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国家消费需求模式的转变和跨国公司开展跨境外包的广泛兴起，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对外贸易发展，不断释放各自的生产和服务供应潜力，结合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全球转移的新趋势，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生成和延伸。同时，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升级又不断促进全球服务贸易衍生出新的特点：一是服务业与制造业不断融合互动，生产性服务贸易快速增长；二是全球性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转移不断加快；三是区域性和各国国内产业结构及布局不断调整，区域服务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诉求不断增加。
传统的东亚生产网络由“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演变发展而来，但自20世纪末起，随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投资和生产战略的调整，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技术层次递减、垂直产业间形成分工格局的认识开始遭遇挑战。此时，东亚地区的生产和服务分工形式逐渐形成以“分散化”( fragmentedproduction)为基础，遵循产品和服务在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展开地区性分工，特别是通过产业内及产品内服务贸易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网络状的新型区域生产和服务体系。
一、全球价值链的生成与区域生产网络的演进
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在亚当·斯密看来，它几乎是作为经济进步的唯一的因素”。毫无疑问，国际生产网络框架的形成是分工国际化的结果，是生产过程和地理空间、社会制度相结合的生产组织形式。国际生产活动由原来主要是一国内部或区域间的分工转变成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分工，由企业内部的简单流程扩展为遍布全球的巨大网络。这种新型生产模式的出现，源于产品生产的价值链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价值链的生成和发展成为国际生产网络出现的重要微观基础。
1990年，迈克尔·波特在提出“企业价值链”概念的基础上，又将其理论的研究层面拓展到企业外部，并突出了价值链的空间分离。格里芬随后将“价值链”的概念推广到世界范围，并与国际产业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 Global CommodityChain)的分析框架，用以考察如何提升产品在国际产销体系中的竞争优势。该理论以“生产者驱动”(producer - 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 - driven)两个模式来探究产品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升级，并特别强调在构建全球商品链时需要注意投入产出(in．put - output)结构、领域性、政治结构及制度框架。21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普遍使用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术语，福瑞斯塔首次明确提出，全球经济中应将“全球贸易一体化”与“生产垂直分离”有机结合。其中，发达国家保留核心的生产和服务业，向外转移其非核心生产和服务活动，通过全球采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则通过承接上述非核心生产和服务活动，介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断实现升级。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及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的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相比价值链在企业组织中的纵向维度特征，全球价值链是价值增值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体现，而全球生产网络则更成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产品构成越复杂，生产和服务工序越多，价值链的纵向维度就越长，并逐渐从组织规模和生产性主体上形成层级关系。同时，相关产业越庞大，进行专业化分工所获得的规模经济就越大。价值链横向维度的日趋发达，将从地理分布上不断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和服务网络结构。
国际生产网络(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的出现实际上是国际生产体系的重大变革，是全球价值链延伸和整合、国际生产模块化与服务外包(outsourcing)、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等国际化生产现象的总体概括。这一生产体系由此产生大量中间品和生产环节的贸易，其中大部分体现为生产性服务贸易，对不同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理论层面，亨德森使用全球生产网络概念时提出，“全球”意味着多种规模范围，即生产网络可以是全球的，也可以是区域的。厄恩斯特和古里耶里、安藤光代和森田福成分别研究了日本、美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并从企业角度分析了美日企业在东亚以及拉美的生产网络，认为东亚的生产网络基础更发达，区域投资环境因素对推动生产网络发展更为重要。奥巴什采用Kaplan - Meier估计方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研究了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性，认为随着区域内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东亚经济体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贸易联系；同时，建立在生产链基础上的中间品和服务贸易与其他交易相比更具持续性。
在现实中，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生产网络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区域层面的发展更加迅速。目前，全球主要有北美、中东欧和东亚三大区域性生产网络。其中，北美区域生产网络层次简单，以美国的跨国公司总部与墨西哥子公司间的前向或后向关联为主，即在墨西哥完成最终产品的组装后返销美国。中东欧区域生产网络比北美区域生产网络的区位分布更为广泛，但产品内分工体系并不完善，很多部门的中间品和服务依靠从域外国家或地区进口，特别是东亚国家对该区域生产网络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相比之下，东亚生产网络的空间分布非常广泛，包括众多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发展较为完善且特点鲜明，主要表现在一般机械、电子机械、运输设备、精密仪器等传统机械制造领域的企业内和企业间生产关系非常成熟。更重要的是，区域生产网络的服务生产和转移快速增长，越来越引起东亚贸易结构的显著变化，甚至改变了东亚区域内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形式。东亚生产网络已经逐渐重塑了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分工结构，将服务贸易“嵌入”区域生产网络成为其新的发展形式，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体共享服务产业链分工的发展机遇。这对推动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乃至区域地缘政治利益、国际经济关系和安全而言，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全球价值链整合中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融合互动
在新贸易理论研究中，作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理论的代表，琼斯和凯茨考斯基提出了“生产区段和服务链理论”，探讨了生产方式改变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马库森和弗兰克斯则分别从需求的角度分析认为，由于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者服务贸易具有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而且许多中间产品又具有差异化或与国内要素互补的特性，因此生产者服务贸易优于单纯的最终产品贸易。此外，弗兰克斯还强调了服务在协调和衔接各专业化生产过程中的外部聚集作用，以及生产者服务贸易对货物生产的影响。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兴起，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和国际服务外包迅速扩张，传统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构建正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价值链融合互动的方向整合，从而形成基于新贸易理论视角的全球价值链新布局。
（一）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业分工细化和制造业跨国转移
伴随全球价值链的生成，制造业生产工序的分散化和生产环节的不断分工，催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以代工方式加入无国界的生产系统中，逐渐推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将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而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供应关系所引发的企业学习效应，传统生产和管理活动中的服务不断分离出来，并得以成熟化和标准化，形成价值增值的新空间；而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则通过模仿和升级寻求向价值链高端移动，承接和发展制造业转移过程中的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如图1），从而逐步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互动发展的局面。
（二）服务业的全球转移和国际服务外包扩张的现实
随着发达国家向服务型经济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世界整体经济结构加速向服务业转变，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大规模全球转移。其中，服务业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由20世纪70年代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25%，大幅上升至2005年以来的70%以上，同时，全球服务业年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60%，全球贸易出口增加值的46%由服务部门贡献。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科技研发、会计法律、教育培训和其他专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投资扩张势头强劲，促进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推动全球服务价值链日趋形成，成为改变全球服务贸易结构的重要因素。
服务业全球转移和跨境投资的重要载体是国际服务外包或称离岸服务外包，根据格里芬等人的划分可以包括信息技术服务外包(ITO)、知识流程外包(KPO)和商务流程外包(BPO)，从IT工程应用技术和基础设施运营，到商务咨询分析和公关法律事务，再到企业资源管理和营销客户关系服务，使原来在一国或一家企业生产的服务转变为全球分散性完成，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服务价值链”转变。麦肯锡环球研究所的研究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境向外转移一美元业务，将节约成本58美分，主要来自于人员成本降低、人才素质提高和研发时间周期缩短等因素，采取国际服务外包的平均成本节约超过65%。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服务外包产业规模约为1.2万亿美元，市场规模仍以年均30%～40%速度增长，发展势头日趋迅猛。
（三）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下的全球价值链整合模式
以发展的视角看待全球价值链整合，不难发现当前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渗透，产业边界日渐模糊，兼具制造业和服务业特征的新型业态已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形式。一是制造业本身日趋服务化，在流程、产品、功能和供应链条升级上不断向服务业拓展和延伸；二是服务业发展日趋工业化，服务业凭借知识密集、技术集中、贴近需求和顾客等多种产业优势，不断与制造业具有的标准化、流程化和设备化相结合，将无形产品与有形产品相结合，形成一体化的最终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三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是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核心，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制造业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辅助和粘合，可以根据对价值链环节和价值增值的重要程度，分为辅助生产性服务业和核心生产性服务业，从而确定哪些服务可以外包进行，哪些保留在企业内部完成。
伴随全球制造业转移的路径和需求空间调整，原有价值链中的制造业承接国也随之承接了对制造业提供支持的各类服务提供，根据国际生产网络中不同层级的厂商职能，从生产制造延伸到设计开发、产品定型、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如图2），不断与各类制造业融合互动，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新布局和分散全球的服务生产网络。当然，发达国家仍大多处于全球服务价值链的主导地位，掌握高新技术和设计、市场资源和开发、资金筹措和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围绕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优势，开展服务产品测试、标准化生产维护和其他代工技术服务等劳动密集型生产性服务。
以离岸服务外包为代表，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仍然是主要的服务业务发包方，其中美国占全球市场的64%，欧洲和日本分别占18%和10%，其他经济体所占比重不到10%。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服务业传统发达国家，承接了部分相对高端的服务外包业务，而印度和东亚地区经济体则是服务外包主要承接中心，但仍以ITO和部分BPO为主要形式，根据各自不同的特色领域，构成与之承接制造业发展相融合的全球服务提供者（如图3）。
（四）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内在矛盾与区域服务生产网络的发展动力
根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价值链及其复杂网络日益成为贸易的推动力，全球价值链增值的贸易模式主要由跨国公司的投资决定，跨国公司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约占全球贸易的80%。因此，在基于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的全球价值链布局中，跨国公司往往通过其跨境子公司、合资或合同关系等复杂的供应商关系网络和治理模式，实现在价值链中权力结构控制和经济利益分配的双重“话语权”。无论跨国公司采取所谓金字塔管理，亦或是扁平控制说，始终无法回避其对下游供应商带有控制与剥削的特征，成本和风险仍然是其战略考虑的第一要素。
然而，伴随服务业的全球转移，全球价值链整合所创造的贸易流不断呈现出扩散化和区域化特征，在价值链上下端控制关系中的自我矛盾性日趋激烈。一方面，跨国公司希望通过有效的合同关系，确保对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价格和质量的控制，保护和稳定自己的利润，通过更分散的生产和服务过程限制供应商的升级路径；但同时这种控制力的维系需要建立在对价值链中下端供应商专业化水平的培育基础上，并不可避免的集中在某些特定区域，而这些国家通过发挥学习效应，提升自身竞争力，直至带动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也自然获得动力。另一方面，尽管全球价值链整合后的层级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但其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目的地，并不都是发达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不仅扮演着全球中间产品和服务生产的聚集地，同时也不断形成对上游市场的强大反制力，既反映在对国际大宗商品和各类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上，也体现在区域内外创建更下游的价值链，从而使得原来处于价值链低端区域经济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因此，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互动的趋势下，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参与者将越来越走向相互制衡，既不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不是绝对的控制与被控制，互补共赢才是全球价值链整合发展的核心。未来，区域价值链的联系将比全球价值链更为重要，更大和更深的服务专业化、离岸服务外包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以效率和创新驱动的服务经济发展，将成为改变全球价值链层级状态的新动力，而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则成为维持价值链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的“润滑剂”和“加速器”，必然与价值链和服务生产网络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内在制度性机制。
三、开放性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及其主要特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制造业转移和升级为背景，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为“雁身”、中国与东盟部分发展中国家为“雁尾”的，以产业间垂直分工为特征的“雁行发展模式”，从而使本地区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伴随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承接产业转移而带来的“经济起飞”，日本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日益复杂，原来层次分明的分工格局在相互赶超过程中不断模糊，“雁行模式”日趋式微。
同时，东亚经济却在不断调整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竹节型资本主义”( BambooCapitalism)，即通过跨境直接投资、跨境生产协作和中间产品贸易的兴起，使东亚经济体不断成长，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多样性且充满活力的产业群和价值链、商品和货物贸易网络，即新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和高水平区域货物自由贸易化机制。就其分工体系和贸易增长机制而言，弗兰西斯和耶茨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亚国家正在价值链的不同区段进行专业化分工或称“生产分享”。特别是近十年来，东亚地区经济体又通过技术传播和技能培养、产业调整和规模经济，不断将服务业竞争力提升和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吸收到区域生产网络的升级中，将强大的生产能力、专业设计能力和自主品牌营销能力相结合，从简单的贴牌生产( OEM)发展到设计生产(ODM)，正在向品牌生产(OBM)进行战略性定位和转型。其间，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成为重要媒介和工具，就此形成了开放性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基本特征。
一是东亚区域制造业生产网络发展成熟，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互动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服务生产链转移有的放矢，较少出现中间环节的多次转移，服务成本、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平得以有效保证。二是东亚地区科技、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优势明显，承接服务的种类和领域广阔，既有为制造业提供支持的各类生产性服务业，也有单纯的服务产业转移，例如生物制药、微电子和通信技术、软件和创意文化产业等新兴服务业态。三是东亚区域各经济体各具禀赋特色，承接和开展的服务生产环节各有侧重。例如，中国、越南等国在软件外包和数据处理方面提供的服务，新加坡的信息枢纽和金融后台服务，马来西亚的企业后台运作和客户服务，菲律宾的呼叫中心服务和动画影像、数据输入处理服务等。四是东亚区域内外仍呈现服务业高低端差异，服务提供分散和集中并存。由于涉及知识积累和应用经验的差异，跨国公司仍然掌握更为复杂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主导权，除日本外的大多数东亚经济体尚处在中低端服务产业的分散趋同竞争中，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处于价值链的核心位置并未明显改变，呈现出区域内外开放、共享和互补的服务提供格局。五是区域内各经济体在服务生产网络中的经济地位和权力格局日趋非对称。经历多年经济的高增长，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东亚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实力、人力资本、专业技能、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已逐步在区域内形成更高层次的服务业规模、专业优势和庞大市场。为此，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内部的服务价值链环节也将延伸不同层级状态，形成区域内不同附加值服务的相互提供与承接关系，并不断演进成为最终产品和服务消费的终端市场。
正是伴随东亚区域服务价值链环节的延伸与转移，特别是各类与制造业发展联系紧密的生产性服务的提供和使用，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规模、种类和范围的扩张势不可挡。既往东亚生产网络形成的发达国家前端工序生产东亚国家组装加工最终产品流回发达市场的“三角贸易模式”(Triangle Trade Pattern)已日渐模糊；现实中更多的是，生产过程的不断碎片化和分散化，设计和服务外包的不断转移和层级化，服务价值链上的布局和制约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共享”及“服务共享”上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市场作为最终销售地不再一家独大，东亚新兴终端市场的不断壮大，也推动了要素流动和商品流动在域内外同步循环发展，将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由此，开放性的服务生产网络逐渐成为整个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结构动力，带来开放的、复杂的和网络状的多边与区域相融维度下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问题。
四、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治理互动
如上文对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特征的分析，从东亚地区合作的功能而言，开放性的服务生产网络作为促进参与国际合作获益的治理设计和安排正在悄然形成，东亚服务生产网络通过与区域内外各国经济利益交织的日益密集，逐渐成为整个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结构动力，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形成有效的治理互动。
伴随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开放性发展，传统价值链理论所认为的终极采购商通过合同关系控制全球供应商的中心地位已出现动摇，组织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市场已不完全是最终产品流向国，而有可能是众多中间产品的汇聚地。尽管价值链的层级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但现实中服务提供和订单转移不可能随时调整。因此，贸易流向的区域化与扩散化，使得像东亚服务生产网络这样处于价值链中下端的地区，所具有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就本质而言，东亚服务生产网络是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规模经济，通过东亚地区与域外国家实行高度专业化分工，协调形成一体化国际生产，最大限度追求全球资源整合效率和价值增值的经济结果。因此，跨国公司要实现由地理上分散和不完整的生产服务体系，转向跨区域性甚至全球性一体化生产、服务和分销体系的目标，就必须有效实现跨国协调成本的降低、投资政策壁垒的消除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治理的加强。
同时，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则需要通过开放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将各类生产、服务、投资和贸易行为纳入到全球服务生产网络之中，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提升整体产业结构并实现均衡发展，增加自身在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中的话语权。可以说，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联系日趋显现，东亚服务生产网络正在以开放性为特征，发挥其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的功能性作用，从企业、市场、社会和贸易层面的地区集体意志出发，寻求从理念到实践的东亚开放性地区合作。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东亚服务生产网络与区域经济合作治理互动的内涵。
第一，开放性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根本基础是分工问题，分工产生的效率使得企业与市场的地理边界越来越模糊。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下，服务供应企业可以依托地区内经济体形成的地理上的“网格节点”，即结合处于不同区位服务经济部门的特点和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环境特征，在开放性区域分工中构建竞争与合作关系和网络组织形态。
第二，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在微观层面以跨国公司为主，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形成对包括研发、制造、销售在内的企业间或部门间的开放性跨国生产服务协作。由于跨国公司具有“潜在的地理柔性”，通过全球战略布局将不同服务和生产环节分布在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区位，灵活利用不同区位上成本、资源、物流和市场的差别获取利益。同时，在区域贸易一体化和投资便利化机制作用下，东亚地区内各类企业参与的最终产品跨境生产服务体系将得以更为有效地运行。
第三，东亚各经济体在宏观层面依托各自的要素禀赋，以自由贸易和跨境投资为纽带，开展开放性区域经济合作，强化“区域公共物品”的政策协调和治理机制。随着更多的经济体参与最终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提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将通过整合既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FTA)相关条款，统一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放宽贸易和投资限制，促进服务贸易领域发展等，构建跨境生产和服务的有利制度及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东亚服务生产网络日趋成熟和完善。
第四，东亚服务生产网络与区域内各类产业集群和企业的发展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全球化并没有降低生产和服务的地理集聚，区域的空间结构也没有走向完全的系统平衡。从服务生产网络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视角看，全球化力量促进了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全球扩展和区域服务生产网络的形成，而地方化力量则导致企业更加依赖于生产和服务网络，并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实现交易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提高和激励方法改进等多种集聚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具有扩大地方各类产业集群，加快东亚经济整体“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作用，还将推动东亚区域内外经济体间的互动，促使企业不断创造和保持价值，丰富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的内涵。
因此，全球价值链和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发展，已经成为区域内绝大多数经济体获得长期发展收益的载体，与其说是否参与其中，不如说如何参与适应其中。同时，不断深化的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以及区域内外经济体间的贸易和投资扩展，要求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能够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和治理保障。成功的全球价值链升级之路，不仅需要扩大和开放本国与其他经济体在其中的协作，还需要向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和复杂性不断加强的服务出口转移和调整，并寻求更具开放性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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