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袭击之后，欧洲面临自“9·11”事件以来最为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欧洲国家纷纷加速完善反恐立法，严格反恐措施，包括加强控制圣战嫌疑分子流动、加大对网络的监控力度以及赋予情报机构更广泛权力等举措。欧洲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并非偶然，是长期以来欧洲内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外交政策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欧洲目前加强对恐怖主义的控防措施，只能治标，难以治本。采取综合措施，应对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将是欧盟反恐面临的长期任务。
针对《查理周刊》的血腥屠杀，让整个欧洲笼罩在恐怖主义威胁的阴云之下。不到十天时间里，整个欧洲范围内相继发生了十多起恐怖活动或威胁，广泛涉及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等主要国家。其后几周中，欧洲安全机构接到了不少情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可能已经开始指导来自欧洲的支持者们回国，在自己的国家发动袭击。面对接二连三的威胁，欧洲各国纷纷提高反恐警报级别，法国反恐预警方案的警戒级目前仍维持在最高级，即“恐怖袭击警报”级别；比利时的警告级别已经上升到第二高等级，同时派出军队与警察一道保护重要地点安全，是30年来的首次；西班牙也将反恐警报等级从二级提升至三级。
虽有人将巴黎恐袭与美国的“9·11”事件进行类比，但是欧洲今天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远比“9·11”式威胁更复杂、更严峻。欧洲反恐协调员表示，目前大约有5000名来自欧洲的圣战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这些圣战分子的回流是欧洲当前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近日来，发生的恐怖袭击或威胁都与回流的圣战分子有关。他们带来的恐怖主义威胁与“9·11”相比，主要表现出分散化、针对性、本土化以及广泛利用网络作为传播、招募、培训恐怖主义分子手段的新特征。这些新特点不仅增加了预防难度，更重要的是会恶化欧洲当前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引发欧洲社会进一步陷入分裂，最终导致反恐进入恶性循环的死结之中。
欧洲面临日益上升的恐怖主义威胁并非偶然，它是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政策多重矛盾相互交织，并长期发展和发酵的结果。债务危机引发经济低迷，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排斥问题日益严重，恶化了欧洲社会长期存在的移民融入困境，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扩散提供了土壤。
整个欧洲范围内有上千万的穆斯林移民，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有限的教育机会和社会网络，加上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他们逐渐成为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与主流社会渐行渐远。上述困境在年轻的二代移民身上有更加明显的体现。他们生活在高福利的欧洲社会、接受西方的主流文化教育，却面对被排斥的现实，时刻面临失业和歧视，由此产生更加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斯坦福和索邦大学的学者曾通过炮制“能力相当的”虚构简历去申请工作，发现拥有穆斯林名字的“虚拟人”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远低于其他人，雇主普遍对穆斯林有歧视。危机冲击下的欧洲，年轻人成为失业的主要人群，尽管没有具体的穆斯林移民失业统计数据，但根据经合组织移民融合报告显示，欧洲国家移民的贫困率和失业率都显著高于非移民群体，他们是危机的主要受害者。
危机推动下极端右翼力量的上升，加剧了穆斯林群体与欧洲主流社会的分裂。债务危机背景下，欧洲各国极端右翼势力、排外主义力量急剧上升，引发恐惧伊斯兰主义情绪在欧洲范围内的蔓延。危机暴露了欧洲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困境，需要大力推动结构性改革才能走出危机，但主流政党在“选票”的考量下，普遍缺乏改革意愿和能力，为极端主义政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空间。极端力量将欧洲的困境归结于移民，认为他们侵占了欧洲的福利资源和就业机会，主张将移民拒之门外，迎合了选民的需求。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的极端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以及英国独立党都获得了超过20%的支持率，在战后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即使在德国，近期也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伊斯兰运动，明确提出“德国人的德国”以及“驱逐伊斯兰”的主张。极端右翼政党在欧洲政坛的风生水起、社会整体走向更加保守和排外，使得欧洲陷入了恐伊斯兰和恐怖主义两种极端情绪的恶性循环之中。
欧洲恐怖威胁的上升与其奉行的对外干预政策同样不无关系。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坚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对外奉行积极干预政策。面对中东北非乱局，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积极参与，甚至是主导对利比亚的空袭，为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支持。欧洲国家的军事干预和武器支持，既没能给利比亚的后卡扎菲时代带来和平，也没能结束叙利亚的内战，反而使得极端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中东北非陷入进一步失序之中，“已成为发生在欧洲街头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孵化器”。不仅如此，为了服务于推翻卡扎菲和阿萨德政权的目标，在战争发生的早期，欧洲国家并未采取措施反对本国的圣战分子赴利比亚、叙利亚作战。对此，英国反恐特工查尔斯·休布里奇表示：“或许他们觉得这些圣战分子能为西方的外交政策目标服务。”
艰难寻求平衡，欧洲陷入反恐困境
面对新的安全威胁，欧洲国家当前普遍采取的措施包括两方面。
一是加大打击力度，采取大范围的反恐行动。比利时警方1月16日，提前对一直处于被监视状态、自叙利亚回国的恐怖主义嫌疑人实施抓捕行动；法国警方也在巴黎市郊发起逮捕与巴黎恐袭相关的恐怖主义嫌疑人；德国同日也在柏林及其周边地区发起反恐搜捕行动，逮捕极端组织头目。
二是加速反恐立法的完善进程，加大强化防范措施。德国总理默克尔1月15日宣布多项打击恐怖主义措施，包括限制宗教极端分子出境、立法惩治恐怖主义活动资助者、增加治安部门人力及财力投入等。比利时政府16日也宣布了打击恐怖嫌疑人的新举措，其中包括将前往国外参加恐怖活动的行为确定为非法；如果一些持有双重国籍的人士构成恐怖威胁，其比利时国籍将被取消等。欧盟层面同样加速推动成员国之间以及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情报共享，并加大对“旅客姓名记录”立法的推动力度。
尽管如此，上述反恐措施只能治标，不能固本。为了避免陷入“越反越恐”的困境，欧洲需要在短期内加强防范和协调，但更需要中长期的反恐战略，寻求更加综合性的预防措施，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但是，无论当下，还是未来，欧洲反恐需要走出以下困境：
第一，如何在寻求安全和保证个人自由之间保持平衡。欧盟对外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表示反恐不仅是安全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她应该不仅指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也同样涉及欧盟自身面临的文化挑战??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在反恐和公民权利保护之间难以明晰合理界限。从2010年欧洲议会以侵犯公民隐私权否决欧美之间旨在加强反恐而进行共享银行信息合作提案，到2014年４月，欧洲法院以违反《联盟根本权力宪章》解除欧洲数据保持法令以及搁置四年的欧盟旅客姓名记录指令，都表现了欧盟陷入了反恐与保护欧盟公民权之间难以找到平衡的困境，重视行动合作以及促进情报交流，必然会引发透明性、责任性以及民主控制等敏感性议题。
第二，如何预防两种极端主义情绪。欧洲移民融入问题已被高度政治化，其结果是欧洲面临两种极端主义情绪的困扰，一方面是被边缘化的移民群体，主要是穆斯林群体容易受圣战主义极端分子蛊惑；另一方面是极端右翼政党利用移民问题和恐怖主义袭击等案例，在社会上宣扬极端恐惧伊斯兰的情绪。巴黎袭击之后，发生了一百多起针对穆斯林的威胁行为，40%的受访者表示，法国的穆斯林团体是对法国身份的威胁，只有25%表示可以丰富法国的文化。因此，恐袭之后的欧洲社会面临更加艰难的平衡，应对文化分离，既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也要避免整个社会恐伊斯兰情绪的非理性蔓延。
第三，欧洲能否找到有效应对移民融入困境。欧洲移民融入问题的形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巴黎袭击之后，法国总理承认法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文化、地域和种族隔离，一些郊区的移民聚居区失业率已高达50%。欧洲主流社会与移民的穆斯林群体之间的相互认知已出现巨大偏差。2012年法国费加罗报的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群体不愿意融入，但穆斯林群体中近70%的人表示希望融入主流社会。因此，应对融合问题，除了从劳动力政策上进行改革，赋予移民群体更多的教育和培训，增加他们平等受教育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遇，更重要的是消除社会对移民群体存在的偏见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鸿沟，在一体化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融入和多元文化并不必然冲突，但需要彼此更多的尊重和包容。
第四，欧洲能否克服干预的冲动。欧盟对外政策重要目标之一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所谓共同的民主、法治价值观。服务于此目标，欧盟及其成员国长期奉行积极的干预政策，综合运用贸易、援助和政治对话等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输出其观念和发展模式，甚至在软实力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不吝使用武力。但是，无论是欧盟长期在非洲的援助，还是今天在其东部周边和南部周边的乱局，都表明，政治干涉和军事干预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任何强加于人的发展模式，都难以获得内生性增长。在当前欧盟安全危险显著上升的背景下，欧盟是选择反思其对外政策，克制干预冲动，还是步美国军事反恐的老路是欧盟政治家面临的重要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