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美国与以色列达成了首个双边自贸协议，自那之后，其又与墨西哥等国达成了20个此类协议，然而在与亚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上，美国似乎没有那么顺利。作为一个见证了二十余年贸易谈判的人来说，我至今也不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下列因素都对谈判的坎坷造成了影响。
前人之罪。当克林顿决定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决定遭到国会反对时，其对美国与盟友关系造成的影响使难以想象的。当时克林顿做了许多政治家都会做的事情：开空头支票。我承认，NAFTA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克林顿政府的许多承诺都是错的，甚至最后事情发展的现实与其承诺相悖。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新世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克林顿政府认为中国向美国产品打开大门能够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而实际情况是赤字继续居高不下，尽管美国从智能手机和昂贵的太阳能电池板中获益颇多，但也丧失了大量制造业就业机会。正是由于种种“前人之罪”，才导致当今国会对奥巴马政府作出的任何贸易承诺持批判态度。
谁掌握话语权？贸易协议关乎跨国贸易的原则，那么商业应在其中享有极大的话语权。因为公司清楚自身的经营情况，也知晓何种贸易条款能够真正带来改变，因此谈判者必须咨询公司的意见。然而今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中除了企业界，还有工会、环保主义者、消费者保护团体等，而实际上这种安排并没有必要。
出口并非一切。政治家喜欢“出口”，每当谈到贸易协议，他们总是说没出口10亿美元的商品就能为美国创造多少多少工作机会。而实际上，由于对技术投资的变化和生产力的提高，工作机会的数目也在不断变少。仅仅是关注出口就犯了两个错误：一、忽略了美国能够从物美价廉的进口产品中获得的益处；二、忽略了美国公司在全球供应链中更低的中间投入。即使没有出口，美国经济获得的益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赢家通吃的政治策略。贸易谈判中人们容易犯一个错误，那就是不承认贸易既能够缔造成功者，也能够催生失败者。人们似乎认为贸易能够使所有国家都受益，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工作可能因为进口而丧失，一些工作可能会因为海外更廉价的劳动力而减薪。
一个诚实的TPP谈判应承认存在上述挑战，并确保联邦政府和国会通力合作，不仅要促进自由贸易，也要确保更多美国人受益。
原文链接：
http://blogs.cfr.org/renewing-america/2015/05/21/the-tpa-debate-stuck-in-a-time-warp-on-trade/
注：
本文为瞭望智库摘编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报告“The TPA Debate: Stuck in a Time Warp on Trade”，原文发表于2015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