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现在谈到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尤其是谈到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时候，往往是从2005年的试点启动的时候谈起，其实我倒觉得还可以往前再追溯一下，比如说在2001年、2002年，当时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就曾经对不良贷款等债权资产通过证券化来进行过处置变现。
记得当时还曾经有一些专家朋友说，资产证券化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这些资产要有可预期的稳定的现金流，你已经是不良资产、不良贷款了，怎么能够证券化呢？
我当时的回答是，不良贷款当然可以有可预期的现金流，只不过是它的现金流已经不等于或者说已经会小于它原来的账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有现金流的，我说关键是你的资产分层要合理，你的证券的发行额要合理，发起人的自留风险的比例要合理。因此不良贷款也是可以证券化的。后来我们当时做了将近100亿的不良贷款的证券化，发行得很成功，而且事后换手率还是挺高的，说明市场还是挺欢迎的，最终结束得也很顺利，没有什么问题。
我之所以要讲这么一小段故事，主要是想说明既然不良贷款都可以证券化，何况我们今天讨论的一般的信贷资产，所以我想关键还是要把资产证券化的产品设计得合理，管理的办法要更科学。
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一度较多地将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结于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的证券化，坦率地说我一直不是很赞同这个说法。当时我曾经在2008年9月写过一篇文章（2008年9月，《经济观察报》，“从一个新视角审视次贷危机”）说要从一个新视角来审视次贷危机，谈过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的试点不应该停止，在我国既要防止滥用金融创新的名义可能带来的问题，也要注意在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的时候不可以停止金融创新，否则会从另一个方面带来风险。
时至今日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应该说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已经迈出了重要的步子，尤其是去年，去年我国信贷资产的证券化的业务发展是比较快的，光信贷资产这一块，2014年市场发行了66单贷款证券化产品，金额将近2900亿元，超过了2005年试点到2013年全部的资产信贷的总和，由此可见去年确实是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得比较快的一年。但它相当于去年全年新增9.8万亿元的银行业贷款来说大概还不到3%，如果和全社会将近90万亿元的信贷资产余额来比，它的发行额更是微不足道。因此，应该说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市场的发展还是很有空间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为了促进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健康发展，现在究竟需要着力解决什么问题？我想除了大家通常所说的产品的设计要科学，比如说目前我们的资产包括结构要清晰明了，不要搞资产包的再打包，也就是说过去说的平方和立方，不要搞这个东西。我们监管的措施要跟上，比如说美联储和美国证监会实际上在2008年的时候对当时他们的次贷的证券化实际情况是不甚了了，是疏于监管的，格林斯潘就说过我其实并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再一个是会计的处理要合理。大家一直在说，过去要求全部出表，要求完整地出售，次贷危机以后大家吸取了教训认为发起者一定要自留风险，自留多少的比例，实际上各国的做法也不完全一致，还在摸索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税务处理的方法也要合理，使得发起者要有一定的热情。
除了这些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还有两个认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
多数人的说法是银行搞信贷资产证券化，无非是为了增强银行业的流动性，为了调整银行的资产结构，还有的说是为了增加市场上供选择的投资，以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投资需求。我想这些说法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其实在我国通过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以释放银行的资本占用应该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我把它看作是我国银行业信贷资产变化的主要方面。为什么这么说？同美欧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间接融资的比例过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要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我们希望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能够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中高速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在目前我国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结构框架下，银行的贷款每年都会有一个相当高的增长幅度。例如从2009年以来，我们每一年的银行业的贷款的增长，每年的新增贷款实际上是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10年的贷款增长额的总和，现在一年贷款的投放就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10年的贷款的投放，应该说这个总量是相当大的。最近几年我们每年的新增贷款大概相当于本世纪初前5年的贷款总额。这样的贷款的增长速度合理不合理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实际上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还需要更大的投放等等，我们现在姑且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不属于今天的论坛的话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面临这么高的银行业的资产增量的速度，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水平怎么样能保证始终达到监管的要求。因为现在对银行业的监管标准有要求，大家知道是巴塞尔金融稳定理事会的要求。巴塞尔金融稳定理事会我们能不能不搭理它？对它的要求不执行或者不严格执行，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要求不仅仅是把巴塞尔金融稳定理事会的要求，实际上是G20国家首脑峰会要求的，它已经授权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监督有关国家实施这些监管的要求。我想我们国家是需要认真执行的。
为了保持资本充足率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我国的银行体量这么大，那么在资本市场上增速可能不是无限制的。要避免银行业丧失信贷贷款投放能力怎么办。要保持银行业要有新的贷款投放能力，我想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出路就是要让银行的信贷资产，让银行的贷款资产具有流动性，使银行的贷款是可转让的、可变现的，具体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把银行的贷款、信贷资产怎么标准化、证券化。
现在有些朋友包括有些媒体总以为只要取消了贷存比、取消了贷款规模的管理的做法就可以使银行具有更强的信贷投放能力。社会上这种呼吁的声音一直很强烈，银监会最近已表态，贷存比指标将由监管指标调整为参考指标，这应该说是银监会对各方面吁求的一种积极的回应。
但坦率地说，这些都无法解决资本充足率的水平会随着银行信贷总量的不断扩大而逐步下降的问题。贷存比指标已经取消了，甚至规模也可以彻底取消但资本约束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经济体可以自己做的。所以为了保证银行有可持续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恐怕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推进银行业的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不断地积累防范风险的经验，不断地提升监管的能力，从而稳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为了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更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然今天我没有谈一点投资的效率和信贷资产的投放或者是风险，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只是说贷款率如果想增加的话应该怎么办。
第二，我觉得现在要认清的问题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后，有关产品会不会有风险，允许不允许发生风险？
我想我们大概应该明确，世上没有一种投资产品是只有收益而没有风险的，那么贷款证券化的产品同样如此。
作为这些年来在资产证券化试点的初期，为了保证有关业务能够平稳发展，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出现问题，我想我们采取了一些可以理解的做法，比如说银行总是挑选一些优质的贷款，一些比较有把握的贷款来进行证券化，监管部门也一直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要求，这个都是有道理的，但坦率地说这种做法似乎不宜固化、不宜机制化，否则这样的贷款证券化是难以有真正的生命力。
目前银行做贷款证券化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只能挑选相对优质的资产来进行证券化，无疑是一个原因。它本来可以按期收息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把它拿出来证券化，增加一些成本、增加一些费用，留在手里贷款中的优质贷款的比例摊薄了，不良贷款的比例还上升了，加在一起没有什么意义，除非像我刚才所说的要资本充足率的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只能挑选优质资产来进行证券化，应该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配套，比如说刚性兑付的问题，最后能不能打破？金融市场上真正的无风险的收益率能不能落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
为了防止风险，在这一轮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监管机构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认识有了较大的变化和调整，从过去我们知道的要求“真实销售”“完全出表”，以实现发行者与证券化的资产的完全的风险隔离，到现在又开始变了，要求发行者必须自留部分风险防止道德风险，不能放了贷款啥也不管了，又把证券卖出去了，一定要自留风险，尤其是次级层的风险一定要自留一定的比例，这个要求我觉得是合理的。
2008年我的那篇文章里就提出过这个建议，为了防止风险不能够停止证券化，实在不行可以在制度和法律上规避发起者要自留低层次的证券化的资产就行了。
但目前总的来看，巴塞尔委员会对自留的部分的资产的规定显得过于苛刻。比如说最近对资本占用比例提出新要求，咱们可以设想全部自留最低层的话，留5%资本占用要达到多少？整个资产做下来释放资本的总量是很少的一部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风险是可防范的，但真正把业务推开难度就比较大了，巴塞尔委员会对自留部分风险资产的资本占用规定，对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影响还不大，但对中国这样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新兴经济体来说，这样过于苛刻的不合理的规定就会制约银行资产证券化以后资本释放功能的发挥了。这个问题确实需要不断地摸索，以真正地找到适合中国实际的、控制风险和促进发展的一个平衡点。
我认为关键点倒不在于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是不是如何地优质，也不在于把银行自留资本资产的占用率提高到过高的水平，关键在于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一个要求，把资产证券化市场办成一个干净的、可信的市场，那样的话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就应该是可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