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演讲，这次会议是习执政以来的第一次外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习的六位政治局常委同事，以及数百名来自中国各省、军队、国企和国家机关单位的官员。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是极为罕见的，并且同样具有权威性。例如，从公开可得的信息来看，在中国上一届领导人胡锦涛执政期间只举行过一届类似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在习执政的有限时间内，他竟然在上任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选择构建其外交政策的初步轮廓。而胡锦涛在2006年才主持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距离其上任的时长将近是习目前的两倍。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建立一个全面的外交政策平台。这表明，尽管他和他的同事们正面临着众多国内挑战，但一种积极的、平衡的、且必要时需要强硬的外交政策或许会成为习执政的标签。
第一，习近平讲话的重要性在于他对中国共产党几个关键的外交政策学说的审查和认可。中国的邻国和美国应当至少从习对这些重要概念的肯定当中得到一些安慰。例如，他指出，中国将继续遵循“和平发展”的道路。这可以理解为，北京的邻居和其他主要伙伴国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中国的崛起只会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只会追求“双赢”的结果。和平发展作为中国外交词汇中的核心已存在超过十年。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巨额国防预算逐年增加以及领土主张方面的坦率直言，我们很容易忽视和平发展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对失控的军事建设能够起到刹车的作用。隐含的重点是经济发展这一概念——而不是苏联搞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冒险主义的路径——是确保一国找回其区域优势的重中之重。
然而更重要的是，习在讲话中重申，中国将至少在2020年之前一直处于战略机遇期（POSO），这大约等同于习的执政期。这一概念反映了共产党的主要外部战略方针，同时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现状的判断，即中国正处于一个良性的外部安全环境中，这允许它专注于其内部发展。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体制，这一点在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和重新确认（2002年第16次，2007年第17次和2012年第18次会议），并经常在官方演讲和正式文件中被引用（比如中国国防白皮书）。习近平多次告诫中国军方，应提高战斗力，为“战斗并赢得战争”作准备。在其领导下的中国高级官员还给出了更直接的评论，他们认为美国的再平衡并不利于中国的安全利益，这给领导人关于战略机遇期的评价蒙上了一层阴影，并且反映出一种观点，即中国发生周边冲突的可能性要高于中共此前的判断。习近平在讲话中似乎回避了这一点，他鼓励国家官员在国际体制中“不应让我们的观点被错综复杂的发展所牵绊”，而应重点保持战略机遇期。
此外，隐含在习近平关于战略机遇期概念背后的一个明确观点是，中国不会公然寻求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破坏力量。只要这一概念仍然有效，对中国来说，这将限制其建立一个旨在从根本上重塑东亚地区权力平衡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意愿和能力。作为一个优秀的辩证主义思想家，历史上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在遵守他们依据理论性评估和预言而为自己设定的参数。因此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也不例外。因此，权威性地承认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仍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良性，就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必须确保中国军备力量更公开且更有力，因为未来中国利益难免会受到威胁。 然而，如果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只不过是在新瓶旧酒就不对了。寻求中国的和平崛起显然是习近平引用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概念的一大重要动机，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同样重要的是习近平对于国内政治的测算。虽然不可否认习近平在其任期内提出这些为时尚早，但他能在理论层面阐述其政策方案，这是迄今为止屈指可数的。
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将自己的演讲基于理论，就能够直接把中共外交政策中的概念（如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与自己的概念（包括“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目标”）联系起来。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去年的文章中提到，习近平的讲话体现“中央党校领导的最新外交理论创造性的成就。”习近平通过将其提出的重要举措包裹上理论的外衣，有助于提高这些举措在中国体制内的权威性，并同时有助于巩固其个人的领导地位。此外，阐述习近平作为党的路线的概念，而不阐述简单的政策措施，还有助于通过提高批评者的挑战成本而使习免受攻击。
作为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助手，习近平很清楚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过习的讲话中似乎透露出将中国更快地从邓小平提出的在国际上应保持低调的长期禁令中挣脱出来。讲话中的几点评论明确提到了这一点。例如，他认为，中国最大的机遇在于中国的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的进一步发展。他还提到，“中国应该开发一种独特的外交策略以匹配其大国角色”。这实际上是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应当开始发挥其作用。当我们回想几年前的事情时就知道这一发展具有更大的意义了，在2010年，当时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写了冗长激昂的文章捍卫邓小平的观点，并警告中国共产党发展得太远太快是错误的，会给中国带来潜在风险。而习近平的讲话似乎明显反对这一观点。
事实上，习近平的讲话中似乎也在微妙地改变战略机遇期的定义，更加强调中国的行动主义。而在原始的概念框架中，中国应谦卑地接受有利的外部环境并视作珍宝。如果想取得持续性发展，习近平的构想似乎更具前瞻性，中国可以通过其不断提高的实力来构建战略机遇期的轮廓。习近平在讲话中承认中国的内外政策间存在相互依赖性，但是，他再一次选择将两者用不同的方式联系起来。不同于以往认为中国能够从周边环境中得到收益是幸运的，习近平似乎认为中国国内发展有助于提升海外稳定和安全。隐含在这种描述背后的是对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和可持续性的巨大信心。这种构想也与“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对中国在世界上的未来地位的预测高度一致，暗示习近平认为这次讲话是他构建中国未来设想中的下一个逻辑衔接。
在实施层面，两大主题贯穿在习近平的讲话中。第一个明确的重点是建立更集中、更熟练的区域性外交。习近平重复引用他自己的观点，即北京在与邻国交往过程中需要采用“双赢”策略。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并将其添加到国家的外交工具中以达成上述目标，比如系统性地发展中国软实力。习近平倡导的更好的区域性外交非常符合他在去年10月份主持的工作会议上关于周边外交的主题，但在CFAWC重申这一点可见其权威性。
如上所述，习近平将经济外交视作他的总体外交战略中的关键因素。他在上月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相关地区峰会上的表现明显突出了这个重点。例如，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宣扬亚太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用以替代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这暗示中国认为在亚洲的经济是安全的。习近平承诺的资助中国“新丝绸之路”的400亿美元计划也给众多旁观者来了个措手不及，这证明习愿意把他的钱放在他说过的地方。习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暗示中国的邻国，区域性经济的健康状况与中国的持续增长和繁荣密切相关，这也说明习近平较其前任领导人更愿采用多元化外交政策。
事实上，习近平讲话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在与美国关系的观点上似乎存在冲突。习并未直接提及中美关系，只有一两句提到应加强与“主要国家”的关系。习关于世界必然向多极化演进的论述也暗中抨击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声望。然而这并不是说，习近平是在疏远与华盛顿的关系。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第二次峰会中明确表示，他将继续把美中关系看作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这可能意味着习近平不太可能像前任领导人那样因为热切渴望与华盛顿构建良好关系，而以其他重要关系的建立为代价。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应该作为奥巴马政府在剩下的两年任期内构建并改进其对中国的总体政策战略的一个重要考量。
注：
本文原题名为“Thoughts from the Chairman: Xi Jinping Unveils his Foreign Policy Vision”，作者Christopher K. Johnson为CSIS高级研究员。本文于2014年12月刊于CSIS网站，原文链接http://csis.org/publication/thoughts-chairman-xi-jinping-unveils-his-foreign-policy-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