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经济运行出现许多重要变化。在生产要素供应偏紧和价格上涨的同时，国内外需求明显萎缩；企业盈利能力普遍下降，财政金融风险累积；多次短期刺激措施均未有效启动私营部门投资热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明显放缓。这些变化引起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增长潜力的广泛讨论。有观点认为，当前经济增速回落主要是由于外部环境冲击和经济景气周期影响，潜在增长率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也有观点认为，增速回落是经济基本面决定的潜在增速发生变化。而后一类观点中，不同学者对潜在增长率变动程度的估计也存在较大差异。
如果将中国经济增长放在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背景中观察，上述观点间的分歧可归结为对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判断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资本存量已有突飞猛进的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较大；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但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价格优势仍然存在；一些领域的生产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总体上还是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提高企业和产业竞争力；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明显提升，但结构升级的空间仍较大。仔细分析追赶型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特别是高增长阶段结束后动力转换的国际经验，结合中国追赶特色，可判断我国目前的增速回落属于追赶进程中的阶段转换而不是追赶周期的结束。
增长阶段转换是追赶进程向更高阶段推进的客观要求。但是，转换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能否通过改革释放被抑制的后发优势、能否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能否化解阶段转换期的财政金融风险，是紧迫而现实的挑战。应对风险和挑战、保障增长阶段平稳转换，关键是要在保持经济形势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尽快构筑起有利于增长阶段转换和新增长动力形成的体制基础。
现代经济增长有两种典型的模式。一种是以技术前沿国家为代表的前沿扩张模式。这类国家人均收入水平高、市场体系完善、经济结构稳定，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开启新的商业机会。另一种是以后发国家为代表的追赶模式。这类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将充裕的发展资源与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结合，形成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双轮驱动的增长。这两种增长模式可以解释绝大多数国家的增长历程。从增长速度上看，后发国家的追赶进程存在从低到高再逐步回归到低的长周期波动，构成一个包含不同发展阶段的“追赶周期”。
前沿国家是能在局部或多个领域进行开拓性创新的高收入国家，如美国、德国、瑞典等。追赶型国家是脱离贫困陷阱，进入起飞和持续高增长阶段的后发经济体，如中国、韩国、印尼等。在前沿和追赶型国家之间是一些虽不能引领技术潮流，但能进行大规模应用性创新，达到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如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受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长期停留在贫困陷阱中，如撒哈拉以南的一些非洲国家。
前沿扩张和后发追赶代表着两种典型的增长模式，两者甚至可以在一个国家内部共存，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起主导作用的模式是不同的。
1.前沿国家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
前沿国家完善的市场体系充分释放了现有技术蕴含的增长潜力。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打破旧的经济循环，带来新商业机会和增长动力。然而，受技术进步速度有限、技术路线不确定性大等因素制约，开拓性创新的机会稀缺、投入较大、失败风险普遍存在，所以前沿国家经济增速一般较低。比如美国在过去180年的时间里，40年和50年移动平均增长率为3%-4%。这可看作人类前沿技术进步及其引致投资共同推动的潜在增长率。
增长核算证实前沿国家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广义技术进步（以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表1列出国际著名学者库兹涅茨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增长贡献。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成熟后，发达国家增长动力70%以上来源于技术进步。如果考虑资本更新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技术进步，那么该比例还会更高。
后发追赶型国家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价格便宜。这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生产要素与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结合，可以释放超出依靠技术边界扩张所能带来的增长潜力。这样的增长过程对外表现为高增长速度、资本存量迅速累积、技术进步快速推进等典型的挤压式增长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放大了后发优势对追赶型国家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为后发国家提供广阔需求空间的同时，也提供了便利的资金和技术引进渠道；全球化以促进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提高了后发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讯、信息、运输领域的技术进步在促进技术扩散的同时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新产业机会。正是由于存在诸多有利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后发追赶型国家陆续出现了5%-10%的持续高速增长，这在经济增长历史上没有先例（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 2011）。从增长核算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后发追赶型国家同时依靠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增长特点（见表2）。
（二）后发优势递次释放形成追赶进程不同阶段
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高增速的根本原因。所谓后发优势，简单讲，就是指由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拥有的增长潜力和增长优势，这种优势既可以表现在对先进技术、制度、管理经验等的学习、引进、借鉴方面，也可以表现在较低的劳动力及其他资源要素的成本方面，还可以表现在较为广阔的市场需求潜力方面。在追赶进程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重点及其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增速和增长动力的变化。从比较长的时间跨度看，随着后发优势递次释放，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增速相对前沿国家呈现倒“U”曲线，形成完整的追赶周期（见图1中日本、韩国）。
1.不同时期后发优势的主导特征不同
后发优势体现在经济增长的诸多方面。从供给角度看，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资源供应充分、价格低廉；从需求角度看，居民消费升级空间大、基础设施和设备投资回报高；从技术角度看，可通过引进先进生产工艺和经营理念，实现跨越式增长。然而，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技术进步驱动的增长。实现后发优势的核心是追赶型国家围绕自身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有效匹配不同时期的供给能力和有效需求，培育动态竞争优势，充分释放不同阶段的增长潜力。
追赶进程的早期，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和生产资源供应充分，通过购买设备和其他技术引进渠道，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此时，大量的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向较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大量的新企业、新产能产生，而较少有企业和产能被淘汰。此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可称为TFP1。实现TFP1，企业和社会所支付的成本低，从而有更多经济剩余投入积累，形成高投资、高增速的良性循环。
追赶进程的中期，后发国家与前沿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专利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的增速逐步下降。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著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为抢占市场，企业开始在生产工艺、产品适应性等方面进行模仿式创新。技术先进、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扩大，跟不上技术进步的企业可能被淘汰。效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来实现，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模式可称为TFP2。实现TFP2的难度要高于TFP1。此阶段，技术引进的速度降低，自主创新需要承担成本和风险，劣势企业退出产生不良资产等因素影响到投资和效率提升速度，增长速度开始回落。
追赶进程的后期，大部分后发优势都已释放。传统市场空间已经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试图通过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和技术路线获取高额利润。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可称为TFP3。实现TFP3，企业需要投入更多资金、面临更高市场和技术路线风险；国家需要投入更多社会先行资本，建设完备的教育、科研、金融体系。该阶段追赶难度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速度将回落到更低水平。
2.后发优势逐步释放形成“追赶周期”的5个阶段
总体上看，追赶过程由起飞、追赶、回落3个时期构成。其中追赶时期，由于经济增长主导动力不同，又可分为高速、中高速、中低速3个增长阶段。这样，从增速表现和动力转换的角度，我们可将追赶周期划分为5个阶段（见图2）。
——起飞阶段。在制度变革或外部环境的触发下，后发国家开始脱离低水平均衡，向持续高增长转换。这一过程通常较快完成，但是某些国家如印度也会持续较长时间。
——高速增长阶段。由资本积累和TFP1共同驱动的高速增长通常会持续20-30年。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往往经历剧烈的产业升级和结构变化。基本趋势是产业技术和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居民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等优化升级。
——中高速增长阶段。市场空间变小，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本积累速度开始下降，效率提升从TFP1向TFP2过渡。企业开始加强创新和海外市场开拓，行业内企业优胜劣汰成为常规现象。
——中低速增长阶段。技术引进空间很小，国内市场饱和，生产综合成本达到国际平均水平，投资率进一步下降，增长动力从TFP2向TFP3过渡。仅仅依靠模仿式创新已经无法覆盖不断上升的生产要素价格，更多企业开始涉足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增速回归阶段。后发优势完全释放，追赶进程基本结束，TFP3成为主要增长动力。经济增长速度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当，市场体系完善、产业结构稳定。制度、资源、文化等因素对创新和增长水平的影响凸显。
5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3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其中二、三、四阶段可以合并称为追赶时期，这个时期的共同特征是，后发优势虽有变化，但优势依然存在，因此都具有实现比前沿国家更高增长速度的潜力。追赶时期，潜在增速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追赶进程的结束，而是追赶阶段转变。另外，受外部经济冲击、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增长阶段的形态、内涵等也会出现不同变化。表3列出了追赶周期中5个阶段的特征。不同经济体在同一阶段的潜在增速受制度约束、宏观环境等影响，表现出的实际增速会有差异。
3.区分追赶进程中不同性质的增速回落
根据以上分析，在对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研究中，需要很好区分三类不同性质的增速回落。一类是追赶过程中增长阶段转换所导致的增速回落。在此种情况下，后发优势继续存在，追赶进程并未结束，但后发优势的性质和构成发生变化，因而潜在增速也随之变化。第二类是追赶过程结束，增速向前沿国家靠近的回落。而在此种情况下，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完毕，追赶进程也宣告结束。第三类是追赶进程中落人“中等收入陷阱”所导致的增速回落。此种情况则是在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基本未变的情况下，由于制度性因素导致增长潜力释放受阻而发生的增速回落，这时追赶进程发生中断。
从后发经济体增长的历程看，中国台湾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70年代中期、韩国90年代后期的增速回落都属于追赶进程中的阶段转换。而日本在90年代末的增速回落则是追赶进程结束后的表现。印尼在1997年回落是高增长阶段受到冲击引起的追赶中断。2002年之后，随着各项条件的成熟，印尼又恢复了追赶进程，增速比前沿国家高4-5个百分点，平均达到7%左右。
二、中国追赶进程的特征及阶段转换
（一）中国追赶进程的特征及其影响
中国过去30年的高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典型规律。作为一个超大体量的转轨经济体，中国的追赶进程也有鲜明的特色。
——转轨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我国的市场化追赶进程建立在计划经济的生产资源起点上，所以追赶速度会更快。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了完整的科研和工业生产体系，但受制度因素的影响效率较低。在原有基础上的市场化改革，为私营和集体企业利用成熟技术组织和扩大生产提供了条件；改革前建立的初级教育和卫生保健体系，为后来市场经济建设准备了人力资源储备；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分配平均，社会阶层扁平化，有助于国内消费空间大规模的扩展。当前，我国仍有一系列重要的市场化改革措施正在推进，将会释放新一轮的改革红利。
——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使地方拥有配置资源的一定权力并获得一定收益。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土地、能源、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鼓励企业到本地投资。地方竞争的整体结果是压低了企业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抬高企业利润率，进而提高全社会投资率和经济增速。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发展，带来推进增长的好处，但也增加了发展中的风险。增长阶段转换期，地方政府过度介入经济发展的弊端会进一步显现。产业和技术发展不确定性加大，地方政府对特定领域的扶持面临更高失败风险；产业分布不是按区域经济规律布局，而是按行政区划分布，降低了整体的效率；扭曲要素价格促进的投资可能带来普遍的产能过剩等。
——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将同时共存。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蕴藏着追赶空间。按人均收入计算，东部一些地区已达到高收入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经济依然落后。在东部地区经营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梯度转移到中西部，延长了产业的生命周期。部分地区和行业已经逐步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而有的地区仍然面临农业人口转移的任务。整体上看，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但城镇化率仍较低，大量城市务工人员并未真正实现市民化。
——超大规模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为追赶进程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增长空间。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为生产率提升带来显著贡献。市场资源为我国引进技术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规模巨大，国际市场对我国需求和生产的容纳能力有限，数量扩张性增长遭遇瓶颈。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金融运行关系密切，发展政策容易受国际经济环境掣肘。
正因为这些特色的存在，中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高于历史上所有的后发国家。也正因为这些特色的存在，中国追赶进程中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问题更复杂，矛盾和风险也可能更加突出。
1.维持我国高增长的条件和机制正在发生变化
经过30多年的高速追赶，我国经济运行的供求条件、增长机制以及由此决定的后发优势都正在发生变化。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净减少345万，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下降。劳动要素由接近无限供给向紧缺转变。土地资源供给紧张，价格快速上涨。资源环境压力空前加大，企业面临排放指标限制和治污成本增长的双重约束。国际和国内传统市场接近饱和，企业竞争压力加大。老龄化带来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大量增加。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降低了资本边际收益和全社会投资率，高资本积累带来的增长动力大幅削弱。
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通过引进技术提升TFP的空间变小，成本上升，难度加大。市场扩张速度放缓，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的效用减弱。结构调整带来的效率提升空间变小。我国每年转移约1000万农村劳动力到城市。随着城市人口数量增多，转移同样人口带来的效率提升递减。出口和FDI增速降低，外贸部门对国内企业技术外溢效应降低。传统效率提升速度降低后，进一步降低企业盈利水平，进而降低投资率和经济增速。
从阶段转换的两大动力看，资本积累机制在发生变化，投资增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但空间仍然存在。我国正从TFP1类型的增长向TFP2类型的增长转变。
后发优势的变化，并不等同于后发优势的消失。事实上，与前沿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仍然蕴藏较大的后发优势。这突出表现在：劳动力人口虽然下降，但劳动力总体丰富，且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特点尚未根本改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我国具备了高素质劳动者比较丰富的特点。2019年之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将相对增加，已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仍较大。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与之前相比均有明显增长。从市场空间来讲，虽然与过去相比有所减小，但与前沿国家相比，不论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还是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
制造业内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TFP的潜力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虽然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有所缩小，在一些领域有望实现领先，但综合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30年左右，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还较大。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才刚刚启动。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继续存在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意味着我国追赶增长的进程在阶段转换后仍将持续。对比国际上其他国家技术追赶经验，我国当前的变化与韩国20世纪90年代情况相当。通过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在挖掘传统力量愤本积累、结构型效率提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创新提升TFP仍可将经济增长保持在中高速水平上。
从追赶周期的第二个阶段（高增速阶段）向第三个阶段（中高速阶段）过渡的实质是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从增长绩效上看，由主要积累物质资本向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转变；从增长动力上看，由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转变；从比较优势的利用上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上看，从直接参与经济增长向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
综合分析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供给条件、需求空间；东亚后发国家的追赶经验；深化改革可能释放和激发的后发优势等因素，课题组认为在今后10-15年的时期里，我国具有争取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需要指出的是，潜在增速是一段时间内可能实现的平均增速，不应与受短期冲击影响的年度增长目标等同；潜在增速是供求条件能支持的预期目标，争取此目标，还需要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持续改革、充分释放经济内在活力。
三、增长阶段转换期重要领域的新变化
追赶周期的不同阶段，供给和需求资源依靠起主导作用的增长机制有机结合在一起。阶段转换期，原有机制在经济运行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但新增长机制逐步成熟，决定着经济变化的新趋势。
（一）终端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发生全面变化
从增长链条看，消费、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体的终端需求，生产性投资是引致需求。终端需求的变化影响引致投资，进而决定整体经济需求和生产体系的变动。
——制造业外需增速大幅度下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传统出口优势面临新兴国家的竞争压力。随着出口产品升级，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错位竞争将演变为同质竞争，抢占国际市场空间的难度增加。预计我国出口增长将从过去10年平均23%下降到未来的10%左右，对经济增长拉动明显减弱。
——消费增长将成为终端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国际经验看，在追赶的中后期，后发国家的消费率都会出现明显上升。消费占内需比重，日本从1960年的66.3%上升到2011年的80.2%；韩国从1991年的61.1%，上升到2011年的69.4%。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速度下降、基础设施、制造业投资增速放缓，将有更多经济剩余用于消费。居民收入增加、收入分配状况改善和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也将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率。
——居民消费需求正处于从住行向服务升级的转换期。追赶型国家消费升级呈现出从衣食到耐用消费品，到住行，再到服务的升级路径。从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的特点看，我国房地产需求可能即将达到峰值。按发达国家汽车发展规律推算，我国千人汽车拥有量增速将在2020年前逐步进入饱和期（刘世锦，2013）。随着住行需求逐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将更多地转向服务类。
——国际服务业市场发展为扩大外需提供新的机遇。当前国际服务外包发展迅速，我国成为第二大国际服务外包目的地国。我国新增劳动力的学历水平高，符合服务外包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在制造业、建筑业领域积累的丰富管理、施工经验将促进企业走出国门，对外投资建厂、承接建设工程。
（二）供给侧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转换
——劳动力数量优势降低但人力资本优势仍将长期存在。在数量降低的同时，我国劳动力供应结构正在优化，现有劳动力的效率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空间巨大。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优势。我国在大量使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ICT、基因工程竞争力明显提高。
——物质资源约束加强但知识资源快速积累。我国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土地供给紧张，数量约束增强，价格持续上涨；环境生态压力加大，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企业环境治理成本增加，地区新增环境容量有限。然而，我国知识资源快速积累，2011年我国科技论文和专利申请量双双位于世界第二。工程师和科研人员数量已在全球领先。新能源、ICT、基因工程、材料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国际领先的企业和研究机构。
——创新型经营人才形成规模，市场开拓能力增强。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我国科技和经营人才呈现规模化增长。企业家创新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增强，购买国外技术和企业、整合全球供应链的成功案例很多。无论是在传统制造业还是互联网等高技术领域，都拥有一批创新意识强、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企业家群体。
（三）效率提升主渠道转向模仿式创新和行业内结构优化
——我国已进入跟随型技术追赶的后期阶段。按照对创新水平的定量测算，我国目前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30年，但与相同增长阶段的国家或者发达国家同等发展水平的历史阶段相比，基本相当，部分领域还有超越。表4列出了我国创新指标中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
技术发展具有系统性，涉及技术能力、技术水平、技术轨道、企业升级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各关键方面的进展，我国已进入跟随型技术追赶的后期（见图3）。
——模仿式创新和行业内的结构优化是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渠道。过去30年，技术引进和结构转换是支撑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传统动力。随着我国进入跟随型技术追赶的后期，技术引进难度加大。生产资源从农业转向工业从而提升效率的空间缩小。传统市场空间萎缩，迫使一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创新。行业内兼并重组现象增加，创新能力强、生产效率高的企业通过优胜劣汰逐步占据更大的市场。优势企业的胜出，从整体上提高了全行业的生产效率。
（四）产业发展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
从资源大量消耗的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转换，产业发展内涵出现重大变化。重化工业比重下降，制造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程度提高，机器替代劳动加快，高加工度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主导力量。企业集团化和中小企业专业化程度加快，人力资本投入大幅增加。质量、品牌、设计、知识产权的作用进一步突出。高技术产品占商品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
——产业升级向纵深化、绿色化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纵深空间宽广，如果通过价值链重构，推动中西部地区较好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东部地区成功实现“腾笼换鸟”、抢占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就能够实现在产业有序交替前提下的稳健升级，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竞争力整体提升的良好局面。我国将从能源资源约束强化凸显期过渡到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加快发展期。节能环保产业将实现高速增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不断提升；绿色、智慧技术加速扩散和应用，智能交通、智能建筑、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绿色产业加快发展。
——新技术交叉渗透和新产业群兴起为跨越式发展提供机遇。在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技术引进和扩散的增长效应日益减弱的现实情况下，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以及新产业的快速兴起为我国产业升级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信息、能源、材料、生物等技术创新发展和交叉渗透，催生新的产业机会。制造业与服务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模糊了产业边界，创造了新的增长机会。
四、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和对策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增长动力更替、增速回落，容易累积和暴发风险；增长阶段转换期，原有比较优势减弱、旧的增长机制面临调整，需要培育新动力。应树立底线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快经济增长新优势、新动力的培育，用改革开放的红利去化解阶段转换中的风险累积。
（一）增长阶段转换期的主要挑战和风险
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首个挑战，是能否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
成功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能否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创新投融资体制，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比如，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控制和治理大气和水资源污染等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问题在于，与先前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的投资大都具有一定公益或准公益性质，难以直接商业化。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空间，是未来面临的重大改革挑战。
成功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面临的第三个重大挑战，是能否真正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增长阶段转变从根本上讲要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中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动力难以形成，增长阶段转换也难以平稳实现。
国际经验说明，追赶进程中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不仅充满各种挑战，也充满各种风险。
一是金融风险将会凸显。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而在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则很难及时做出调整，这时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的收缩而破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善于运作的土地财政模式也可能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而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归结为金融风险问题。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并通过一定时期的调整过程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措施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二是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人们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而且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诱因，而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
三是落人增长陷阱的风险。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关键，是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培育起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从而保障经济能够在新的平台上实现较长时期的十高速增长。但这一点知易行难，原因在于，增长阶段转换过程需要同时面对转方式和控风险两大任务，而且两大任务短期内往往相互掣肘，相互胶着，甚至相互矛盾。加大转方式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约束，促进优胜劣汰，长期来讲无疑有利于保持增长活力，控制风险，但短期内会加大矛盾和风险，况且短期内还要面临化解历史积累的矛盾和风险的任务；而如果短期内把控风险和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则势必会在推改革、促转型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矛盾和风险会更大，甚至积重难返，最终进入增长保不住、风险也控不住的恶性循环，落人增长陷阱。因此，宏观政策必须在短期保稳定、控风险和促改革、转方式之间取得平衡。
（二）深化改革促进增长阶段顺利转换
增长阶段转换期是追赶周期中的关键阶段。转得好，为下一阶段的追赶创造良好的起点，转得不好则有可能打断追赶进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质量提升阶段的潜在增速是就一定时期的平均增长潜力而言的，不能将其理解为在这个时期的每一年都能够实现或都应当争取这样的增速。现实当中的增长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变化。因此，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应立足于实现中长期健康发展，在促进阶段转换和结构转到的基础上，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而不是过于注重每年都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增长阶段平稳转换的关键，是要在保持经济形势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尽快构筑起有利于增长阶段转换和新增长模式形成的体制基础，核心是按照中共十八届三十全会决定，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
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首先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一是要减少政府对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的直接干预。增长阶段转换必然涉及落后产能、低效企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高效企业的兴起，但究竟什么产能属于落后产能，哪家企业是低效企业，什么技术、产业和企业更有发展前景，都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政府干预过细、过多，会扭曲市场信号，降低市场效率，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
二是要减少对产业优化升级方式方法的直接干预。落后产能、低效企业以什么方式退出，是破产清算还是被兼并重组，以什么方式实现兼并重组，由谁兼并谁，重组谁，等等；新兴产业、优势企业以什么方式发展壮大，是通过绿地投资还是收购兼并已有产能、企业，等等，也是十分复杂的市场选择过程。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结构调整，不论是采取直接的行政关闭，还是拉郎配式的兼并重组，都容易掺杂进诸多非经济因素，不仅很难取得较好的重组效果，还会产生腐败、社会稳定等遗留问题。
三要减少对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干预。现阶段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常常对本地企业在环境、质量、安全、税收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网开一面，而对其他非本地企业则执法较严，从而形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再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大量的优惠政策或补贴吸引投资，或对面临困境的本地企业实施救助，造成不公平竞争。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优胜劣汰将难以实现，甚至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调整现象。
在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的同时，要把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有利环境上来。这主要包括4个方面。
第一，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现阶段，我国具有民间资本、高素质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民间投资创业的潜力巨大，积极性很高，关键是要通过改革为这一潜力的释放创造更加有利条件。一是要深化垄断行业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打破一些领域实际存在的行政垄断和国有垄断，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为民间资本开辟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二是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为投资创业提供更大的便利性。三是要认真清理针对企业的收费、检查等活动及事项，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减少政府自由裁量权，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和宽松的环境。
第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一是要进一步研究改进政府资金支持科技研发的途径和方式，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和法制环境。三是要从国家技术标准制定、产业扶持政策等方面，为各类企业、各种技术路线的产业化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更加严格执行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通过环境、质量、安全等技术标准实施社会性规制，保护公众利益，既是政府职责所在，也是实现优胜劣汰和促进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既需要相关部门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和处罚规定，同时，也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对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考核激励机制，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形成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
第四，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必然涉及部分职工的下岗分流和安置问题，“社会政策兜底”是转型升级过程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因企业退出而下岗、失业的人员提供生活保障。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职工培训体系，为下岗职工的转岗就业提供帮助。三是要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特别是进一步加大处理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包袱问题，为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和兼并重组创造条件。同时，要针对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等问题，通过制定预案和建立机制，切实防范局部问题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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