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建设,抓住制度创新这个“牛鼻子”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隆国强
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期发挥着“国家智囊”的重要作用。从改革开放之初成立至今,它在为国家发展提供高质量政策建议、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坚强智力支撑的同时,也在努力建设属于自己的智库文化。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之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隆国强有着长期实践与深入思考。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意义何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具备哪些基本要素?体制机制创新为何刻不容缓?隆国强就此进行了解读。
记者:一个真正高水平的智库,必备要素是多样的。在您看来,其中最关键的几个要件是什么?
隆国强:智库以研究公共政策为使命,其本身也要遵循运行规律,秉持基本要求。我认为对智库而言,必须坚持以下几点:
首要的一点,客观性。中国智库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像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一部分研究者习惯了唯上、唯书,满脑子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总是从教科书出发推导结论。一旦发现教科书和现实运行不一致,就试图以教科书为标准去改造现实。事实上,教科书中的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往往是在特定条件下得出的结论。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也一样。比如经典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谁对谁错?都对,只是它们分别在不同条件下发挥作用。同理,中国智库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可以借助人类文明成果,但必须清醒地分析中国现实,从实际出发去考虑一项公共政策出台将会产生的效果,绝不能削足适履,把现实改造成书本上的样子。应该承认,唯实是需要理论勇气的,这是对智库客观性的一大考验。
其次,中立性,或独立性。很多人对此存在误解,认为所谓的“独立”是指智库要跟政府“切割开来”,其实不然。我们讲的客观性,不唯上,就已经界定了智库与政府的关系。中立性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是指智库研究必须超越特定的利益集团,和特定利益集团完成切割。政府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智库的核心职能就是研究公共政策,供政府选择实施、制政施政,为公共利益最大化出谋划策,怎么能跟政府切割呢?重要的是,智库绝不能与个人利益或利益集团捆绑,做出不科学的政策建言。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公共政策就是在这些不同意见的博弈中最终形成的,但一个好的智库必须做到主动和特定利益集团切割,提出公正、平衡、科学的意见。
再次,专业性。一个好的智库必须有专业精神,因为决策是科学问题,不是凭感觉来说话的。要鼓励每个专业人士在他的领域内做高水平研究。尤其在官办智库里,必须克服官本位倾向,大力倡导专业精神,以此克服一些体制机制弊端对研究带来的影响。
最后,建设性。批判社会是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能,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做社会的“啄木鸟”,能看到社会的不足,并通过批判唤醒社会、推动社会进步。智库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必然有此天性,但它和一般知识分子及学术机构的区别在于:后者始于发现问题、批判现实,但批判过后大多就止步了;而智库看到问题后必须提出解决方案,“始于批判,终于建设”。可以说,智库为社会提供的总是建设性意见,是正能量。
具备了以上几点,就有了良好的智库文化。这是智库的灵魂,是智库自身不断完善的内在动力和强大支撑。
记者:近来,中国知识界普遍有一种强烈感觉:智库发展迎来春天,知识分子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特别是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之后,更令社会各界感到振奋、充满期待。在您看来,我国现阶段如此强调智库作用有何意味?
隆国强:一句话概括,《意见》是应运而生、应时而生的,是我国政府对时代呼唤作出的具体回应和切实部署。
从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中国发展面临着诸多重大挑战和全新机遇。在此背景下,我们能否准确把握国际趋势、看清面前挑战和抓住机遇,能否清醒判断自身优势和不足,归根到底,都直接影响着决策者的决策。只有决策正确,才能为下一步施政治国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必须看到,现代社会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在此情势下,仅依靠决策者的直感和经验作出决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能拥有英明的决策者、超一流的政治家,但我们要面对的是各种层面的决策,既有宏观的顶层设计,也有具体领域的公共政策,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运用人类已有的科学理论来帮助决策。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并责无旁贷的,就是智库。智库正是在人类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更加深刻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最核心职能,就是为决策科学化提供智力支撑。
西方智库最早产生于20世纪初。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将完成,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集中涌现,大量新的公共政策决策摆在政府面前,智库随之产生。从中国来看,我们党一直重视调查研究,很早就建立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但多是以政治研究为主。真正意义上致力于政策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智库,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形成的。当时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大量的新形势新问题需要研究。现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我国国力空前强盛,经济发展也随之进入了新阶段,和前30年的情况有很大区别。从中期来看,我们已经处在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三期叠加”的经济位置;更长期来看,则已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加上世界金融危机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我们制定决策所面对的形势非常复杂,决策者对智库提供科学管用的资政建议表现出强烈需求。这就是党和国家如此重视智库发展的主要原因。
记者:“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是《意见》中的明确要求。您对这种“新格局”的构建有何认识?
隆国强:每个国家的智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都必然是成体系、多层次的。各个智库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研究水平的高下之分,在我国,还存在着不同的所属关系。因此,《意见》提出统筹推进七大类智库协调发展,“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
构建新格局,必须抓住中国智库的特色所在。“中国特色”“特”在哪儿?首先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宪法,因为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决定的;其次,在我国现阶段,官办智库占主体地位,发挥主体作用。实际上,虽然西方智库与此不同,但在东亚,比如韩国等国家,同样倚重官办智库。在我国智库体系中,党政智库、高校智库、社科院智库等都有一定的官方色彩,社会智库还未起到主体作用。所以,在看得见的未来,怎样把官办智库切实办好,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
怎么办好官办智库?一方面,智库之间应该相互配合、相互学习、相互竞争,在竞争中依据“有为才能有位”的原则完成分层,区分引领者、跟随者,通过良性竞争完成动态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应该坚持体制机制创新。
官办智库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现有的体制机制不能适应智库发展实际需求。现有智库机制主要从两个源头“移植”而来:一是行政机关管理体制;二是自然科学科研管理体制。我国自然科学管理制度主要参照了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关制度,已因滞后于现实而带来了很多阻碍发展的问题。所以,官办智库落实《意见》要求,最关键的是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归结而言就是体制机制创新。这也是“新型”智库所要求的“新”之一。
记者: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您认为在体制机制上有何创新突破口和关键点?请您具体谈一谈。
隆国强:首先要探索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创新。智库是高端人才汇聚之地,智力资源是智库最核心的竞争力。智库要有具体适用的人事制度,能够把高端人才吸引进来,然后通过一定的平台和机制激发人才继续发挥作用。如果我们花费大力气引进了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高端人才,但他来之后无所事事,那就是失败的。对那些不能继续发挥才干或者不适合智库工作的人才,应该为其留出“出口”,让他可以流动出去。一句话:让高端人才引得来、出得去,能上能下,消除官本位。这些都要靠人事制度改革。和人事制度配套的薪酬制度也要进行相应改革。
其次,改革经费保障制度。智库归根结底是为国家发展服务的,要想使其心无旁骛、没有顾虑投入研究,就应该给予智库比较固定的经费保障。如果智库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需要依靠社会各界“募捐”来维持发展,那就很难和“金主”实现彻底的利益切割。因此,对于智库,尤其是那些有望发展成为高端智库的机构,政府应承担起保证其基本运行的责任。
再次,创新经费管理和使用制度。与西方以绩效为导向的智库经费管理方式相比,我国智库经费管理方式属于过程导向,重物不重人,很难与人的智慧付出相对应。这就一方面造成经费不足,另一方面却因为使用不当而造成经费浪费。因此,需要改革经费管理制度,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出更好的成果。
最后,还有科研管理制度、评价激励制度、国际合作制度等。目前,我国智库还没有一套从智库运作规律出发的科学管理运行制度。相信如果切实创新体制机制,抓住了这个改革的“牛鼻子”,我国智库建设一定会步入一个更新更美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