而成长的，巧克力工厂也伴随着美国的繁荣而壮大，但它的繁荣不再是普惠的，制造业工作机会随着工厂的外迁而消失。好时的故事，也是美国钢铁、通用汽车、波音飞机、英特尔、苹果公司、耐克、李维斯、惠而浦和柯达的故事，从而也是铺就了美国制造业兴衰历程。向德国等欧洲强国学习技术在其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其从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的关键，但美国自身也在被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学习、追赶和赶超。在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中，企业开始将生产环节都外迁或外包，以李维斯为例，1981-1990年间，李维斯关闭了美国本土的58家工厂。2002年，位于旧金山总部的工厂也被关闭。截止2003年，美国只剩下2家工厂。
依据产业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不同行业工厂的外迁，或业务外包的时间点有所差异，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过程基本没有中断过。核心企业的外迁不仅会导致大量失业，还会限制美国本土相应产业的空间能力，比如柯达的外迁就重创了美国消费电子和光电设备产业。
由单个企业，到单个产业，再到整个制造业；由单个企业的员工，到一个家庭，再到一个城镇、州乃至整个国家。制造业对美国的意义可能不局限于11%的GDP份额和1,200万就业岗位，而是美国的兴衰。用GDP份额或其创造的就业去理解制造业的重要性，是一个错的离谱的“常识”。
二、从离岸到回岸：通用电气的回归之路
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有一座象征着美国之伟大的工业园区，主要生产家用电器。这座工业园是伴随着二战后家用电器的普及而走向辉煌的，它就是通用电气（GE）的“电器园”。园区内拥有六栋巨大的建筑，设有独立的消防部门、自己的发电厂，配有红绿灯的长达1.6公里的停车场，甚至还有独立的邮政编码。通用电气拥有3.7万项专利，被认为是一家自带创新基因的公司。
通用电气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产物，呈现了美国制造业兴衰的全景。相比好时巧克力，它更有代表性。1892年，正值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风口期，爱迪生电灯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电器公司合并，成立通用电气，起初主要生产电风扇、火车和X光机等产品。1910年，通用电气推出第一台电炉；1930年，电动洗衣机；1935年，厨房垃圾处理器；1942年，喷射发动机；二战后，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居民部门住房拥有率的提升，家用电器开始加速扩散（图1），通用电气也因此走向辉煌，股价、盈利不断创新高。到1955年，园区雇工人数达到1.6万人，1973年达到2.3万人，但这也是峰值。到2011年初，工人数降至不可思议的1863人。这是通用电气离岸战略的直接结果。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家用电气市场的饱和。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家用电器的市场渗透率均已经超过50%以上。电力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全面覆盖美国家庭，电炉和冰箱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趋于饱和。进入70年代后，空调的扩散速度明显下降。彩电的扩散在80年代开始放缓……另一方面，通用电气还受到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激烈竞争。离岸，也是为了生存。
1994年12月，通用电气（中国）在上海注册成立。至今，通用电器（中国）的96%的员工为中国人，90%以上的管理层为中国人，并且，在中国还拥有近2,500名研发及工程技术人员，在8座城市拥有世界一流的实验室。但是，从2012年开始，通用电气开启了回岸进程，将中国的热水器生产线搬回至肯塔基州。除此之外，落地玻璃双拉门冰箱、不锈钢洗碗机、前置式洗衣甩干机等都回到了肯塔基的电器园。仅2012年，电器园雇工人数就增加了1,700人，总人数达到了3,600人。这个过程或许才刚刚开始。
产业转移只能放在一个较长的周期中进行考察，尤其是重型制造业。一般而言，在一国内部，与设备制造业对应的经济周期是“朱格拉周期”，约9至10年，产业链的转移实际上是全球设备投资周期，时间只会更长。周期越长，感知越模糊，行为越迟钝。后验来说，在本轮全球化中，美国更多地关注了全球化的好处，而有选择性地，或者是傲慢地忽视了它的不良后果。
第一次石油危机可被看作是美国制造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制造业就业人数直到第二次石油危机才体现出来（图2）。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约2,000万，但制造业就业占比在1953年就达到了峰值；到1989年，美国政府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制造业就业人数。2008年，前者达到后者的两倍（目前剪刀差正在收窄）。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原材料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是受到了来自欧洲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竞争，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开始下降，最具代表性的是钢铁和汽车产业，而它曾经是另美国崛起的支柱性产业。再加上市场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和环保、劳工安全等监管规则的差异，外迁被视为是保持竞争力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并且，一旦竞争对手提前布局，市场份额还将被进一步瓜分。殊不知，迁入地不会永远满足于分包和外包业务。等到本领学会了，就会变成有力的竞争者。
个体企业的理性选择在宏观上导致了“合成谬误”，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式的均衡，即每个企业的个体理性导致了集体非理性。如果某一企业因为社会责任感而选择保留本土工厂，但竞争对手选择外迁了，或者国外的竞争者以更低的价格切入市场，那这个有道德感的企业的市场份额将被瓜分。可以说，美国制造业是在遵循市场法则和自由贸易原则中走向衰败的。更滑稽的是，这也是美国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
三、美国的反思与逆全球化
在回望美国制造业兴衰历程时，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位思想家”的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总结道：“美国制造业的兴衰源于它的内在优势、辉煌的成就、难以名状的轻率和自作自受式的失败。”
米尔斯所说的“优势”是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就”是指从南北战争之后的迅速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统治地位的确立，并引领战后“黄金时代”的光荣历程。“轻率”指的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无畏的自信和浮夸的傲慢，政商界主流观念认为：低端制造环节的外迁不会影响美国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向服务业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性的体现；源源不断的创新和新产业的诞生所带来的新的就业会弥补落后产业外迁造成的就业岗位的损失；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了更多的产出恰恰体现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反映出的美国教育的退化不足挂齿；从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并得以维持，是美元“嚣张的霸权”的体现；在历经近百年的贸易顺差后，面对1971年第一次贸易逆差，以及1985年首次对中国的逆差（仅600万美元）时，美国政策当局都没有太在意，这是对不平等的多边贸易规则的轻率。
所谓“自作自受”，斯米尔指的是工会的力量以及频繁而持久的大罢工，以及监管层制定的严格的劳工和环保规范等，这削弱了美国企业的议价能力，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只需问：热爱自由和维权意识强的美国工人能承受免费加班吗？当然，斯米尔也有责怪美国政府不作为之意。
美国制造业从兴起到萎缩，时隔一个世纪。而且，美国霸权地位是建立在两次世界大战基础上的，所以，几乎是很难复制的。反观中国，凭什么相信“世界工厂”地位牢不可破，苹果产业链坚不可摧和“……不会影响中国的产业链地位”呢？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建立和重构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以年为单位来思考这个问题，必定是短视的。只有居安思危和未雨绸缪，才能打赢这场“制造业保卫战”。
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说：“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勤勉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实际上，一直以来，这才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永远不要轻视特朗普带来的整个叙事的转变——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从多边到双边，从世界警察到美国优先，从“历史的终结”到“文明的冲突”。
所以，即使特朗普没有连任，即使其连任后卸任，其建立的新叙事还会不断影响美国的政策。与其说特朗普是在逆流而上，不如说他是在顺势而为。顺的不仅是经济规律，还有美国的民意。
战后全球化的顶点在2008年就出现了，其后，全球资本流动和贸易规模都出现了收缩。类似于1913年，它上一轮全球化的顶点，之后便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1933年大萧条，导致全球化的中断和逆转（图3）。1971年之前，主要是贸易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还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1991年苏联解体，贸易与金融的全球化上了一个新台阶，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是达到峰值。
逆全球化未必是全面收缩，但生产的终端贴近最终消费的趋势或更加明朗，如通用电气的案例所揭示的一样，即自给自足式的全球化，我们将其称为“特斯拉模式”。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目前只供应国内市场，未来如果扩充产能，或出口到亚洲其他国家。价值链的区域化特征已经确立，中国、美国和德国分别为亚洲、北美和欧洲的中心国，未来还将进一步巩固。这不仅取决于企业基于成本-收益的核算，还取决于大国关系，政策是会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比较的。
四、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是工业基础设施
二战后开始的工业革命的代表性产业为航空航天、飞机制造、石油化工和电脑，其中，电子计算机和机床可被称为是工业基础设施。1980年代初，随着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诞生，以及软件的开发和应用，信息时代开启了。无论是在传统的重型装备制造业，还是在信息产业的硬件或软件领域，美国都是引领者，长期在基础性创新领域有绝对的优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芯片、汽车制造等领域，才逐渐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挑战。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外交事务》的最新文章中称，中国对美国的冲击是前苏联+日本[2]，前者对应的是军工产业，后者对应的是综合经济实力。所以，必定是难以调和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美国何以能够在如此多的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关于此问题的文献汗牛充栋，如美国在一战前就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和制造业优势，大萧条时期的创新，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催化作用等等，但我们不应该对美国政府在其中扮演的积极作用一笔带过。这个问题需要放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在国家层面，再也没有比应付战争更紧迫的了，以此为核心去理解美国的战略和具体政策可形成闭环。“现在，这种永久备战经济和军事工业联合体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将军事的烙印深深的打在广泛的民用工业和科研活动之上……军备竞赛在三个产业尤其突出，它们分别是飞机制造业、电子工业和机床业。”（诺布尔，2007），这三个产业都是基础性的，它们代表了“美国制造”的辉煌。
军事工业联合体是军方、产业和科研三者的联合，军方向产业提供采购订单和军事津贴，向科研提供研发资金，故在联合体中处于相对核心的地位。自二战爆发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在研发投入上便开始占主导地位。
二战期间，飞机制造业野蛮生长。1939年，飞机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工人只有6.3万人，二战期间的峰值达到了134.5万，到1946年，锐减至23.7万。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开启，飞机产业再次扩张。1953年，民用机身总吨位的93%为军用。1964年，飞机产业中90%的研发经费来自美国空军拨款，拨款对象包括波音、洛克希德、北美航空等机身制造公司，以及通用电气、普惠等发动机制造公司[3]。1947年10月实现的超音速飞行需要综合空气动力学、冶金、电子学以及飞机引擎设计等综合知识，没有军方资金的支持，至少不会进展如此迅速。
二战前，电子工业的主要产品是收音机。二战期间，在军事需求的刺激下，美国电子工业急剧膨胀，整个行业的销售额涨了20倍，就业人数增加了4倍。雷达、声呐设备、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炮火控制设备、工业控制设备和步话机等都是二战期间的重要发明，军方都是其背后重要的资助方。其中，最重要的发明是电子计算机，最初的目的就弹道计算和原子弹爆炸分析。
二战结束后，美国军方在飞机和导弹制导系统、通信系统、控制设备、高速电子计算机和晶体管等领域继续发挥主导作用。1954年5月，德州仪器公司的高登·蒂尔设计出第一个生长结硅晶体管，使德州仪器开始成为最重要的晶体管供应商。美国军方是最大的采购方，尤其是1956年之后。从1961年开始，德州仪器开始生产集成电路这种“微型组件”并与1965年开启了商业化进程，其中，最重要的合作项目就是NASA的“阿波罗”计划。
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TRW）的创始人之一拉莫回忆时说：“五角大楼的决策主导了（美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截止到1964年，美国电子工业的研发费用仍有三分之二来自政府，获得补贴的公司包括通用电气、西屋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等。
机床是制造业也的基础性工具，各种金属产品的加工都需要借助于机床，而且，机床还需要生产机床本身。所以，它往往被认为是工业的晴雨表。受飞机制造业的提振，冷战期间，美国机床产业也快速扩张，这一切都拜美国空军所赐。1957年，美国政府拥有全美机床的15%，是该行业最大的采购商，其次就是飞机制造商。在政府的资助下，相比于1950年，1957年的机床研发费用提高了8倍。
从二战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4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有2/3都与军事有关，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的研发支出都要超过企业（图4）。1940年，政府科研项目的70%由政府科研机构完成，到1944年，则主要有非政府机构来完成——私人企业50%，科研院校20%。1939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的研发经费中只有1%来自政府，到1943年，上升至83%。据统计，在战争期间，贝尔实验室共获得了4,200万美元的科研合同，通用汽车3,900亿美元，麻省理工学院，5,600万美元，加州理工学院4,000万美元。
军备竞赛与政府研发资金的支持为冷战后期技术的商用奠定了基础，从而也构成了美国制造业的先发优势。在《技术、增长与发展》一书中，弗农·拉坦说：“政府资助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几乎所有美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用技术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甚至怀疑，如果没有政府的采购，核能是否会发展起来。
麦克雷（McCray，2009）详细阐述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与战相关的任务——创造并维持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催生卓越的军工技术，而在和平时期的任务则是将其转化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技术。例如，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部启动了技术再投资计划（TRP）并拨款8,000亿美元用于技术的升级换代，重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没有军方资金的支持和军用技术的商业化运用，1980年代几乎不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的起点，苹果公司也是不会诞生的（图5）。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解释美国的繁荣与衰退时认为，最关键的三个方面是：生产力、创造性破坏和政治（格林斯潘，2019）。创造性破坏是美国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动力机制，而政治则是影响该机制能否得以发挥的重要因素。技术的发展和创新的扩散确实有迹可循，但它并非独立生成，而是内生于经济和政治的社会化过程，其背后是人的选择、意愿，甚至是强迫，尤其不能忽视政府和军事的诉求。
五、脱钩与突围：中美博弈的大棋局与关键词
中美贸易纠纷发生之后，曾负责中国事务的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克莱尔·里德（Claire Reade）指出，即使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但美中关系已呈现出质的恶化，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和顾忌在不断加深，整体战略已经从接触转变为遏制。她说：“我的直觉是，本届政府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把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根’拔出来，让它们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这就是特朗普关税的最终目的。一方面，对美国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企业也是最有可能将产业链迁出中国的企业，是否迁往美国，是次要问题；第二，对中国加征的关税，还能起到“拦路虎”的作用，对计划向中国迁移的企业有威慑作用，尤其是美国本土企业。
对于中美关系，我们既应该看到不同之处导致的冲突，还应该看到相同之处给美国带去的不安。不同之处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上都有体现。特朗普在其上任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将中国明确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中国变得越来越像美国，如其所说的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等。另一方面，常被忽略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如崛起过程中的保护主义和技术转移，以及政府在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作用。正是这些相似之处，使中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了“世界工厂”，这又推动了中国的技术创新，因为很多基础创新与生产环节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美国的贸易政策已全面转向双边主义，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看来，双边主义就是保护主义（巴格沃蒂，2004；2010）。特朗普向保护主义的转向是一种回归，因为，建国以来，美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时间并不长（欧文，2019）。
历史经验显示，后发国家多是通过保护政策发展起来的，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因为，通行的贸易规则往往是由霸权国家来制定的。但是，当霸权国家感受到来自新兴国家的威胁时，往往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状态。无论是20世纪中叶大英帝国向自由贸易的转换，还是美国从建国初期的保护主义向二战后的自由贸易的转换，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的制裁，还是今天对中国的压制，都符合历史经验。表面上看，这种政策的转换，都是由某种形式的危机触发的，上一次是一战，这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更为根本的，是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贸易冲突只是内部矛盾的转移。
如果说关税的特点是打击面广，那么，“301报告”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措施，如对对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签证限制、“千人计划”、“实体清单”（包括华为）等，就是精准打击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中断美国对华的技术溢出。尤其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美国紧紧咬住华为？因为5G是“工业4.0”时代一项新的基础设施，而且是为数不多的领先于美国的领域，这让美国有一种失控的感觉。一旦华为的5G网络全面铺开，就会形成“锁定效应”，如果其它企业加入华为的5G网络，而美国政府因为国家安全的考虑限制美国企业加入，那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就会因此而下降。
美国对中国所谓的“不公平竞争”的批评，理由之一就是产业政策，如税收、金融补贴和政府采购等。但是，即使是在二战后，已经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政府也从未停止过对企业的支持。虽然中美在创新产业政策的操作上有差异，但幼稚产业的发展均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对于不在同一起点上的两国国家，美国意义上的公平，对中国来说就是不公平。
最令美国当局警惕的当然还是中国在军事上的发展，以及“军民融合”政策。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美国对华战略》明确指出，中国的军事发展威胁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构成了复杂的挑战。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使解放军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和获取民间实体的先进技术，具体项目包括国有和私营公司、大学和研究项目。所以，在美国制定的实体清单中，除了商业企业，还包括科研院校。
军民融合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2019年报的主要关切，其最为关注的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新材料（纳米技术）和新能源（核能），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有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美方注意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是全国总动员，政府的政策支持覆盖面广，甚至包括风险投资基金。产业政策会加快技术的扩散，从而会损害美国利益。尤其令美国关注的，是一些由美国原创的技术也被应用在军民融合领域。
所以，当看到美国禁止哈工大等院校使用Matlab软件时，就不应感到奇怪了。在现代制造业中，没有工业基础软件的支持，寸步难行，而这些基本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21世纪的制造业竞争，将更多的体现为软件之争、算法之争。在一个新车型的开发成本中，程序开发占比非常高，而且，汽车的编程任务甚至多于波音飞机。再以3D打印技术为例，它是建立在计算机基础上的，工作流程是将多重材料薄层按顺序进行沉淀，并借助于加热、液体粘接、层压或激光烧结进行固化，再打印出特定形状的物体（Gibson，Rosen 和Stucker，2009），它被认为是非常有前景的一项工业技术，可一定程度上弥补非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削弱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一般来说，在打印之前，首先需要经过软件完成设计，再将其输入到3D打印机打印。
USCC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科大讯飞和商汤科技定义为“AI国家队”，它们各自在自动驾驶、云计算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医疗诊断、语音识别和智能视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军方部分将领认为，AI或是中国在军事领域赶超美国的重要技术。所以，AI是中美必争之地。新材料中的超材料（人造复合材料）、电子材料、生物材料、石墨烯和纳米技术，新能源领域中的核能等，都备受美国关切，所有参与其中的中国企业，都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
技术创新是美国技术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关键词，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也已深入到毛细血管，与此同时，它也是中国能否突围的关键词。技术创新是一个从基础科研到创新发展，再到市场扩散的过程。寻求技术的领导权，不仅需要完备的工业基础和研发支出，还需要扎实的基础教育和注重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体系、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金融市场（包括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以及有一定容错率的社会制度。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经济学人》的访谈中说：“全世界要迎接这个新时代（智能时代），必须发展教育，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在充分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下，培养百花齐放的人才。”所以，归根到底，中美制造业和技术的竞争，还是人才的竞争，是我们的社会和体制机制能否培养出、留得住创新型人才，发挥出他们的潜力。
美国与中国脱钩，并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如G7联盟）孤立中国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而且是全面遏制，中国能否成功突围，关键在于能否在新一轮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取得话语权，这需要一个全局设计方案。
六、结语
国家层面的战略性的调整都不是单一政客所能主导的，这大多是一个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制造业外流和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的“双赤字”状况，呈不断扩大之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这与全球化下的制造业空心化，及其国内的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经济模式的兴起等密切相关。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这一切被认为是符合经济理性原则的。从美国建国以来所确立的汉密尔顿传统来看，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是对传统的背离（科恩等，《务实经济学》）。一定程度上讲，特朗普建立的新叙事是一种回归，将华为拒之门外并对其进行制裁，本质上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行贸易保护行为，是对汉密尔顿“幼稚工业论”的回归，因为5G是中国在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取得的为数不多的领先技术。
如果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的下降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但它是有边界的。不宜从GDP份额中去理解制造业的地位，因为它是国民经济良序运转的基石。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消退，我们所说的市场优势，在“我们人均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的现状下，又有多少真实的优势可言？无论是当下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未来避免陷入“高收入陷阱”，拥有比较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如何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是一个长期课题。
（本文精要版已经发表于《新财富》杂志）
脚注：
[1]也有说1500人。可参考哈特泽尔和利珀特，2016 [2014]：《美国制造业回归之路》，p.17.
[2] Paulson，The Future of the Dollar，The Foreign Affairs on May 19, 2020.
https://mp.weixin.qq.com/s/515B6vKU5lLDLLoVZTMNBg
[3]数据引自诺布尔，2007，p. 8.（下同）
部分参考文献：
1. Klasing, Mariko J.and Milionis, P. (2014). "Quantifying the Evolution of World Trade,1870-194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2(1), pp. 185-197
2. Dorn and Hanson(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in the United States”
3. Ruttan, V. W.2001. Technolog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 Induced Innovatio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4. 巴格沃蒂：《今日自由贸易》，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版。
5. 巴格沃蒂：《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版。
6. 欧文：《贸易的冲突》，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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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格林斯潘：《繁荣与萧条》，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9. 科恩和德隆：《务实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