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9日，中国出台了“二孩政策”，取代了之前的“一胎化政策”。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困扰中国社保体系的不利人口趋势：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正在快速下降。到2050年，该比例将从2000年的6:1降至不足2:1。
然而，新的“二孩政策”不太可能对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的养老体系将依然承压。为了维持社保体系，中国需要推行其他改革——从地方体系转向全国性体系，并扩大中国养老金的投资许可范围。
“一胎化政策”一直存在例外，比如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2013年，这些例外被扩大至涵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然而出生率并未因此大幅上升。
原因是城镇化水平和住房成本不断提高、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加，以及抚养孩子成本快速上升。这些因素压低了新加坡和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生育率，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未限制家庭规模。
的确，如果中国的“二孩政策”导致许多家庭人口增加，结果很可能是未来20年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更低。这是因为有了两个孩子的女士在孩子“离巢”之前更不可能外出工作。
鉴于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稳定社保的关键在于确保当前工人缴纳的养老金被用于支付他们未来的退休金。
自1997年养老金改革以来，城市雇主一直被要求按照每个工人薪资的20%缴纳社保，同时工人不得不拿出工资的8%向个人退休账户缴款。这些较高的缴纳比例有望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养老金体系奠定基础。
然而，这些缴纳全都由地方政府经手，后者往往会“借”一大部分资金用于支付1997年之前国企工人的养老金。在中共对工人福利大包大揽的“铁饭碗”期间，政府承诺为这些工人发放养老金。那时，没有人试图为国企工人未来的退休金落实资金。
养老金缴纳和福利由地方政府经手，不仅削弱了当前养老金体系的资金基础，而且还为劳动力流动设置了障碍。
当工人为了更好的工作从一座城市迁至另一座城市时，他们依然与原城市的养老金计划捆绑在一起——除非他们能获得目的地城市的户口。内陆城市的退休金待遇远远低于北京的标准。
为了解决融资和流动问题，我建议，中国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起历史遗留的养老金支付责任，相应地，应该停止让地方政府经手养老金缴纳和福利事宜。
接下来，中央政府可以确保当前的养老金缴费专款专用，即用于支付当前工人的退休金。此外，北京可以建立一个追踪所有养老金缴费的中央数据库，无论工人在国内什么地方工作。
中国应该出台更为灵活的养老金投资规则。目前，养老金投资一般只限于利率很低的中国政府债券和银行存款。明显的例外是帮助地方政府为养老金体系提供资金的全国社保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
全国社保基金现在拥有一个专业投资团队，他们被允许将养老金资产投资于股票和债券，包括外国证券。
因此，全国社保基金可以借助一个多元化的国际投资组合投资当前的养老金缴款，获得高于政府债券和银行存款的长期回报。
此外，全国社保基金可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更长期的视野（而不是由短线交易主导），在这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简言之，尽管“二孩政策”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不会改变中国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比例日趋下降的趋势。为了维持社保体系，中国中央政府应该用当前的养老金缴款建立独立的信托。
注：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