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开始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经济内外关系上，存在服务贸易不平衡、民营企业大量转移产业和资金，以及贪腐等不法资金外流等形成的三大方面的对外经济漏损，导致投资和消费流向国外，而流回国内的海外国民净收入又很不理想，从而减少国内储蓄、投资和消费，影响了经济景气。
服务贸易逆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从1982年的33%，一直在快速下降，2014年降低到9.2%；第二产业增加值则从最高1980年的47.9%，缓慢下降到2014年的42.6%；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则从1982年的22.2%，更快速地上升，2012年增加值规模超过第二产业，到2014年占GDP比例达48.2%。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看，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将持续上升，最后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稳定在5：25：70比例上，其中第二产业中制造业与采掘建筑等工业的比例为4：1。未来的趋势，中国经济结构将向服务业部分持续扩张，实物贸易比例下降，加大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是一个必然。因此，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转型。如果服务贸易规模不能适应国民经济结构转型的趋势，不能顺利地扩张，从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大大减弱。
（一）对外货物贸易出口的下行态势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方面实施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加入WTO后的多年里，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中西部流动到东部沿海地区，而加工产品则向外出口。便宜劳动力、较强的制造业产品竞争力、强劲的出口需求，使国民经济高速增长。
2006年以后，GDP货物贸易依存度开始下行转折，到2014年为41.5%，下降了23.5个百分点。从内部看，这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社保征收力度加大，土地及房租价格上涨，以及环保条件严格化等有关；从外部看，美欧日等国2008年以来，相继使用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战略，包括各自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上全球经济不景气，一些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少，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正遇到严峻的挑战。
表1说明了2001年以来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2001年GDP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只有38%，随着中国加入WTO，增长速度加快，最高的2006年时GDP进出口贸易依存度达到65%，2007年的GDP增长速度达到14.2%。
如果中国内部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例在50%到60%之间，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能够顺利地消解出口需求增长下滑而形成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则会实现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向消费内需主导发展的战略转型。如迟福林等学者也提出，中国需要从外需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向内需主导，特别是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型。然而，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55%到近63%间，长期以来处于下滑态势，2013和2014年已经降到42%到44%之间，从2009年到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看，目前无法顺利地实现这一发展模式的转型。
（二）对外服务贸易的漏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传统的工业化过程行将结束， GDP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则会逐步上升。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对外经济中，还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服务贸易出口能否随着GDP结构的轻型化而同步增长，甚至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进出口能否平衡？如果一个GDP结构向第三产业扩张的国家，其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缓慢，并且服务贸易进出口长期逆差，甚至逆差过大，也会成为拖累经济增长下行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首先，我们看出入境旅游贸易逆差。入境游客，由于空气和水等环境污染，对食品安全的担心，再加上一些地方门票价格过高、套票过多、绑架销售，旅游秩序混乱和宰客现象时有发生等，从2005年的1.2亿人次，上升到2007年的1.3亿人次后，负增长了两年；随后到2011年入境旅游最高规模达到1.35亿人次，2012年开始又负增长，到2014年下降到1.28亿人次。同样是上述原因，加上到国外旅游生态环境优美、性价比合适等，导致一部分国内游客弃国内市场而出境游，人数激增，从2005年的3100万人次，规模快速增长到2014年的1.16亿人次。估计2015年国内出境游人数有可能超过国外入境游人数。
因此我国在旅游贸易方面，造成了巨额的逆差。中国大陆出境游客与国外入境游客的一个区别是，除了欣赏景观、休闲度假外，购物支出在旅游消费占比较大。如2013到2014年，中国大陆出境旅游总支出为1290亿和1550亿美元，而同期境外游客人数虽然多于中国出境游客，但是其旅游消费总支出仅为517亿和515亿美元；逆差分别为773亿和1035亿美元。而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研究机构估算，2014年中国游客在外支出总规模竟然高达4980亿美元，当年仅旅游贸易逆差一项，就为3430亿美元之巨。
其次，教育贸易也存在着巨额的逆差。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许多问题：（1）学生所学与以后就业、职业和事业无关无用的知识，占所学全部课程比例过大，浪费了大学珍贵的学习时间。（2）教师灌输，死记硬背；案例教学和启发讨论式授课少；一些学校教师再培训和再学习缺乏，教材陈旧，所授知识不能及时更新。（3）大学党务行政教辅勤杂等人员比例过大，学生交费中，这些人员所占用消耗的部分过多。家庭对子女的高等教育投入成本并不小，但是，获得的教育效果较差。（4）国内大学生毕业，许多学生所学知识与社会所需脱节，实操和创新能力不足，就业难，在家待业啃老的不少；一些就业大学生的工资报酬水平，比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还要低。因此，许多中国居民，选择将子女送出国接受高等教育。从趋势看，不仅规模不断扩大，并且正向低龄化发展。
2014年，中国大陆出国留学在校生167万人，而在中国大陆留学的在校生只有39万人。中国学生在国外留学，学费、交通费、居住、生活等费用，大体人均在年40万人民币；而来华留学学生，其学费和生活费等，最高人均年10万元。中国在外留学生总支出折美元约为1078亿美元，而来华留学生部支出折美元则仅约为63亿美元。按此计算，每年我国的教育贸易逆差为1015亿美元。
中国留学生除了本人在外消费支出外，相当多的，其家人入学陪送，期间探望，甚至有的陪读，毕业参加典礼，甚至有的家庭在留学地购置房产，使其居住。以上所列支出规模至少为留学费用的10%到20%。因此，2014年中国教育贸易逆差在1200亿美元左右。
再次，在其他服务贸易中，逆差规模也很大，而且趋势不容乐观。（1）信息与互联网服务贸易中的服务器租赁费用，由于是美国为主的单极网络体系，域名虚拟空间资源不在我们手中等，我们每年需要支付巨额服务器租用等费用。（2）健康医疗等服务贸易中，国外健康养老医疗服务销售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快速上升，许多中国高端企业家、银行家和白领高管，聘请国外保健师和医生，还有的出国养老。（3）文化产品贸易方面，虽然现在是顺差，但是规模很小。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达274.1亿美元。其中出口251.3亿美元。但是，中国对国外文化产品的潜在需求却十分强烈。如果文化产品进出口放开，国内体制导致的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差，包括国内竞争力也较弱，可能会受重创。（4）金融和其他衍生品贸易方面，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得不到发行的铸币税利益，发行人民币国债的成本较高，外汇储备中各种国际货币对人民币贬值的风险较大；期货等贸易，许多产品定价权不由中国主导；许多国际金融投资，不成功的交易也不少。
实际上，对国内服务产业领域，创业、投资、建设、经营的体制障碍诸多，国有为主垄断模式，活力不足、效率较低、竞争力较差，造成的贸易逆差，以及进一步放开服务业后如果不改革造成的重创，目前国内经济学家们可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投入精力去研究，也可能还没有引起高层决策者的重视。但是，实体经济比例在GDP结构中下降，毕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如果这样的演变过程中，服务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那么，肯定会严重拖累和影响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如，目前仅旅游和教育贸易逆差就高达2200亿美元左右，就是将其他服务贸易逆差最保守估计1000亿美元，总计就是32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占2014年我国GDP总额63.65万亿元人民币的3.12%。如果按照英国金融时报对中国2014年在外旅游消费的规模计，则逆差会高达7200亿美元之巨，则占GDP比例高达7%左右。
毫无疑问，虽然我国贸易统计不完整，但服务贸易也是国民经济进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出口大于进口，将形成出口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服务贸易中进口大于出口，甚至是巨额的逆差，则表明中国相当大的消费没有在中国内部，而是在国外得以实现。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按中国保守估计19840亿元人民币消费需求，或按国外一些研究机构数据44640亿元人民币消费需求，向国外的净漏出。从表2和表3中的数据看，2008年以来，旅游和教育逆差规模增长在加速，说明国内向国外漏出的消费需求规模越来越大，成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拽力量。
企业家资金转移的增长推动力漏损
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和折旧计提等变为储蓄，而储蓄形成的投资，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一个国家，从外部得到的投资越多，其经济增长就会得到越强的动力；而一个国家其国民收入形成的储蓄和投资，流出国外的过多，而国外流入国内的过少，则会发生经济增长的不同程度投资推动力的丧失。
（一）民营企业资金转移的原因
21世纪前10年的后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前后，江浙等省及蔓延至全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移民国外、转移自己的产业，并转移资产；甚至有少数民营企业家将工厂抵押银行套取现金后转移国外，将濒于破产的工厂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
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首先，是人身和资产安全方面的担心导致资产出逃和外流。党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发展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个方面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是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重要体制保证。进入21世纪后，从理论上看，不搞私有化，民营企业家第一桶金来源的原罪，是否存在着剥削等等的讨论和文章陆续不断。特别是十八大前，许多民营企业家对未来党对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会不会变化心存疑虑。
从实践上看，（1）重庆等一些地区针对民营企业的“唱红打黑”，政府司法等机构和其中办案人员，对民营企业资产进行了触目惊心的非法吞并。比如在重庆“打黑”过程中，许多“涉黑”企业家的古玩、字画、黄金等大量消失。所谓“黑老大”陈明亮，在2010年9月27日被执行死刑。当地法律界人士称，他的起诉书中，除了现金、股权外，并未提及任何古玩文物收藏。比如重庆希尔顿酒店股东彭治民被逮捕后，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各项罪名，在2011年5月4日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被冻结和没收的财产估值约80亿元。（2）办案经费提成，是有的公检法各机构对一些民营企业家抓捕、侦查、起诉、判刑入狱扩大化，甚至无罪冤做、轻事重判、法人责任捕判自然人的一个重要成因。学者田文昌指出，“公检法机关办案从赃款中可以提留很大一部分作为经费，这是非常可怕、非常严重的问题，可以推动办案机关去‘制造案件’。我认为必须把案款提留制度彻底废除，办案机关怎么能从赃款中提留钱做经费呢？这个问题希望能得到解决。”（3）对涉腐行贿企业责任人的过度追究也引起民营企业家的恐慌。反腐败是廉政，以及消除官商勾结深得民心的非常正确的选择。从中国绝大部分创业、投资、建设和运营等看，因为过去到政府行政机构和事业机构办事太难，贪腐成了风气，再加之税费负担太重、税收和收费罚款随意、社保交费率太高、执行标准高低裁量空间大，又有抽逃注册资本金罪等不合理法条，几乎没有不行贿的企业家，几乎没有不偷逃税费和抽逃注册资金等违法的企业。企业家面临着随时被起诉和几乎100%可获罪入狱的极高风险。
上述舆论和实践方面的不确定，无不形成相当多民营企业家恐惧未来和保全其资产的心理和动机，从而直接导致其应对行为就是家庭移民、缩小和停办国内企业、向国外转移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资产。
其次，是经营环境恶化。农民工工资上升过快，社保资金费率较高，使许多企业聘用职工的成本上升，特别劳动密集出口企业，利润日薄，甚至亏损；国民经济日益高利贷化，银行信贷高利率成本挤压掉实体经济利润，也使一些民营企业难以为继；而税费罚款等居高不下，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回落，经济下行税收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更加加大了对企业收费罚款的力度；国内市场需求不旺和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闲置，固定成本不能被消化。这一系列原因，使得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收缩业务、甚至关门，守住自己所积累的资产，不被消耗掉。
从与政府有关的营商环境看，前几年企业注册难，审批越来越多，工商税务质检消防交通电力燃气等相当多部门办事难、乱收费罚款多、吃拿卡要日益严重；十八大反腐以来，一部分企业家反映，许多政府和行政事业性机构及办事人员，门好进了，脸也好看了，不敢明显吃拿卡要了，但是办起事来遥遥无期了。
这种情况下，许多民营企业家考虑将国内的企业和投资项目缩小和停止，到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寻找投资机会。家庭移民，转移产业，资金外投，到国外实现自己和家族事业的继续发展。
再次，一些民营企业家看到国内投资的领域有限，将积累的资金转移国外投资。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多次颁布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条例，描述了放开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但是，实际上民营经济投资进入许多领域，有其各方面的困难：从外部环境体制方面讲，这些有关放开民营经济投资的文件，好看不好用，从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许多规定看，这些文件与其不能接轨；一个部门的文件规定，与另一个部门的文件有矛盾；政府的文件与银行等部门的规定不协调。如此等等，使大量的民营企业家无法克服投资进入领域“最后一公里”的各种障碍。比如，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未来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很大，但是，民间资本进入养老、医疗、旅游和教育等领域，仍然在市场和投资准入、人员、经营范围等等各个方面，存在着限制和歧视。垄断严重，竞争不足，供给较差，卫生、民生和教育领域，上学、养老、看病等难和贵，旅游乱、宰、差和贵等成了总也解决不了的顽症。这形成了对国内民营企业家投资的向外挤出机制。而从投资方面的体制看，企业家大都想自己投资创业，资金散而规模小，不愿意以基金和股份公司等代理制度去集中投资，投入规模较大的一些领域；我们还没有找出吸引国有与民营愿意合作、顺利结合、决策便捷、运营顺畅、保值增值的混合所有制投资和公司体制模式。于是一些民营企业家，到国外投资超市、餐馆、加油站等小型项目，转移了我国发展服务业急需的资金。
（二）民营企业家移民和资金向外转移的估算
民营企业家们对于人身财产安全的担心，其应对就是向外移民。如2012年约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相似；超高净值人群中该比例超过70%。2011年，虽然浙江省有关部门出来否认，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透露，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截止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进入21世纪后，移民数量大幅度增长。中国从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移民更倾向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投资移民。那么，到底漏出了多少呢？从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国际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2007年为783.39亿美元，2014年为1196亿美元；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007年为265.07亿美元，2014年1029亿美元。虽然，从统计的外部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看，还是投资净流入。但是，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二是中国许多民营对外投资，从地下钱庄汇出或者边境携带出去等方式流出，并没有进入国家的统计。
2014年深圳查获的26个地下钱庄的资金主要在港粤两地流通，一些也流向国外。地下钱庄的经营范围包括汇兑、支票提现等。地下钱庄手续简单、快捷，资金周转快，而且能够逃避银行、税务、工商等部门的监管。地下钱庄的几台电脑、电话和传真就可快速完成境外账户和境外账户资金的划转。
中国对外的FDI除了从正规渠道走的资金，进入大的矿业投资、工程、企业并购、工厂建设等等外，一些资金大量地从地下钱庄、边境携带现金等非正规渠道流出，进入境外加油站、超市、餐馆、小型企业投资，以及住宅等不动产。甚至一些民营企业的大中型投资，其资金也通过地下钱庄方式进行。
与一些民营企业家、国家工商联国际合作商会有关人士的访谈认为，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向外转移资金和投资，没有进入商务部统计的金额，大约是统计公布数的2倍甚至3倍。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看：（1）可能从2008年开始，考虑地下钱庄出去的资金，实际上投资流入就小于投资流出， 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净流出为862亿到1891亿美元（地下渠道按两倍计算）之间，即国内净减少投资规模5344亿元到11724亿元之间，占当年国内投资规模502005亿元的1.1%到2.3%之间。后面还将分析，加上不法资金的外逃，实际上国内净减少的投资和消费，要远远大于此规模。（2）与境外投资商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不同的是，许多民营企业家对境外直接投资，由于本人和家庭移民和产业转移，在外的利润留在了境外，并不汇回中国大陆，形成大陆对境外直接投资的相当比重国民收入的损失。（3）从中国的产业结构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产能过剩，而服务业发展滞后和不足，理因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投资大于服务业投资的流出；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64.6%投向了服务业。这说明，服务业投资在国内受到体制等各种限制，逼迫其流向国外。
国内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向外移民，缩小生产和服务规模，关停国内企业，有的向国外转移生产能力，有的将所积累利润转移国外，甚至押抵套现后投向国外。从流程上看，实际上是国内一部分储蓄和投资的流出，如果向外直接投资大于国外对我直接投资，即投资净流出，则会对国民经济增长形成负作用。而中国近几年，正式渠道和地下渠道的对外直接投资总和，实际上大于境外对华直接投资，不能不是一个致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因素。
不法资金外逃的国民经济损失
不论何种原因，上面已述，国内资金的流出，实际是储蓄、投资和消费的流出，如果到国外后不因投资企业而国民经济流回，则是一种国民经济的纯粹漏损。贪腐和其他不法资金的流出，也不例外。因贪污受贿及其他诈骗经济罪犯，为了躲避追究和非法财产不被追缴，许多采取了本人出逃国外，资金通过洗钱、地下钱庄等多种方式转移其他国家和地区，简称不法资金外逃。这些国内资金向外流出，其规模大小的不同，也将程度不同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涉及国民经济的景气程度。
（一）失踪和外逃了多少人
2001年初的一项研究表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中，不包括失踪（实际外逃的），能查到名录的中国外逃贪官4000多名，仅广东、河南、福建三省失踪和外逃官员就多达2030、1366和1000人，其中外逃为1240、854和586人。21世纪以来，贪污腐败和其他经济犯罪爆发式增长，失踪外逃人员多少，没有找到文献披露的数据。2000年至2011年底，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官员为18487名，假定5个出逃人员能抓获1人，外逃人员规模为92435人；如果10人中抓获1人，外逃规模为18487万人，如果是50人才能抓获1人，则规模为92万人；如果抓获的是百分之一，则外逃人员规模为185万人左右。根据以上估计，判断可能外逃的贪腐人员至少在50到100万之间。
2012年十八大前后，因反腐风声加大，失踪和外逃人员更是增多，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外逃人数因加强了出境和证件等方面的管理，大幅度下降。因此，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底，估计，不包括其他行贿和诈骗等经济犯罪，仅贪污受贿外逃人员保守规模估计在20万人左右。这些罪犯的主要外逃去向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公安部2014年7月22日启动的猎狐专项行动，截至11月23日，从57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劝返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318名。其中，缉捕169名，劝返149名，涉案金额千万以上的88名。由于受案子金额大小、案金与他国分成、追逃成本比较、办案人员有限、他国法律限制等因素，这与失踪和外逃人员数量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二）到底转移了多少非法资金
关于中国贪腐人员外逃，包括其他经济犯罪人员，改革开放到2014年底，向国外转移了多少资金，一直是个搞不清楚的数据。先是最小口径外逃资金规模：按中国有关部门数据综合推算：为2420亿美元，15000亿元人民币。看到最小的（不包括2011到2014年）数据是：中国央行2011年发布的关于贪官外逃报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可能到2010年底），外逃的党政干部、事业单位和国企高管为16000至18000名，携款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假如，2011年到2013年，是个外逃高发期，再加2014年，估计7000亿元人民币，则累计规模在2420亿美元，合15000亿元人民币。
其次是根据国际中立机构保守的数据，加上现金方式流出部门的估计，以及近两年的测算：外逃资金规模为23117亿美元，约143328亿元人民币。2014年，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公布题为“发展中国家非法资本流动：2003—2012”的报告计算，10年间有6.6万亿美元非法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或者避税天堂，年增速为9%。其中，这10年间约1.25万亿美元资金从中国内地非法外逃（包括避税、犯罪和腐败等行为）。其中，2012年中国外逃资本为2495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53%。除了2011年外，中国非法离境资本在全球151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一直居首位。资金外逃最常见的非法手段包括在贸易交易中用伪造发票、逃税漏税等。今年是该智库连续第6年公布调查结果。全球金融组织称，公布的这些数字是“保守估计”，不包括现金结算等手段。后面提到，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4亿美元；由于反腐，2013年是一个外逃加剧期，即使按平均增长速度9%计算，为2720亿美元；2014年加大了打击资金外逃的力度，假定降低一半，为1360亿美元。1988年到2014年，估计外逃转账资金累计规模在18494亿美元，为114663亿元人民币，再加25%左右的现金流出，为23117亿美元，约143328亿元人民币。
再次是根据一些网站搜集和透露有关部门的数据，综合推算较高的一个规模：外逃资金32000亿美元，合198400亿元人民币。根据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 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中纪委通报引述不完全统计称，2010年中国非法资金外流是4120亿美元，2011年达6000亿美元。由于反腐将开始，2012年估计突破8000亿美元。假如2013年也是8000亿美元，2014年4000亿。加上2003到2009年间，保守估计6000亿美元，则外逃资金总规模在32000亿美元。
第四，57600亿美元，合357120亿人民币，这是估计的外逃不法资金最大规模。公布美国安全局窃听事件的斯诺登，2013年8月7日于躲藏之地俄罗斯披露了美国安全局掌握的情况，即中国官员在国外仅存款就高达4.8万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和南亚。这部分存款之外还要再外加最保守估计的约为其20%的证券、黄金、股权和房产等其他资产。
分析下来，最小外逃资金规模2420亿美元，显然是不可信的；而所传的斯诺登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有48000亿美元存款的数据，也真假难辨。综合上述分析，外逃资金规模大体在15到2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可能符合实际情况。从平均数据看，1988年以来，年外逃不法资金占各年GDP的比例平均在3%到4%之间。而十八大前后的三四年间，是一个出逃的高峰期，严重影响了这几年国内的投资和消费。
结语和政策含义
经济学界在讨论2011年以来经济下行原因时，主流的意见都忽视和没有注意到国民经济对外以上三个方面的漏损原因。但是，从数据上看，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国民经济财富的内外流动。首先，我们在观察进出口货物贸易顺差时，不能不考虑服务贸易巨额的逆差，加大对服务业出口的改善和调控。货物出口增长率的下降，势必对经济增长下行形成压力，而随着国民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例的不断提高，服务贸易出口不力，而进口过大，将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因此，改革和完善进出口统计体制，形成完整的货物和服务统一的统计体系，整体考虑出口增长速度和贸易平衡；特别是注重国内服务业体制的改革，打破一些服务业的垄断，放宽民间资金对教育、医疗、养老、健康、旅游等服务业的准入，对于自身服务业的发展和增强国内外服务业市场的竞争力，加大中国服务业的出口，平衡服务业逆差，对于调控国民经济健康增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由于讨论民营企业家移民、产业和资金转移，对国民经济景气的影响，较为敏感。学术界主流学者在分析增长速度下行时，对此闭而不谈。但我认为，这不符合经济学研究客观真实、数据说话的原则。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家移民和向国外转移资金，也势必影响国内的投资和消费，进而涉及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为了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学术讨论和新闻宣传，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继续简政放权，减少审批，减税清费，降低贷款利率，创造实体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使民营企业家安心、放心和有信心在国内投资和发展。201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重视和团结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如今，“创一代”逐渐到了退休年龄，到了“创二代”接班的高峰期，如何引导他们接好班，用好财富也是统战工作的重点。这从党的思想路线和大政方针上，统一基调，为扭转民营企业家庭向外移民和资金外流的局面，创造了有利的氛围。
再次，贪腐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的外流，从国民经济流程讲，实质是一国财富的向外漏出，直接减少国内的积累、投资和消费。大规模的不法资金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外逃，不可能不影响相应时期的经济景气。因此，加大反腐力度，完善制度建设，形成不想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体制环境；需要加强护照、边检等方面的管理，堵住国门，防止贪腐人员外逃；强化资金流出监管，特别是打击地下钱庄、周边赌场、边境现金携带等非法活动；在逃必追，与有关国家紧密合作，加大对在逃贪腐人员和资金的国家通缉和跨国追逃力度。这样通过以上手段综合治理，把贪腐资金外流对国民经济景气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总之，国民经济内外关系正处于一个转型和较为复杂的时代，宏观上，需要时时监控国民经济收入的流出和流入，及其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影响，做到心中有数，科学调控，促使国民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