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常态已不能维持
所谓中国经济的旧常态，是指海量投资和高额出超推动下的高速度增长这样一种维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经济态势。在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下，中国经济曾经维持过两个季度的10%以上GDP增长，然后就掉头向下。近几年，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2011年到2014年的4年，GDP增速分别是9.2%、7.8%、7.7%、7.4%。今年第一季度进一步降到7.0%。这意味着靠海量投资和净出口驱动高增长的旧常态无法维持，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为什么旧常态难以维持？对这一问题有两种分析方法。
第一种是用消费、投资、出口等“三驾马车”的拉力不足来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速下行。“三驾马车”分析法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供给总量的增长速度，是由需求总量的状况决定的。在遇到需求不足、经济出现周期性衰退的时候，就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提振需求和保持增长。不过，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所针对的是经济学所说的短期经济问题。凯恩斯并不避讳这一点，他在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时说：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就是说，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会经过波动自动实现平衡。但是，如果不采取救助措施，在短期内造成的损失太大。这就好比洪水早晚是会退的，但是在短期内还是要采取抗险堵口等措施，否则等洪水退去时，人早已淹死了。
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依据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问题。“三驾马车”的拉力大小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在中国俨然成为经济学定理。应对增长率下降的办法，就是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货币超发，企业和政府都债台高筑，蕴含着所谓“国民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系统性风险。在我看来，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完全正确，用它来分析长期经济问题也是对它的误用。
对于如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我和钱颖一、青木昌彦、余永定等学者的认识相同，不应当从需求方面的因素，而应当从供给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是在罗伯特·索洛改写过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产出只由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因素决定。索洛在195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指出，根据美国20世纪前49年的数据可以看到，把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增长的来源剔除以后，还剩下一个余值（索洛余值A）。他把这个余值定义为技术进步，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索洛的生产函数表明经济增长由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资）和效率（TFP）提高这3个因素决定。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缺陷，这就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支撑。投资率过高意味着消费率过低，最终需求不足。为弥补消费需求的不足，日本在二战后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低估本国货币汇率等办法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扩大净出口。中国也采用了这一办法，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进出口外贸盈余大量增加，支持了产能的迅速提高。但是，日本和东亚国家的经验表明，出口导向政策的长期使用也会有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到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出口导向政策的调整已经成为一件事所必至的事情。
改革开放前，效率提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改革开放以后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是两个来源：一是结构改变，例如以前城乡是隔绝的，资源无法流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打通以后，过去低效使用的劳动力和土地流向城市，得到较高效率的利用。二是对外开放。通过购买外国设备、学习外国技术，生产效率迅速提升。此外，人口红利也是增长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到2006年左右，以上这些支撑高速度增长的因素出现明显衰减。
首先，随着城市化进入后期，从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逐渐减少。其次，随着中国生产技术水平与外国差距的缩小，用购买外国设备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办法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空间也大大收窄。此时，蔡昉教授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当时许多人不以为然。现在大家都同意他的这个判断：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红利也已消失了。
这样，从21世纪初期起，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降低。要维持原来的经济增速，只能越来越依靠投资拉动。这样，只得靠负债，包括发行钞票、寅吃卯粮的办法来筹集资金。到2010年左右，这个问题已相当严重，最集中表现就是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自2009年以来急剧上升。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得很快。过高的杠杆率增加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新常态有待确立
新常态（New Normal）这个词最早是美国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的前CEO M.A. El-Erian提出的，用于描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可能出现的长时期经济衰退。
这当然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根据权威方面的说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概括起来说有两个基本的特征: 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两者的进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已是既成事实，绝大多数人对适应这种状况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后者只是期望而非现实，需要经过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新常态还有待确立”的态势，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只有加快上述第二个“转向”的速度，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走上持续稳定发展的坦途。
由于过去很多社会矛盾是靠数量增长来“摆平”的，经济增速下降太快也有风险。如果不能用增长质量的提高去弥补增长数量上的损失，许多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甚至进一步激化。
面对增长率继续走低的形势，最近几个月来，“扩需求、保增长”，要求中央银行“放水”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铁、公、基”一类大规模投资也蓄势待发。不过我对这一类“老办法”是否有效，抱有很大的怀疑。
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能够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吗？日本野村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对于“资产负债表的衰退”的分析很值得注意。他指出，当出现由于杠杆率过高导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时，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为在“现金为王”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捂紧钱袋子，不愿进行长期投资。如果手里有钱，人们更愿意投在股市而非流动性低、不易抽身的实业上。如果过度使用货币政策，股市也容易出现泡沫膨胀甚至在泡沫最终爆破时导致严重危机。当前我国新入股市的投资者年龄偏低、资产不多、风险意识不强的新开户股民大量融资炒股。一旦发生问题，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穷人亏钱比富人亏钱更危险，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关于投资的拉动作用也应当作出恰当的估计。近几年的情况说明，经济学中“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日益显现。借机乱上项目投入很多，效果不大，结果只会加杠杆，使风险进一步积累。
总之，正确的应对办法，只能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开放上，用改革开放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效率的提高。
问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1996-2000）的时候，就提出了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变为集约增长、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两个根本转变”，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
“九五”恰逢贯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大潮，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取得了积极进展。遗憾的是，到了“十五”（2001-2005）就停顿了下来。
“十五”期间的经济发展受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的推动，表现良好：经济提速、贸易繁荣，国家实力增强；但这也降低了改革压力，改革出现停顿。例如，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要求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和实现公司化改制。最初几年首先在“放开搞活中小型企业”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接着实现了二级国有企业的公司化。但是到21世纪初期改到集团公司层面，就停顿下来了。2006年国资委甚至发文，要求国有经济在七个行业里保持“绝对控制”，在九个行业里保持“较强控制”。这是跟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规定相背离的。在有些地方和领域，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和“再国有化”的“开倒车”行为。
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另一个因素是本世纪初城市化加速。在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得几十万亿元的资金资源，再加上用土地抵押贷款，大量投资，营造“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掀起所谓“重化工业化运动”和“造城运动”。结果，经济发展方式变得更加粗放。
在2005-2006年制定“十一五”（2006-2010）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大争论：一派意见认为中国靠强政府、大投资实现高速发展的模式非常成功，应该继续沿着这条路走。另一派意见认为中国增长模式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应该回到“九五”的路子，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参加吴敬琏（2005）：《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十一五规划”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规定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的“主线”。但是，“十一五”较之“十五”的实际表现并没有太大不同。
在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曾经总结过，为什么“十五”期间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方面不进反退？当时普遍认为，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主导、而是由政府主导，各级政府投入了海量资源，用以实现提升政绩的目标。不过由于改革停滞，这一问题在“十一五”期间并未得到解决，所以“十一五”规划很好但成效不多。到了“十一五”的最后一年2010年，中央有点急了，专门组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省部级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在开班讲话中指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
“十二五”（2010-2015）计划重申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但是，“十二五”的开头几年“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正在进行，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士认为，通过强政府、大投资实现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具有无比优势，薄熙来掌权的重庆，就是一个榜样，应当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此，改革和转型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共十八大对这场事关“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做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要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随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
如何稳住大局，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
目前中国经济的杠杆率过高，债务总额达到GDP的250-300%，各级地方政府债务已超过16万亿元，2015年到期需要偿还的债务约为1.8-2.0万亿元，蕴藏着比较大的金融风险。个别企业资金链断裂发生偿债危机、少数人“跑路”，问题都不大，但是必须保证不发生系统性危机。
为了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来控制和化解风险：
（1）要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财政部向地方下达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额度置换存量债务，可能还要采取一些补充性措施。
（2）要停止回报过低和完全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
（3）要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
（4）必须停止刚性兑付。
（5）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目前一项最重要的或有负债就是社保基金的缺口，数额很大，成为隐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拨付国有资产去补充社保基金，但迄今没有行动。
（6）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和破产保护下的重整，化大震为小震，释放风险。
（7）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例如各地“晒太阳”的开发区等。
第二，辅之以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这两句话十分重要。增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意味着增加赤字。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赤字还有一定的空间。另外，增加赤字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一是减少收入。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倾向于更多地采用普惠式的减税的办法，因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企业家们对未来缺乏信心，没有投资积极性。一定要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他们的信心。在货币政策上，要把去杠杆和提供必要的流动性结合起来。
当务之急：切实推进改革
推进改革开放是应对当前形势和确立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的治本之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作出了准确的界定，这就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实这一目标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的表述是：“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20年后重提这一体制目标，并环绕这一基本目标部署了上百项具体的改革任务。现在我们需要以“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标尺，总结十八大移来各项改革的进展，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早在十八大召开前后，就已经按照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比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等。这些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例如过去许多年领导一再号召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却一直未能实现。最近几年，在上述改革的推动下，服务业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使我国就业情况在GDP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得以保持较好的状态。改革小试牛刀尚且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果，这就表明，为了应对当前面临的困难，加快改革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职能改革、简政放权已经取得进展。现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要继续向纵深发展，通过制定企业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和政府职权的正面清单，形成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式制度。
以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改革和以理顺中央地方关系为重点的财政改革进展情况比较正常，现在还需要筹划解决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但是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重要资源并且在许多重要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国有经济的状况如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高低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改变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状况，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了许多重要决定。现在看来，亟需加快对于这些决定的实施。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在进行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的试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进行自贸区试验的意义在于适应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目前正开始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的经验。这意味着对外开放新局面的全面展开。行政领导部门要从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局着眼，为开辟这个新局面作出贡献。
民营企业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目前许多企业家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应当借鉴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扶持民营中小企业的经验，组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切实有效的综合解决方案。
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政府在创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为。目前在反腐高压态势下，政府官员“乱作为”的情况有收敛，但“不作为”的情况却有所蔓延。王岐山书记以前说过，先治标后治本，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我觉得在反腐高压势态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反腐，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笼子里。与此同时，要按照李克强总理所说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官员行使职权有规可循。
注：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2015年4月25日第7期上海金融家沙龙暨第75期中欧陆家嘴金融家沙龙的演讲整理，经作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