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地区未来要进一步向“创新驱动”发展；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应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为我国制定“十三五”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准确地衡量我国各省级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环境资源等各方面水平上的差距，在总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国家统计局综合发展指数（CDI）等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运用、筛选了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基础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财政、金融市场、知识经济与创新等12大类指标（归纳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三种类型），对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全面横向对比分析，并将与全球平均水平进行对比，为各地方政府找准在全球、全国的定位和差距，制定未来改革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三期”叠加阶段，区域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各省级区域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和产业体系的不同，地区分化趋势明显，呈现出“东部地区稳中有进，中部地区降势趋缓，西部地区下滑明显，东北地区缓中存忧”的特点，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更多、更复杂。
东部地区稳中有进：东部地区是我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外向型经济发达，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科技研发等方面都已形成一定优势。
中部地区降势趋缓：中部地区工业基础较好，产业发展较为全面，近年来该地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
西部地区下滑明显：西部地区多以资源、能源输出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且大多数处于产业链上游，自我调节能力不强，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明显偏弱。
东北地区缓中存忧：东北地区面临的困难较多，在当前产能过剩严重和环保政策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东北三省单一且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难以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其主导产业重工业产值增速回落明显，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在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投资仍是各地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比第二产业比重高出2.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到了新水平。产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预示着未来我国居民消费增速将会加快，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也将进一步健全，推动服务业发展更加迅速。这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刺激消费，提升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此外，由于第三产业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更强，服务业比重提升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但我国服务业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特征明显，地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北京市和上海市，服务业比重已分别达到76.9%和62.2%。而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占比仍然偏低，排名末位的河南省服务业比重只有32%。
同时，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大量传统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新兴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仍然较慢，尚未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仍然严重依赖资源原材料行业和传统重化工业。未来我国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东部地区需要加速实现由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成为我国创新的经济增长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应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
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低，空间分布严重不均衡。我国整体人均基础资源占有量较低，且空间分布严重不均衡。西藏、青海两省区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3倍和7倍。而北京、宁夏、上海三地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最少，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10。
西北、东北地区在石油、天然气、煤炭等方面占有明显资源优势。新疆人均石油储量25.3吨，是全国平均水平（2.5吨）的10.1倍；新疆人均天然气储量达41761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3234立方米/人）的12.9倍；山西人均煤炭储量为2516吨，是全国平均水平（170吨/人）的14.8倍；辽宁人均铁矿石储量达125吨，是全国平均水平（14.4吨/人）的8.7倍。
东北和西部耕地资源比较充足，其中黑龙江和内蒙古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4.64亩和4.44亩，是全国平均水平（1.37亩）的3.2倍多。东部地区耕地资源比较少，浙江、天津、福建、广东、北京、上海等六个东部省市的人均耕地面积均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2。
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2009-2013）结果，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到21.63%，较第七次普查结果（20.36%）提升1.27个百分点。我国森林资源进入了数量增长、质量提升的稳步发展时期。但森林覆盖率远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蓄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7。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不高、分布不均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我国林业发展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基础公共服务水平区域差距显著缩小，短期内仍难以实现均等化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过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大等重要会议的强调和部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实现已成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
为加快推进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和地方财政不断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目前，医疗和教育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2012年，我国中西部地区万人医师数和万人病床数均实现较快增长，东部发达地区医疗资源配置有所缩减，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万人医师数和万人病床数跌幅居全国前三位。教师资源方面，在初等教育（小学）和中等教育（初中、高中）阶段，中西部省份的万人专任教师数已经远超东部地区。
但由于我们公共服务水平地区之间的差距过大，短期内仍难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2012年，北京市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较2011年减少了18.5人，降幅居全国首位，但北京市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仍高达35.9人，是全国平均水平（19.4人）的1.9倍。
各区域财政、金融水平差异较大。近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收入整体保持增长，但各地财税实力差距较为明显，北京、上海的地方财税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地区。2013年上海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19.%，而最低的河南省仅为7.5%；北京人均年税收收入达1.51万元，是最低的甘肃省的11倍；北京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17.3%，而最低的湖南仅为5%。
尽管近些年来我国金融行业发展迅速，但区域之间的发展程度差异仍然较大。东部的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五地市的金融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49%，形成了“沿海金融高地”；西部地区借助国家政策扶持及资源优势，金融发展程度次之，资本市场甚至出现“东边不亮西边亮”的态势；中部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较弱，导致出现“马太效应”，排名靠后省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保险业发展程度整体偏低，保费收入占GDP比重仅为3.03%，保费在社会中流动性低。分地区看，各省区市并未出现严重的区域差异，平均最高的北京保费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也仅为5.1%，远低于欧美国家。未来中西部地区缩小差距，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任务艰巨。
保护环境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在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较为突出。
从大气环境来看，空气可吸入颗粒（PM10）浓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和西北地区，京津冀地区的雾霾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居民生活的重要障碍。为了改善空气质量，地区结构调整正在积极推进，各方都在大力推行大气治理，例如河北省关停了大量污染型企业。但在短期内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对地区经济的平稳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单位GDP工业废水产生量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废水排放量较高，前十位中除广东外，均为中西部省份，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在中西部地区依然较为普遍，不利于创建集约型社会。同时，与上年相比，25个地区的废水产生量出现了上升，说明该问题还未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未来需要对该领域加强监管。
从单位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排名前10位的中西部省份达到7个，第一位的青海省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2倍。但从趋势来看，单位GDP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喜忧参半，全国平均水平基本稳定，15个省份出现了下降，但福建和新疆的增幅在50%以上。
人口红利进一步减弱，各地区劳动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我国的人口红利进一步减弱，劳动力供给增速减慢，全国共有19个省区市的劳动力比重有所降低，其中9个地区的降幅在1个百分点以上。适龄劳动力比重的降低表明我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这对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形成一定的影响，是沿海地区企业用工荒和用工难问题的部分原因。未来这一趋势将会持续，我国劳动力比重的降低和用工成本的提高，将推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劳动力大省转移，并使得企业增加资金、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
从劳动力成本来看，全国的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水平分别出现了11.9%和12.7%的涨幅，职工收入增加也使得企业的用工成本进一步增加。从地区角度来看，平均工资增幅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增幅前10位的省区中，中西部占到七个，增幅均在13%以上；最低工资同样如此，中西部地区增幅普遍高于东部地区，这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在明显提高，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这对缩小地区差距有积极作用。
科技创新实力整体不足，创新能力呈“逆地形”分布。目前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整体来看依然较弱，关键技术和工艺有待突破，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待加大，技术创新机制还不够完善，技术交易市场的服务功能仍需要增强。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科技与创新能力上差距明显，在人才培养、经费投入、成果转换方面均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逆地形”现象，制约了当地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从经费投入来看，北京R&D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不仅在全国占绝对优势，从全球来看超过了最高的韩国（4.04%），江苏、广东、北京和山东四个省市科研投入就占全国总量的44.7%。而中西部有16个省级区域科研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仍未达到1%。
从人力资源投入看，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的人力资源投入形成沿海第一梯队，总和占到全国总量的53.4%，而海南、青海和西藏三省占全国比重仅为0.22%。
从科研产出来看，浙江省2012年万人专利授权量达36.7件，是排名最后的甘肃省的122倍；北京2012年人均技术市场交易额达11881元，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是一些西部省份的上千倍；高技术产业产值位列全国前五名的五个省市的产值总值达6.67万亿元，占全国的65.2%，广东2012年高技术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达43.9%，而部分西部地区还不到1%。未来中西部地区如何通过加快创新推动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九大潜在空间。就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尚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产业发展不够协调、产业结构层次低；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有待提高；作为经济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中国对外投资空间还很大。这种状况与“中国经济升级版”所规划的中期发展目标——经济协调发展、居民共同富裕及“中国梦”所期盼的长期发展目标——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还相距较远，而这正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在空间。具体来说，这些潜在空间体现在九个方面：城镇化、区域协调、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升级、环保产业、消费水平和海外投资。
政策建议：构建与不同地区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发展模式，明确相应的发展目标与重点
整体看，我国各省级区域在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领域的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由于各地的发展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性较大，需要构建与不同地区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发展模式，明确相应的发展目标与重点。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发展效益高，财政金融实力雄厚，集中了大量资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趋于饱和，面临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双重压力。东部地区从发展程度看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化，未来要进一步向“创新驱动”发展。这需要重点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加大开放程度等领域着手，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与金融业。
中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自然、文化资源丰富，科教基础较好，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生态环境容量较大，但面临“三农”问题突出、工业化水平不高、城镇化水平较低、扶贫开发任务艰巨等矛盾和问题。
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消费市场广阔，近年来经济增速普遍超过东部地区，但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与东部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
东北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发展条件较好，但面临产业层次低、生产方式粗放、矿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问题。
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目前从发展阶段来看仍处于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的阶段，未来的发展重点是提高要素使用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这需要重点从经济结构调整、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入手，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现代农业、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
完善跨区域、次区域战略布局。针对各个区域不同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区域特点，实施各有侧重的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推动东部地区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发挥东部地区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特殊“稳定器”作用。努力扭转东北地区经济下滑趋势，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落实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内陆和沿边开放，保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重点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跨区域、次区域战略布局。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在新形势下深化改革开放格局、推进周边外交的重要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将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水平，打造中新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等多方面内容，涉及铁路、公路、航空、电信、能源、文化旅游、商贸物流、能源、金融等多个领域。“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我国开辟对外开放的新渠道，极大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未来长江经济带应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水路、铁路、公路、民航、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发展的综合交通网络。挖掘长江中上游腹地的巨大内需潜力，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打造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等重点城市群。发挥长三角地区的引领带动作用，促进中上游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缩小东中西地区差距，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
京津冀地区被视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圈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应从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同发展三个领域率先突破，整合区域优势资源，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打造区域发展新引擎，带动环渤海和北方地区发展。
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东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瓶颈制约仍然存在。未来还需不断加大中西部地区交通、信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完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改善地区投资环境。
未来中西部地区应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加快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贫困地区致富，拓展就业和发展新空间，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跃升。加大中西部薄弱环节投资力度，加快改善交通、信息、能源等基础设施，强化金融服务，为中西部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推动人口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加快推进区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实现区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不断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
首先，要制定全国统一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规划，明确东中西部和省际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标准和科学评价方法，对受援类地区划分类别和标准，力求民生类公共服务的提供、管理、监督规范化。其次，提高财政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改善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资金应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加大对目前比较薄弱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确保新增财力主要投向就业再就业服务、基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公益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方面。再次，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缩小东西部和省际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
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政策力度。随着区域开放新棋局的展开，区域战略对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尤其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区域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为中西部地区向西开放打开新的通道，这是中西部地区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
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和外贸正在快速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强。未来，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政策供给，推动金融业与经济的同步发展。针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需要，应采取差异化信贷政策，有保有压，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针对丝绸经济带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可更多地发挥中长期信贷的作用，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借助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推动中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育和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
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缩小地区间科教水平的差距。强化“制造业立国”、“实体经济立国”理念，形成国家整体应对战略，着力改革教育体制，加快培养创新型人才，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水平差距；明确加大创新投入（占GDP3%以上），借鉴德国、韩国、以色列经验并与之加强相关领域合作，改革创新体制，实现“政府市场双到位，国企民企双进步”，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合理选择关键领域，给予相关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遵循新兴产业发展规律，提出相关制度安排，有序促进新技术产业化；完善相关制度，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