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地缘政治竞争回到国际政治舞台中心，2014年成为最为喧闹的一年。不管是俄罗斯军队控制克里米亚，还是中国对其沿海水域宣示主权而日本以坚定的立场予以回应，或者伊朗试图联合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来控制中东，古老的权力游戏重新回到了国际关系中。
这种趋势令美国和欧洲不安。他们一度将视线从过去的领土和军事等地缘政治转移到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问题上：如贸易自由化、防止核扩散、人权、法治、气候变化等等。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国和欧洲的外交政策已经将国际关系从零和转向互利共赢。陷入类似乌克兰问题的古老的内部斗争，并不仅仅是将时间和精力从那些更重要的问题中转移出去，它同时也改变着国际政治的特点。随着国际局势变得严峻，改善和保护世界秩序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西方人从不应该妄想旧式的地缘政治会烟消云散。他们这样期待的原因是从根本上误读了苏联解体的真正含义：苏联解体充其量只不过是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在意识形态上战胜了共产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强权已经过时。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对冷战之后的地缘政治安排从来都不买账，他们竭尽全力来颠覆它。这个过程不会是和平的，并且无论修正主义国家能否获胜，他们的努力已经撼动了权力的平衡，并且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发展动力。
错误的安全意识
当冷战结束后，最令人烦恼的地缘政治问题貌似已经被解决了。他们认为，除了少量相对较小的问题，例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巴以冲突，世界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将不会再涉及国界、军事基地、民族自决或者势力范围。
人民有良好的愿景，并没有错。这种希冀主要源于西方人对冷战后世界现实的认知方式，他们很难看到以建立自由世界秩序取代地缘政治竞争以外的，实现世界和平的方式。然而，西方人常常忘记这种美好愿景是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特定地缘政治基础上的。
在欧洲，冷战后的重大事件包括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前华沙条约成员国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融入北约和欧盟。在中东，包括与美国联合的（沙特阿拉伯和他的海湾同盟埃及以及土耳其）逊尼派力量的统治与伊朗和伊拉克的双层安全保障。在亚洲则是不受质疑的美国的统治，包括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同盟的一系列安全关系。
这种国际格局反映了美国如今的世界权力和其所支撑的关系一样稳定。很不幸的是，许多观察者混淆了冷战后世界暂时性的地缘政治情形与自由民主制战胜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战这个最终结果。政治科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定冷战结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这一著名构想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但在很多人看来，苏联的垮台并不只是意味着人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也意味着地缘政治本身永远地终结了。
乍看起来，这个结论像是对福山论点的扩展而非歪曲。不管怎样，自从黑格尔在19世纪初第一次阐述历史的终结这一理念时，它一直依赖着意识形态斗争的地缘政治结果。对于黑格尔来说，是1806年的耶拿战役消除了理念之争。在黑格尔看来，拿破仑·波拿巴在那场战役中彻底战胜普鲁士军队，象征着法国革命对革命前欧洲能够产生最强大的军队的胜利。黑格尔预言这是历史的终结，因为在未来只有采纳了法国大革命原则和技术的国家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
应用到后冷战世界，这种论证是为了说明在将来，各个国家必须采纳自由资本主义原则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封闭的共产主义社会如苏联，已经展示出他们严重缺乏创造性和生产力，从而使得其在经济与军事竞争中落后于自由国家，他们的政体也是不稳定的。唯有自由民主政体能够提供足够的自由和尊严，以维持当下社会的稳定性。
为了战胜西方，就必须学习西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它就会变成平平淡淡、和平至上、与世无争的社会。对世界和平最后的威胁来自于像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尽管它们有挑战西方的意志，但是如果没有核武器的话，它们也会因陈旧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而寸步难行。因此，前共产主义国家如俄罗斯，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迎接现代化追求自由、开放与和平，要么苦苦坚持自己的枪支弹药和本土文化，被世界忽略和遗忘。
伴随历史的终结，世界中心问题从地缘政治转向了经济的发展和防止核扩散，同时各国外交政策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和贸易等问题。将地缘政治和历史的终结合并起来，呈现给美国的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美好前景：这个国家能够向国际社会投入更少却收获更多。如此就可以缩减国防开支，减少国家部门拨款，降低对外事热点的报道--整个世界将变得越来越繁荣和自由。
这种前景，对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例如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就削减了国防部和国务院预算，而且十分罕见地说服国会向联合国持续缴纳费用。同时，政策制定者设想国际体系会变得强大和具有广泛影响力，且对美国是有利。共和党新的孤立主义者，如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前众议员容·保罗认为鉴于地缘政治的严峻挑战已经不存在，美国可以大幅度缩减军费开支和对外援助，同时能够继续从全球经济体系中得到益处。
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调整了其对外政策，开始相信中东恐怖分子已成为独特的危险对手，同时发动了对他们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某些方面，世界看起来似乎又回到了历史中。但是布什政府相信民主能够迅速在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生根，并深深相信世界反恐战争的发展态势会如美国所愿。
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则通过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改变现状。奥巴马总统依然将其外交政策建立在”反恐战争”上，并相信历史实际上已经终结，如同在克林顿时期一样，美国最重要的任务是推进世界自由秩序，而不是玩地缘政治游戏。该届政府构思了一个极其富有雄心壮志的行动计划来支持这种秩序：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解决巴以冲突、磋商一个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条约、解决太平洋和大西洋贸易纠纷、与俄罗斯签订军备控制条约、修复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保护同性恋权利、恢复与欧洲的联盟关系、结束阿富汗战争等等。与此同时，奥巴马也已经计划削减国防开支并减少对世界热点地区的涉足，如欧洲和中东地区。
象鼻虫轴心
所有这些美好的信念都将受到挑战。在柏林墙倒塌25年后的今天，不管是关注欧盟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抗，还是激烈的中日竞争，亦或是中东宗派之间的国家间的战争和内战，这个世界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后历史”的。为达到不同的目的，中国、伊朗和俄罗斯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反抗着冷战奠定的政治秩序。
这三个修正主义国家关系比较复杂。从长远看，俄罗斯害怕中国崛起；德黑兰与北京和莫斯科的世界观大相迥异。伊朗和俄罗斯是石油出口国，期待石油涨价；中国是净消费国，想要价格下跌。中东政治不稳定对伊朗和俄罗斯有利，却对中国不利。即使是出于削弱美国对欧亚的影响这一共同目的，三国也难以形成策略性的联盟，三国关系很可能更加紧张，而非缓和。
它们一致同意的一点是必须要改变现状。俄国希望恢复苏联曾具有的影响力。中国不满在国际事务中第二的地位，也不接受美国在亚洲设定的标准。伊朗希望重置目前由沙特阿拉伯领导和逊尼派主导的中东秩序。
三国的领导人认为美国是实现他们各自修正主义目标的障碍。他们对待美国的态度既是防御性的也是进攻性的：既希望美国衰落让他们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又担心美国颠覆他们的政权。但是他们都尽力避免和美国直接对抗，除非在极少数有绝对胜算的情况下（如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和今年占领克里米亚）。
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后，三大国都根据自身的优势和弱点，选择特定的战略。中国在三国中实力最强，但是受到的挫折却最大。本想努力确定地区大国地位，却使其与美国与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同时还刺激了日本的民族主义。北京的实力越强，这种挫折感就越强。中国力量的飞速增长会伴随日本的对抗，亚洲的这种紧张关系很可能会外溢到国际政治与经济中。
伊朗，无论怎么衡量都是三国中最弱的国家，在三国中取得的胜利却最多。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其过早的撤军加强了伊朗对中东的控制。在其长期的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的帮助下，伊朗已经在西亚的军事力量增强，并支持坚定反抗美国政府的阿萨德政府。伊朗”实力政治”的胜利已经大大加强了它的力量和声誉。在整个地区，阿拉伯之春已经削弱了逊尼派政权，进一步使天平倾向于伊朗。各个逊尼派政府在如何处理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分支和追随者的问题上分歧不断。
同时，俄罗斯属于中等层次的修正主义国家，它在力量上比伊朗强但比中国弱，在地缘政治上比中国强却比伊朗弱。普京全身心投入到重建前苏联的事业中，但是由于俄罗斯经济实力有限，这个计划步履蹒跚。要想建立真正的欧亚联盟，俄罗斯就必须为前苏联的债务背书，但俄罗斯却力不能及。
但不管怎样，普京在前苏联地区上成功地抑制了西方的计划。它阻止了北约东扩计划、分裂了格鲁吉亚、将美国带入其设定的轨道中、牢牢控制住了克里米亚，并利用乌克兰危机大大打击和羞辱了西方国家。从西方的观点来看，普京似乎正在将他的国家带入永远的贫穷与被边缘化的惨淡前景之中。但是普京并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在国内成功地强化自己的权力，对外则提醒了敌国俄罗斯利爪犹在。
列强已经存在
这几大强国虽有不同的行动计划和能力，但是都无法像苏联一样系统地和全球性地对抗美国。以至于，美国人很迟钝地认识到这些国家已经破坏了欧亚地缘政治秩序，正在不断挫败着美国和欧洲为建立后历史主义的双赢世界的努力。
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修正主义行为的后果。在东亚，中国企图成为地区大国的立场日以坚定，它已经让出了许多具体的地缘政治利益，作为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能量正在不断增长。今天的亚洲政治总是围绕着国家敌人、领土争端、海军建设和类似的历史议题。日本为应对中国崛起重泛民族主义，中日两国开始增加军费、双方争议频繁出现，进行着越来越多的零和竞争。
尽管欧盟仍停留在后历史主义时刻，但是属于前苏联的非欧盟共和国却生活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时代。在过去的几年里，企图将前苏联国家转变成后历史主义政权的希望总是落空。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只是将东欧带入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中最近的一个步骤，这使得在除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之外的国家无法实行民主制。
在中东，情形更加严峻。在阿拉伯世界实现民主制的梦想接近幻灭。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控制力的减弱，美国已经放弃在这些地区建立自由秩序。奥巴马已经尽力通过《防止核扩散条约》分散因伊朗和问题带来的地缘政治问题，但是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却担心伊朗的地区野心会使得核问题很难解决。另外一个阻碍是与伊朗达成协定的俄罗斯，它常常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支持阿萨德，从而削弱美国在叙利亚的目标。
俄罗斯将其在中东的影响力视作与美国进行竞争的重要砝码。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反对美国的任何目标，但是美国的双赢战略却经常和俄罗斯的利益产生冲突。为了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施加压力，就必须考虑这对其在叙利亚战争和伊朗核问题上立场的影响。俄罗斯不能使自己变成更富、更强，但是已经成为美国战略思考中的越发重要的因素，而俄罗斯亦借助它的这种影响力制衡美国。
这些修正主义国家的每前进一步，都会削弱企图维持现状的国家势力。这种退化在欧洲十分明显，统一货币带来的严重危机分裂了公共意见，欧盟自顾不暇。欧盟正在努力避免欧债危机可能导致的毁灭性结果，已经无法在前线进行有效的行动。
美国没有遇到像欧洲那样的经济危机，但却被布什执政时期发动的战争拖累着，再加上侵犯性不断增强的国家监视、缓慢的经济恢复速度和颇受诟病的卫生法，美国民众情绪十分不稳定。在美国，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在质疑当今世界秩序和其塑造者的能力。另外，民众与精英分享一个共识，即在冷战后世界，美国应当从其投入中获得更多，一旦不能如愿，领导人就会被严厉指责。无论怎样，民众对国内外新的宏伟计划不感兴趣，对华盛顿政府充满厌恶和蔑视。
奥巴马上台后一直计划削减军费开支、降低外交政策的地位并加强自由世界秩序的构建，但却发现自己深陷地缘政治中敌对势力之间。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修正主义尚未颠覆冷战后的亚洲秩序，也许永远不会，但却将非竞争的现状转变成竞争状态。美国不再拥有深化自由世界体系的能力，而是要更多地将自己置于地缘政治之中。
历史的黄昏
22年前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地缘政治的回归很可能是对其论点的驳斥。但是实际情况远非这样简单，福山提醒读者，历史的终结是黑格尔的理念，即使革命性的国家战胜旧的政体迎来好的政体，竞争与冲突也会继续出现。他预测，即使欧洲核心地区文明进入后历史时刻，在世界各大地区之间仍会产生冲突。现实印证了黑格尔的论断，在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中国、印度、日本和俄罗斯等地区仍然争议不断。因此，我们生活在历史的黄昏中，而不是达到了历史的终结。
黑格尔学派观点认为自从19世纪初至今的历史发展进程并没有变化。为了变得强大，国家必须发展出各种理念和机制来控制工业和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无法或不愿接受这一道路的社会将会陈给历史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人。
但是通向后现代性的路途依然十分困难。例如，为了增强实力，中国必须经历经济和政治的艰难发展过程，必须应对现代西方社会曾经面对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保证中国通向稳定的自由主义现代化的路途比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更容易。因而，历史的黄昏并不是平静的。
福山的第二部著作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关注，可能是因为它没有迎合西方自负的形心态。在探索后现代社会的状态时，福山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一个一切重大问题都得到解决，地缘政治完全从属于经济的世界里，人类会变成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最后之人”：一个除了去下一个购物中心意外没有任何激情的自我陶醉的人。
换句话说，这些人十分接近现在的欧洲公务人员和华盛顿的游说集团。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后历史主义的人之间的事情，但是难以理解旧式权力政治的动机与策略。后历史主义的人们不愿做出牺牲，目光短浅，注意力分散，缺乏勇气。
生活在后历史主义社会人们的个人和政治生活，与生活在中国、伊朗、俄罗斯的人是不同的，在那里历史的阳光仍然闪耀。不仅仅是这些不同的社会能够带来不同的人格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制度会以不同的形式运行，他们的公共生活被不同的理念所塑造。
充斥着尼采所说的”最后之人”的社会的一个特征，是误解和低估他们曾经的对手，断定他们是落后的社会，这些认识盲点使他们无法认识到这些社会的优点。历史的大潮也许不可阻挡地，终将流向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方向，并且历史的太阳确实将沉落在大山之后。但是即使随着阴影拉长，第一颗星挂上天际，像普京这样的人物仍将大步行走在世界的舞台上。他们不会温柔地步入静美的夜晚，他们将呐喊、渴望以竭力留住那即将逝去的光芒。
注释：
1.这里的“修正主义者”是对“revisionist”的翻译，是指不满现存世界秩序并企图颠覆现存秩序的国家。文中与之相对应的是“statusquopowers”，即维护现状国家。本文通过2014年重大国际政治事件的分析，指出西方所要营造的后历史主义自由民主世界并未实现，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英文原文来自：WalterRussellMead：”TheReturnofGeopolitical-TheRevengeoftheRevisionistPowers”，inForeignAffairsnet.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1211/walter-russell-mead/the-return-of-geopolitics.
2.WalterRussellMead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巴德学院外事与人文学科教授，外交学会亨利o基辛格高级研究员，是著名的美国外交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