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将面临四大发展问题的选择：增长速度稳定、结构调整发力、增长动力重塑、风险挑战防范。其中，经济增长动力重塑与结构纠偏是主要的问题和矛盾所在。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经济风险就可以得到有效化解，经济增长自然会进入新的平台。
过渡期的增长速度与动力结构
摆脱贫困、实现温饱到走向基本小康，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要努力挣脱储蓄水平低、资本积累不足的陷阱。这是我们在目前阶段发展上的最大的瓶颈，是发展问题的关键。因为这个阶段，只要能够实现高储蓄、高积累，经济就能取得高速增长。
在国内资本运营能力不足、开放度不够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可以向内挖潜，借助于“农户、储户、散户、购房户、外来户（外资）”这“五户”进行内部积累。这是中国过去实现超高速增长的投融资基础。
现在中国人口红利基本消失，人口老龄化，高储蓄不能维持，因此增长速度自然就要降低。“十三五”期间增长速度可能是7%-8%，十年后是6%，二十年后是5%，增长平台逐步降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储蓄率的先上升后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出现先超高速和高速，然后进入高中速的现象。由于储蓄率客观上具有内在的下降要求，因此它不支持我国长期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
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一半的人口仍然在农村的现实，以及绝大多数城镇居民低收入的格局，决定了大部分人的消费能力有限，还不能完全指望以消费型内需拉动生产。同样，出口导向低成本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从需求方面看，我们还没有看到可以有哪些国家能够长期接受中国这么巨大的出口生产能力；从供给方面看，现在我国的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资金成本上升太快，生产率提升速度明显跟不上，因此这必然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
尽管如此，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在现阶段还有一定的空间。一是中国依然需要建设大量的高铁、地铁、机场等基础设施。二是中国必须加大环境治理和投资力度，纠正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三是产能严重过剩一般都发生在制造领域，广大的公共服务设施方面，投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四是随着创新经济的建设，越来越多的投资将进入具有强大外部性的研究开发领域。为此应该通过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把那些不肯、不敢进入实体经济而始终流动于金融体系之内的大量资本，优先集中地引进实体投资领域，支持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必须重塑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如果缺少新的增长引擎，就会使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缘于创新不足，即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体制改革等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和机制的培育和供给不足。创新不足会使生产率上升速度低于要素成本的上升速度，使产业国际竞争能力下降。由于创新驱动发展格局不是一朝一日就能够奠定，由此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平台还会逐步降低。
走向新常态的经济结构纠偏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在于结构失衡。结构失衡不是指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失衡，而主要是指：一是增量与存量之间的失衡，过去光是靠增量调结构，现在存量如果不调整，结构调整就无法进行；二是最紧迫需要解决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严重失衡。表现为：一方面实体经济不实，即产能过剩、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太虚，即利率高、汇率高、房价高、债务高。结构失衡问题的本质，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缺少竞争性出清机制。一是我国工业化以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破产倒闭、金融危机，长期累积下来的结构问题没有通过被动型的、强制的出清机制来均衡；二是缺少主动性出清机制，即我国工业化以来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收购兼并浪潮；三是经济增长中光有货币市场的增量投入，没有资本市场的存量调整功能；四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由商品短缺走到了资产短缺，由于投资渠道的狭窄、投资工具的缺乏，社会资本被引导到了房地产这单一的资产领域，吹大了经济泡沫。
解决结构失衡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它与是否大力发展还是坚决抑制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一是主张通过对金融活动的严厉管制，以及抑制市场主体的金融活动来适应实体经济的要求，如对利率进行严厉管制来应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势头，严格禁止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以防止风险，等等。这其实是“削足适履”。二是主张通过创新增加高质量的金融资产供给，平抑因资产的长期结构性短缺而导致的虚拟经济过火的势头。这是可行的“阴阳平衡”战略。
虚拟经济“过火”，根本的原因是我国金融服务业不够发达，金融市场不够健全，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稀少，投资者投资渠道单一。未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和理财需要激增，以及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逐步破裂，中国将长期处于资产结构性短缺状态。由此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长远的。一是直接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化；二是产能过剩行业不能重组为优秀企业旗下的优质资产，劣质资产不能淘汰，优质企业不能通过购并途径壮大，就意味着长期累积的产业结构矛盾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整；三是直接导致我国缺乏稳定的长期资金，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这从美国家庭资产中含有70%的金融证券类资产、中国家庭资产结构中持有70%的房地产的事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企业负债率相对较高的根源；四是它是我国货币始终面临超发压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努力增加高质量的金融资产供给，是缓解资产短缺的主要途径，不会给经济金融运行带来风险，只会化解现在严重的潜在风险。真正给经济带来风险的，是放任资产短缺引发严重泡沫经济的行为，是假借金融创新，把低质量的金融资产经过包装装进金融市场的虚假创新行为。
因此中国大力发展以债券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的直接效应是：一是可以立即出现财富效应，扩大消费型内需；二是可以使创新性投资有可靠的来源，从而激励创新性行为；三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可以通过活跃的资本市场，在企业的收购兼并中很快得到根本性解决；四是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的风险，可以通过得到不需要归还的长期资本而得到缓解；五是如果主要企业都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那么就可以真正地放开政府对利率的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六是货币发行M2指标立刻会得到降低；七是房地产泡沫被缓慢刺破，经济更加健康；八是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缓解商业银行风险；九是资本市场开放可以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实现。
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升级
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中国政府对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总体要求。保持中高速增长，既是为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也是为了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迈向中高端水平，关键是要努力攀升产业价值链，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途径很多，如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加强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促进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提高、水平提升，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等等。达到上述“双目标”的最佳状态，是能够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提高生产率”才是政府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标准和依据。这是因为：第一，我们实施转型升级工程，无论发展什么产业，根本上是要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生态文明。企业采取提高员工素质、研发新技术、更新设备、加强管理、构建渠道、培育品牌等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增强企业的盈利和效益。第二，提升生产率是实现“稳增长”的重要保障。企业生产率慢于劳动力工资、资金价格上涨，是企业经营效益下降、投资意愿减弱的主要原因，在宏观上就表现为经济增速下降、财政增收困难等。归根结底，企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可持续源泉。第三，只有生产率的提升，才能使城乡居民收入提高进入良性轨道。“惠民生”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工资作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之保持同步和适应，否则“收入倍增”等规划就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
因此，面对当前生产要素成本的迅速上升，转型升级的真正含义和由此决定的最佳策略，就是要让传统产业提升生产率，通过生产率上升克服成本上升因素，并通过更低成本和价格刺激市场扩大。另外，如果我们以“提高生产率”作为推进转型升级的政策标准，来看过去我们在转型升级中的“腾笼换鸟”问题，显然这个时候的“腾笼换鸟”，就不是简单化地搬迁企业，或者把企业赶走挤跑，而是指要为企业生产率的上升腾出空间，原有产业和企业要通过凤凰涅槃，重新生出生产率更高的，经过新技术、新模式、新管理改造过的新产业体系。因此强调“腾笼换鸟”，不如强调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就地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