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数十亿人生活的水平提高或全球系统的进化，没有什么比保证各国经济在下一代的快速增长来得更为重要。我们认为传统理论在评估未来增长的前景中存在两个重要错误。
首先，预测中主要依赖于外推和假设，而未能纳入变革的因素。因此设定快速增长的国家将继续快速增长，而一直停滞不前的国家将继续停滞不前。事实上，就经济增长而言，普里切特和萨默斯（2014）表明，过去信息的重要性比通常认为的要小得多。
其次，传统理论把原因归于“中等收入陷阱”，即认为当一国收入达到某中间阈值时，增长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样，我们的工作表明，任何类型的趋势最终都会弱化，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率恢复至其均值水平。
体育记者经常提到“二年级退化”的现象——杰出的新秀通常在他们的第二个赛季中表现的不是那么好。同样，《时代》杂志封面的诅咒——公众人物或名人进入封面的时间往往是在他们职业生涯的顶峰。这两种现象都反映了均值回归的统计原理。在有暂时随机波动的任何过程中，将会有一个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如果高于平均水平，随之而来的将是下降过程。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2014）的框架应用于经济增长率的分析时，发现均值回归是一个稳健的定律。我们证实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在跨期间弱相关性的论点（Easterly et al.1993），这种相关性通常在0.2至0.3之间。这与传统的预测理论——成功和失败都具有记忆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与主流增长理论——从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特征变量如民族文化、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来解释经济表现，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我们认为，基于外推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需要再慎重考虑，由于经济增长中的均值回归定律，中国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出现增长显著放缓的风险。
1、哪些应该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
当涉及到如拉美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尼、印度、越南、埃塞俄比亚等众多国家时，很难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术语的确切含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快速增长的国家都应该极大地关心其经济增长减速的风险。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什么。“中等收入陷阱”最初只是世界银行为优惠贷款而武断设定的一些阈值，即如果某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不到美国的11%（印尼10.2%，印度8.5%，越南8.0%和埃塞俄比亚1.8%），则被认为是高风险的。2011年，世界平均的人均GDP是14467美元，中值是8491美元。像墨西哥（12709美元）、马来西亚（13468美元）和土耳其（14437美元），显然是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们与那些达到类似收入水平的国家，如要进一步取得持续的增长，将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印度能以6%速度保持20年的增长，直到其人均GDP达到墨西哥2011年的12709美元的水平；埃塞俄比亚则可以保持47年的持续增长。然而，当放宽人均收入水平条件限制时，很难把增长的均值回归与“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区分开来。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2014）的实证分析发现，增长的加速程度比收入水平能更地解释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如图1所示，描绘了三种增长水平对应的减速可能趋势线，分别是全部样本1.84%的平均增长率、印度6.3%和中国8.6%的年度增长率。
首先，我们进行了F检验，观察在0.037水平条件下收入约束是否具有合并显著性。虽然此检验是显著的，但这完全是由高收入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所引起。如果仅对那些低于25000美元（或任何较低的阈值）的国家进行估计，那么收入约束并不显著。
其次，经济增长率关于人均收入的四次幂具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性，特别是，增长减速更可能发生在收入增加到某阀值区域。对一个处于平均增长水平的国家而言，5500美元的收入水平导致的最小减速风险是4.3%，但在收入约为19000美元时则为5.7%。随着收入的逐渐增加，如由蒙古、牙买加到匈牙利和巴林，在任何给定的年份将会使得减速风险增加1.4%。鉴于较低的F值，最高和最低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没有显著的差异。
低统计显著性，较小的经验量值，以及不同增长水平的巨大预测差异，都说明收入增长比并不是一个好的增长放缓的指示器。
3、快速增长是未来经济放缓的重要因素
与收入水平的弱影响相比，当前经济的增长率对未来增长减速的可能性则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增长率每多增加1%将导致未来减速的风险增加1.46%，其中，经济增长历史数据的T统计为13.3。如图1所示，在目前8.63%的增长率水平上，预测中国放缓的可能性是14.4%。
因此，通过预测增长放缓的相关因素，快速增长的国家具有大幅放缓的风险，但是这几乎完全是由于均值回归的原因；而“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则很小，甚至在“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峰值水平，影响系数值也没发生多大变化。
在某些阀值之前，增长可能存现加速状态，然而一旦达到该值之上，就会呈现减速；但是，在收入水平增长超过11000美元时，纯粹的“中等收入”所引发的增速下降要远远小于均值回归效应。此时，滞后期的经济增长系数是0.83，说明存在很强的均值回归。
4、三个重要的差异性政策思维
首先，仅通过思考“运动员在第二年变的更糟糕了吗”的问题是不可能寻找到“二年级退化”的原因。答案可能只是因为在第一年他们的运气太好。当然，并不能定性地说在第二年成功变得更加困难或他们更容易犯错，而这仅仅是因为事情往往会趋于正常化。正如我们从美国金融危机中极其痛苦的获取经验总结，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美好的时候，恰恰就是我们最需要谨慎的时候。把持续增长的问题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签，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在政策上看似可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很多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放缓，因为这在政治上过于昂贵，因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必会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一个已知的“陷阱”可以很容易避免，他们也将会努力的阻止增长的放缓。但是，维持一个不可持续高增长的代价可能会导致后续的调整要严厉得多。正如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所说，“增长从8%到4%的路径往往需要一个负2%的增长”。
其次，把增长放缓贴上“中等收入陷阱”标签的风险是使得当前挑战引向错误的方向，即过于关注如何处理中等收入国家过渡到发达经济的最后阶段。但是，大多数世界银行所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在21世纪却仍有19世纪问题等待解决。例如，百分之六十的印度人仍然随地排便，因为城市用水和卫生设施不足。越南在2010年的家庭食物支出占收入平均份额还高居50%，所以农业的核心问题必须提上日程。
第三，决定经济增长的创造性破坏的两个部分仅有其一受政府和经济精英所重视。每个人都喜欢“创意”，因为它带来了新投资、新行业和新利润。但持续的经济增长通常依赖于持续的结构性转换，表现为新产业的出现和老行业的萎缩（有时只是相对的，但有时是绝对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现有企业都不喜欢毁灭的过程，但地理的变迁、就业的转移和企业的退出等都是淘汰不具竞争性行业的重要过程，这也是经济维续持续增长的关键。虽然这经常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但这也是各阶段经济转型的组成部分。所以，可持续增长并不是“中等收入”问题，它是经济发展各个阶段都要面临的问题。
证据表明快速增长并不能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对那些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增长的国家也是如此。增长的持续需要好政策和好运气。这不仅是那些被视为中产收入国家的问题，而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现实挑战。
注：
本文原题名为“Growth slowdowns: Middle-income trap vs. regression to the mean”。本文作者Lant Pritchett为哈佛大学经济发展与实践系教授，Lawrence H. Summers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和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现为哈佛大学校长级讲座教授。本文于2014年12月11号刊于VOX官网，原文网址http://www.voxeu.org/article/growth-slowdowns-middle-income-trap-vs-regression-me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