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面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工作，新农保制度实现全覆盖。新农保是中央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参与、缴费和非缴费、待遇确定和缴费确定相结合的农民养老风险分担制度，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重大决策。新农保遵循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农民的参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已有文献只关注了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因素，还没有关注到农民对新农保的忠诚度。作为一项新制度，新农保在农村推行时间尚短，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新农保呈现碎片化、存在地方政府财政持续补助难、基金管理难、制度衔接难、工作网络保障难等问题[1-6]。林义认为新农保存在的诸多问题会影响农民的忠诚度，对于自愿参与的农民而言，解决基金的安全管理和保值增值等诸多难题可以吸引更多农民参保，否则农民很难持续参保[7]。
农民对新农保的忠诚度会影响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深入研究农民对新农保的忠诚度对发现制度运行中的问题，优化制度，推动制度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甘肃省会宁县1042个已参保农民的调查，实证分析农民对新农保忠诚度的影响因素，以期对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新农保发展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农民个体、家庭和社区特征等客观因素是影响忠诚度的重要因素。目前，尚没有文献分析农民对新农保忠诚度的影响因素，已有文献主要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从经济因素出发，学者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民个体、家庭和政策对参保的影响。农民的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程度[8-9]，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子女数、家庭承包土地数[10]，政策设计、对政策预期、对政策总体评价及了解程度[11-13]都会影响农民的参保决策。上述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因素的解释，认为参保是一个斤斤计较的结果。当面临新制度时，农民参保更易受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有研究另辟视角，从非经济因素出发研究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信任、社会动员和社会资本等因素都会影响农民参与新农保[14-17]。
除客观因素外，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度、满意度和了解程度等主观因素是影响忠诚度的重要变量。新农保需要农民长时期持续参保，且绝大多数人不能在短期内受益。在缴费与受益时间跨度较长的条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持续补贴能力，新农保基金安全管理、保值增值都会影响农民是否持续参保。各级政府在新农保融资、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和新农保收益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农民的忠诚度依赖于其对政府的信心。首先，农民会担心地方政府财力能否持续投入。邓大松、薛惠元指出大部分地方政府筹资有难度，中西部地方财政的总体负担重，农业人口比较多的东部部分省份财政负担也比较重，如何解决我国地方财政筹资难的问题将成为制约新农保制度推行的一大瓶颈[2]（P90）。随着参保人数的逐年增加，地方政府的筹资压力会逐年扩大化。黄瑞芹认为随着新农保制度覆盖面的扩展，地方财政补贴的压力将会逐年增大，这必然会影响到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投入[5]（P134）。其次，基金缺乏有效监管，存在安全管理的风险，会影响农民长期参保。丁煜认为新农保基金由不具备管理人才、技术和投资主体资格的县级政府管理，对于大部分长期患有财政饥渴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如何监管新农保基金，规避挤占、挪用，确保基金安全是个难题[18]。最后，新农保个人账户能否保值增值是农民长期参保的又一障碍。崔凤、李红英认为随着参保人数的增加、积累年限的增长，个人账户基金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这不仅会带来管理上的困难，还会带来保值增值的压力[19]。农民对新农保的信心使得农民在面对新农保制度的不确定性风险时，倾向于判断政府会兑现制度的承诺，相信新农保的收益和保障能力，进而影响忠诚度。
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是影响其忠诚度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有限理性范式解释了农民经济行为决策的依据，农民在信息不完全、认识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其决策的标准是寻求令人满意的决策。农民对新农保的满意度是对新农保的期望水平与实际认知水平之间的主观比较，是忠诚度的重要影响变量。林义指出农民对管理绩效、服务方式的评价会影响农民的参保决策[7]（P16）。穆怀中、闫琳琳实证研究发现，认为新农保办理手续便捷的农民参保发生比是参照农民的1.766倍；认为经办人员服务态度好的农民参保发生比是参照农民的1.732倍[13]（P78）。此外，农民的忠诚度还取决于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对理性的农民而言，自愿参与的新农保是一种养老投资机会，是否长期参保取决于对制度的了解程度。如果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缺乏充分的了解，即使已经参保，也很难保证以后会继续参保，或者中途不退保。穆怀中、闫琳琳研究发现，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高的农民参保发生比是了解程度低的农民的1.653倍[13]（P80）。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于2011年11月至12月在甘肃省会宁县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已参加新农保的农民。研究采用了随机抽样方法选择了会宁县的会师镇等4乡镇为调查点。在每个调查点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选择调查对象，一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1042份，回收率为86.8%。
本次抽样调查访问已参保农民1042人。从性别看，男性占67.8%，女性占32.2%；从年龄看，27岁及以下占4.4%，28至37岁占11.2%，38至47岁占70.8%，48岁及以上占13.6%；从婚姻看，未婚占6.9%，已婚占89.4%，其他占3.7%；从受教育程度看，没有上过学的占8.1%，小学占32.9%，初中占44.5%，高中占11.9%，大专及以上占2.6%；从政治面貌看，中共党员占6.2%，群众占83.9%，其他占9.9%。
（二）变量测量
因变量。本文因变量是农民对新农保的忠诚度。忠诚通常被定义为重复购买同一产品或使用同一服务的行为。据此，本研究通过询问“您会一直缴费到60岁吗”来测量农民的忠诚度，问题的答案分为：“肯定不会”、“可能不会”、“一般”、“可能会”、“肯定会”，分别赋值为1至5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42.32%的农民表示肯定会一直缴费到60岁，33.11%的农民表示可能会，只有0.58%的农民表示肯定不会一直缴费。
自变量。本文从农民个体、家庭和社区3个层面构造了客观层面变量。根据已有研究，选择农民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婚姻、受教育程度、是否干部、家庭子女数、家庭年人均收入和是否城郊农村为客观层面变量。性别、是否城郊农村等定类变量都采用虚拟方法建造变量。家庭年纯收入是定序变量，取值为1到10分，受教育程度的答案分为：没上过学、小学、初中或技校、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赋值1至5分，身体状况的答案分为：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很好，赋值1至5分，所有定序变量近似作为定距变量处理。年龄和家庭子女数是定距变量。
主观层面变量。本研究测量了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基金收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满意度。询问了已参保农民对地方政府的补贴水平、养老金待遇水平、地方政府管理水平、办事人员服务水平的满意程度，问题的答案都分为五级：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分别赋值1至5分。表1统计了已参保农民的满意度，结果显示，各项指标的均值差别不大，农民对办事人员服务水平的满意程度最高，均值为3.6分，对养老待遇水平的满意度最低，均值为3.09分。对满意度指标的信度分析显示，Alpha=0.811，用因子分析方法构造新变量。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得到一个因子，抽取了63.824%的方差，记作满意度因子。
信任度变量。我们对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融资、政府管理的信任情况进行了多个问题的测量。测量了农民是否相信中央政府会持续融资、地方政府会对新农保持续融资、地方管理部门会确保养老金安全、地方管理部门会确保基金不贬值，所测问题的答案分为五级：非常相信、比较相信、一般、不太相信、很不相信，分别赋值5到1分。表2统计了已参保农民对新农保的信任度。结果显示，农民最信任中央政府会持续融资，最不信任管理部门会确保养老金安全。信度分析显示，Alpha=0.801，用因子分析方法构造变量，记作信任度变量。
了解度变量。我们对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程度进行了测量。问题分别为：“您是否了解新农保有几个缴费档次？”“您是否了解中央政府给参保农民补助多少？”“您是否了解地方政府给参保农民补助多少？”“您是否了解新农保需要交多少年？”问题的答案分为：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一般、不太了解、很不了解，分别赋值5至1分。表3统计了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农民对新农保有几个缴费档次了解程度最高，而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补助多少了解程度较低。信度分析显示，Alpha=0.873，适合用因子分析方法构造变量，记作了解度变量。
农民对新农保的重要性认同会影响忠诚度。通过询问农民“新农保政策对您来说重要吗？”进行测量，问题的答案分为五级：很不重要、不太重要、一般、重要、很重要，占41.94%的农民认为新农保制度重要，只有1.63%的农民认为新农保很不重要。除此外，农民对养老风险、养老方式的主观认知也会影响对新农保的忠诚度。因此，本文还构造了农民对养老风险认知、子女养老方式认同2个变量，通过“您担心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吗？”“您同意养老还是靠子女这个说法吗？”2个问题进行测量。测量养老风险问题的答案分为五级：不担心、不太担心、一般、有点担心、很担心，测量养老方式问题的答案为：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赋值为1至5分。农民对生活意义感知的心理特征也会影响忠诚度，通过“您是否同意有时候觉得生活没有意思？”进行测量，问题的答案及赋值方法类同。所有变量的基本统计情况见表4。
四、实证分析
我们从主客观两个层面构造变量来研究农民对新农保忠诚度的影响因素。客观层面包括农民个体、家庭和社区特征，主观层面包括农民对新农保满意度、信任度和了解度等变量。表5构造了3个模型，模型1反映了客观因素对农民忠诚度的影响，模型2反映了主观因素的影响，模型3是完全模型。分析结果见表5。
首先，关注农民客观因素的影响。模型1显示，农民的年龄、身体状况和干部身份对忠诚度有显著性影响，都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年龄和身体状况对忠诚度都有正效应，农民的年龄越大，身体状况越高，对新农保越忠诚。这符合理性小农的逻辑，农民的年龄越大，距离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短，农民持续参保的动力就越大；农民的身体状况越好，预期寿命就越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就越长，忠诚度就越高。与群众相比，干部对新农保更为忠诚，这一方面是因为干部参保存在被政治动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干部的经验和理论水平较高，更认同新农保对养老的保障能力。农民的家庭和社区特征对忠诚度没有显著性影响。农民的家庭收入对忠诚度没有显著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农民逐年增收和自愿选择缴费档次的情况下，经济因素不会成为农民是否持续参保的障碍。是否是城郊村对农民的忠诚度也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说明在控制养老风险认知变量的情况下，对忠诚度而言，是否城郊村农民并没有差异。
其次，关注农民主观因素的影响。模型2显示，农民对新农保重要性的认同、养老风险认知、信任度、满意度和了解度都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回归系数皆为正，5个变量对忠诚度都有正效应。农民越认同新农保重要、越担心养老问题就越忠诚新农保。随着打工潮的兴盛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农村家庭空巢化趋势严重，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农民越担心养老问题，就越倚重制度养老。农民对新农保的信任度、满意度和了解度越高就越忠诚新农保，这印证了之前的文献和理论分析。
最后，相比较客观因素而言，农民主观因素对忠诚度的影响效应更大。从模型3调整后的R平方来看，农民的主客观因素一共解释因变量11.7%的方差。综合3个模型来看，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效应有所差异，农民对新农保忠诚度的主观影响因素更为重要。反映客观因素影响力的模型1解释了因变量6.3%的方差，而反映主观因素影响力的模型2解释了因变量10.3%的方差。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运用对甘肃省会宁县1042个农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主客观因素对农民忠诚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的主客观因素都会影响忠诚度，客观因素中，农民的年龄、身体状况和干部身份对忠诚度有显著性影响；主观因素中，农民的养老风险认知，对新农保的重要性认同、满意度、信任度和了解程度均对忠诚度有正效应。相比客观因素而言，农民主观因素对新农保的影响效应更大，且更容易通过政策进行调节，因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强化对养老风险和新农保制度的宣传，提高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度。目前，大部分农民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依赖性强，对未来养老风险估计不足，对新农保制度认识不够。地方政府要通过广播、电视和宣传车等多种渠道加大对农民养老风险和新农保制度的宣传。要让农民了解在打工潮和老龄化的背景下，制度养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宣传新农保制度目的、参保范围、参保档次、参保程序、参保年数、给付水平等信息。要充分发挥村干部和农村社会网络的政策宣传优势，干部如实向农民普及新农保知识，农民通过人际网络和社会互动广泛传递新农保信息，切实提高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
2.确保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加强基金安全管理，提高农民的信任度。目前，受老农保推行的负面影响，部分农民对新农保持观望和猜疑态度，农民信任度较低。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加大力度落实新农保的补贴政策，确保基金安全管理，加强个人账户监管，规避基金挪用，探索个人账户基金保值增值的有效渠道，确保养老金发放的及时性，扩大养老金发放的宣传效应，切实提高农民对新农保的信任程度。
3.强化新农保管理平台建设，完善金融服务与支持，增进农民的满意度。目前，农村新农保管理平台基础薄弱，管理承载力较低，农民满意度较低。地方政府应以统筹发展为目标，着力构建可持续、稳定运行的新农保基础管理平台，在经费投入、人员编制、办公场所和网络信息化等方面加大建设力度，避免机构建设的地区差异，为管理平台的有效整合提供铺垫。目前，尽管商业银行收支业务参与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农民，但很多农村地区商业银行在网点设置、账户服务、银行卡服务等方面均不能有效满足农民的需求。新农保金融支持及服务滞后于农民的需求，需要加快新农保金融支持的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完善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提高农民对新农保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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