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以新兴大国姿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如何认识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关系，能不能为我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应时顺势开启了中国外交的新航程。总结世界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经验，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将其称为“兴衰陷阱”。
如何避免“保罗·肯尼迪陷阱”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研究了世界500年来大国的兴衰，指出大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战线过长”，亦即在世界全方位发力。战线一旦拉开，就像是启动了一个自我运转的进程，无法停止，致使用力过度过散。即使一国资源再多，也难免最终耗尽。肯尼迪由此预言了苏联的衰亡和美国的衰退。
摆脱“保罗·肯尼迪陷阱”，避免出现重大战略性失误，首先，应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有所必为，有所不为，防止脱离自身实际的战线延长和拓展。二战后，苏联成为全球第二大强国，开启了两极时代，与美国进行了全球性争夺，最为突出的是军备竞赛，最终耗尽国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因“历史终结”而欢呼膨胀，唯我独尊，四处插手，滥用军力，结果出现重大战略失误，国力相对走弱。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上鼓吹中国责任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其本质是要求中国在全球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从国内来看，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已是实力强盛的超级大国，应以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为主要战略目标。根本而言，当前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外交战略上需要保持定力，不能不切实际地拉长战线。
其次，应保持国家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16世纪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苏联等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与军事实力相互影响和制约，经济与安全不可偏废。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只有通过推动共同发展，形成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障。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信第四次峰会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了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再次明确了经济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
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腊学者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指出，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守成大国也必然遏制新兴大国，双方终将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当时的斯巴达和雅典展开了激烈的战争，结果雅典失败，斯巴达也伤筋动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此总结为国强必争、争则求霸的大国历史宿命和国际关系铁律。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
客观而言，中美两个世界性大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随后，新型大国关系被进一步诠释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2013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庄园会晤和2014年瀛台对话中，新型大国关系都是重点。这表明，中美两国都想避免重蹈大国争霸的历史逻辑。在“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方面，中美双方分歧不大。但在“相互尊重”问题上，美国心存疑虑。美国把领导世界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把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此外，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冷战思维，不会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内秩序，这也对中国构成严峻挑战。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一方面，中国要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倡导包容性发展。201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中国尊重现有国际秩序的合理性，从行动和心态上呈现“不称霸”的一贯政策，对国际体系主张改革而不是革命。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这与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相比，明显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精神。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改革现有的国际机制，接纳中国和平发展。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创始成员国，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当前中国经济已同世界深度融合，完善现有国际机制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约有6%的份额将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作为最大股东国，但至今尚未批准该方案，导致改革方案迟迟未能生效。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也承认，成立亚投行是不得不为，57个创始成员国积极响应中国倡议，也体现了世界各国对美国阻挠国际机制改革的不满。
如何避免“奥尔森陷阱”
“奥尔森陷阱”即集体行动逻辑陷阱。美国学者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一个国家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大型利益集团，这些大型利益集团会逐步蜕变为财富分配性集团而不是财富生产性集团。也就是说，它们只考虑自我利益，只谋取自身在总财富中获得份额的最大化，努力寻求搭便车机会，而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就是三个和尚无水喝的悖论。集体行动逻辑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所有各方均受损。后来他用这一理论撰写了《国家兴衰探源》一书，指出国家内部集团林立，各谋其利，难以协调，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衰退。
破除“奥尔森陷阱”，需要建立合理高效的协调制度。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每年对外投资规模超1000亿美元，年出境旅游超过1亿人次，在世界126个国家建立了475所孔子学院。随着中国的商品、资本、人员走向全世界，随着中国越来越外向化和国际化，随着中国的利益和影响向全球扩展，“奥尔森陷阱”的负面效应风险也在大国外交领域日趋显现。在这种利益风险格局的变化中，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协作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国家大、地区差异大，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现象比较突出，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在国际范围内恶性竞争屡见不鲜，条块分割、缺乏协调、相互掣肘，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中的突出问题。
大国外交尤其需要做好统筹协调，既包括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也包括国内各地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做到内外联动、上下联动、纵横联动。十八大后中央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目的就是克服外交角色太多、缺乏统一协调的问题。只有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中国外交才能打出有力的组合拳，更好地创造和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历史绵延5000年，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孜孜追求。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而认真思考和总结世界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