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数
两个“大三角”聚焦东北亚
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才一周，就选择俄罗斯作为首次出访的国家。习近平访俄期间受到隆重接待，在经贸、能源、投资、地方、人文、环保等多个领域，两国签订了一系列颇具重要性的合作协议。
2012年底以来，朝鲜接连运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人造卫星，并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作了核弹小型化、武器化的初步尝试，朝鲜半岛呈现乌云压城之势。在此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紧急出访东北亚，就处理半岛危机之事，争取同中、韩、日取得共识。
当今东北亚聚焦了足以驱动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国际政治态势业已呈现此消彼长的新局面。回顾一战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若干规律，思忖再三，发现一个新的动向，即今后汇聚于东北亚的国际矛盾可能加剧。
昔日说“八方风雨聚中州”，指的是某地在爆发重大历史事件之前，往往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用来形容当前东北亚诸大国所处的状况，诚不为过。东北亚已开始迈入区域性矛盾高发期。亚洲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国际人文荟萃之所，在高科技时代乃“兵家必争之地”。国际矛盾若在东北亚发轫，会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牵扯进来，且矛盾爆发周期短、烈度大，当事国之间的回旋余地较小，国际斡旋的着力点也相对薄弱。
基于此，东北亚诸国决策高层若能默察未来国际政治演变的趋势，在大国博弈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的过程中，趁早制定合宜的因应方略，方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消祸于未形”。
笔者认为当前以中、美、俄三国为基点的大三角关系已隐然重现，在今后若干年间，对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会带来冲击。无独有偶，以中、美、日三国为基点的另一个大三角关系也开始成型，目前这三国之间的关系正处在逆向互动的过程中，日后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节点，或许会产生制约乃至阻挡作用。
谈到大国战略博弈，智者在进行谋略运筹时，如何料敌机先，也存在一个作用期限的因素。即便谋略运用得当，能产生明显的效果，其作用期限一般不超过十年。
中国崛起成败取决于未来五年
未来十年，东北亚情势何去何从？笔者评估，其间本地区情势变化将出现几个特征——东北亚将进入区域性矛盾高发期，从一个重要侧面看，东北亚情势变化将代表世界大势发展的趋向。此其一。
未来十年，无论区域性矛盾还是以区域性矛盾方式体现出来的全球性矛盾，焦点都将聚集在中国，成为中国崛起进程的一大瓶颈。崛起是成功还是失败，所谓“乌龟爬门槛，就看此一番”，虽然说得粗俗一点，却也十分传神。此其二。
未来五六年尤为关键。能否崛起在于十年，十年关键在于五年。一言以蔽之，倘若北京决策层方略妥当，能安然度过未来五六年，则中国崛起、民族振兴曙光在望。19世纪末清朝各省当局大兴洋务及上世纪30年代中华民国经济发展趋于巅峰，均可被称为即将迈入盛世的前奏，两次均被日本“横刀夺爱”。不旋踵，历史进程遭遇拐点，令人痛心不已。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事耳。此其三。
北京似乎认为，美国为了扯中国的后腿，于是在中国崛起的关键节点将战略重点逐步移向亚太地区，并整合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借力使力，隔山打牛，近年中国周边危机四伏，罡风阵阵，风源盖出于美国。美国在外交上纵横捭阖之余，中国顿感周边压力陡增。但凡中国打算往外在西太平洋施展手脚之际，动辄感到碍手碍脚。总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势益炽，美国确实起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作用。明乎此，怨天尤人无济于事，接下来就是如何巧相因应了。
笔者引用《隆中对》一句话，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不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如今北京要伸展手脚，却形格势禁，举步维艰，为何不在开发大战略产业方面多下点工夫呢？恰恰在大战略这一层面，中国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少中国学者对大战略还是门外汉，却侈谈何时可以取代美国龙头老大的地位，岂非痴人说梦？大国战略博弈，如果在战略谋划的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执政者可不戒惧乎。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此其四。
在前述两个大三角中，中、美两国是主轴，日本、俄罗斯仅是配角。同上世纪70年代成型的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相比，新的中美俄“大三角”格局体现了两个颠覆性的变化。一是老的大三角的主角是美国和苏联，中国仅是配角，新的大三角的主角则是美国和中国，俄罗斯成为配角了；二是在老的大三角格局中，是美国联合中国与苏联紧张对峙，军事色彩浓厚，而在新的大三角格局中，则是中国或许将联合俄罗斯与世界龙头老大美国进行“推手式”的巧相周旋了。此其五。
另一个大三角中的配角日本所起的作用则有所不同，与俄罗斯的作用大相径庭。日本在国际矛盾的处理过程中，唯美国马首是瞻，缺乏自主独立性。而俄罗斯尽管在客观作用上是配角，却在决策时具有完全的主观独立性。正是这一点明显的区别，恰恰给予中、美两国在两个大三角处于互动中的相互关系留出大力施为的余地，详情将在下面铺陈。此其六。
中、俄联手与美国抗衡说得形象化一点，可以这么理解：这两个大三角各以中、美两国为主轴，左边一个大三角的另一个基点是俄罗斯，右边一个大三角的另一个基点则是日本。两个大三角所涉四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概言之，首先存在利益重叠、荣辱互见之处，而由于在政治体制、地缘政治和历史关系等层面，这四个大国的基因与生俱来各有不同，更可能彼此扞格不入乃至陷入冲突的怪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发展迅速，始终同美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关系，实有外部世界层面的关键因素。这就印证了邓小平当年作出的“开放首先是对美国开放”的评断的正确性。
然则，为何习近平选择俄罗斯作为首访的外国？在大战略层面，此举包含几层用意：
第一，首访俄罗斯，标志着北京确认，值此四海（东海、黄海、台海、南海）危机此伏彼起之际，俄罗斯作为中国最大也是战略武器威力最强的邻邦，对于中国稳定周边局势的努力究竟能否奏效，具有特殊意义。
当今俄罗斯外交、内政面临一系列问题，也缺乏激活经济引擎的要素，欲振乏力，仅能源一枝独秀而已，GDP仅与印度相若，尚不足中国三成。中国历史上一贯患于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而俄罗斯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足以构成中国的外患，中国因之扭转了不利的战略态势。假若中国欲在周边地区有所作为，也必须稳住俄罗斯，降低乃至消弭来自北方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从容应付来自其他方向的挑战，否则难免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质言之，中国视俄罗斯为周边地区最重要的朋友，时势使然也。
第二，自从北约东扩以来，对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俄罗斯向来不敢掉以轻心。而近年华盛顿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后改口“战略再平衡”），中国在西太平洋方向受到强力挤压，引起对美国战略宗旨的警惕。中、俄两国可以“抱团取暖”，各自从对方取得助力，却又无须彼此提防。
另外，俄罗斯国力陡降，自然对昔日超级大国的地位憧憬不已。至于中国，在精英群体心目中，“振兴中华”的战略目标曙光在望。中、俄两国对现存国际政治格局存在着以强音发言的余地。既如此，为何不趁机发挥一下呢？
第三，中国新领导人治国新政的盘子已经定下。就安全战略而言，还是要聚精会神搞好中、美关系，这是决定中国能否崛起的不二法门，仍是重中之重。正因为今后要着手改善中、美关系，眼下更要加强与俄罗斯的邦交。北京只有在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以后，才能站在更为坚实的基点上，让华盛顿更为看重中国。在外交博弈中，这是不待智者而决的。
对中国来说，无论确保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对周边的挑战给予“无害化”处理，美国确实手操解决诸项问题的锁匙。中国能否崛起的关键毕竟还在于中美关系能否平稳发展。至于俄罗斯，充其量仅可在缓急之际作为援手，或仅止于声援而已，何况俄罗斯在危机阶段能否靠得住，还在未定之天，这正是所谓“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可以预言，中国即将把外交重点放在改善中美关系上，而且方向明确，力度也大。习近平首访俄罗斯，宗旨不是要同美国对抗，只是告诉华盛顿，不要动辄对中国施加压力。中、俄靠拢，却没有结盟，这就向美国示意，接下来中、美关系何去何从，既取决于北京如何落子布局，也要看美国是否“识做”了。
日本处处受制于美国自民党胜选上台后，安倍政府在钓鱼岛争端上所持立场之强硬，比上届野田政府有过之无不及。安倍政府对美国依赖的程度也远过于野田。安倍出访美国时大声说出：“日本回来了”，此即针对上届民主党政府对美国闹过独立性之事而言。
二战后，日本如同被美国“割去了睾丸”，从此一贯服从美国，紧随骥尾。由于在外交、军事上，日本同美国有着高度的同一性，又由于美日安保条约的保障，一旦危机降临，日本背后有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罩着，因而有恃无恐，犹如城狐社鼠，令俄、中两国颇有投鼠忌器之感。可也正因为日本受到美国全方位的保护，同时又遭到美国全面的强力制约，事情表现为一体两面。东京在大计方针上并不能完全自由行动，此即日本罩门所在。这就给中、俄两国借力施为，四两拨千斤提供了可能性。
即使安倍首相在外交政策层面映射出日本社会整体向右转的趋势，可倘若他摆出日本将承担更大作用的姿态，呈现单方面主动要求联美制华的强烈意愿，则其作为便超越了美国决策“重返亚洲”以来要求日本给予配合的程度，必然不为美国乐见，因而不能持久。
如今美国经济复苏远未进入“曙光在望”的阶段。美国囿于财政困境，自2013年3月开始，强制性削减财政支出，连奥巴马总统都减薪5%，势必波及军事开支。美国官员私下称钓鱼岛为“几块大石头”。在此情况下，美国当然不愿为了他国的“几块大石头”而卷入一场激烈的军事冲突。
美国曾数次警告日本切勿对接近钓鱼岛的中国飞机采用警告射击，用意即在避免中、日矛盾尖锐化、事态扩大化。安倍一意孤行，衬托出东京的战略规划存在严重缺失。然而，北京对安倍政府的强硬表态也无须过度解读。据日本官员说，安倍行事风格是讲得多做得少，何况，这类表态设定的听众主要还是国内民众。2013年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后对记者表示，美国在钓鱼岛争端中不持任何立场，不过，钓鱼岛“处于日本的有效控制之下，对任何想要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表示反对”。据信这也是访日时说的应景话。不然，他又能怎样说呢？从华府对钓鱼岛争端态度的变化过程，可以测试出美国对中国崛起究竟持什么样的立场。北京在与美、日互动的过程中，也可总结应对国际危机的利弊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