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助推全球金融自由化,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化进程,造成金融资本的快速扩张,对世界经济、金融,乃至国际政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前,金融资本无限扩张导致的2008年金融危机基本消退,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同时,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高速发展,已经从资本进口国变成资本净出口国。金融资本主义将如何影响21世纪国际秩序的形成?中国资本输出应该走什么样与西方金融资本输出不同的道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
金融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核心是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金融资本主义突出表现为资本的金融化和金融资本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全球货币总量、金融资产总量、金融交易量高速增长,金融业成为社会经济中枢和命脉,主导利润和财富分配。各国都向金融资本“开放门户”。
金融资本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影响最大。一是全球金融资产规模急剧膨胀,美国金融资产1980年为GDP的5倍,2007年为11倍多。金融危机后稍跌即升。1990-2011年全球金融资产从56万亿美元增至218万亿美元,同期全球GDP仅从22万亿美元增至70万亿美元。
二是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和增速失调。1947年至2012年,美GDP增长63倍,而金融业增加值增长了212倍。世界实体经济1950-1973年增速4.3%,1974-2002年降至3%,2003-2007年略有反弹达3.5%,2008-2012年降至1.7%。同期金融业增速远高于GDP增速。
三是虚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货币流动性泛滥。1929-2009年,美国股市每10年翻一番,最近30年,股市每2.9年就翻一番。目前全球日外汇交易量超5万亿美元,年交易量900万亿美元-100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市值规模突破400万亿美元。
以美元储备为主的全球外汇储备1971年仅480亿美元,目前超12万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以货币宽松推动经济复苏,货币储备增长创历史纪录。金融危机前,全球储备货币总量不足7万亿美元,危机后五年内,净增长近6万亿美元。
四是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为特征的金融资本主义支配世界经济体系。金融资本对各国政府影响增大,主权国家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包括对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物价水平等关键经济指标控制减弱。
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各国财政政策难以完全独立,国际金融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各国发行外债的规模和利率,影响一国债券市场的利率和流动性。加强全球财政政策协调,建立有高度流动性和良好信誉的国债市场,防止主权债务危机摧毁国家金融体系,已成为各国政府宏观财政政策以及G20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当务之急。
金融资本主义影响经济主导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推动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了各国政府干预经济能力。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出以下矛盾:一是西方为争夺经济势力范围引发的国际经济矛盾;二是新兴市场国家为打破发达国家一统天下引发的国际经济矛盾;三是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
全球经济主导权首先是控制国际金融市场。从美元/欧元、美元/日元近30年汇率变动轨迹,可以发现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实力变化的轮廓。1985年“广场协议”使美元相对日元剧烈贬值,美制造业借此复苏,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1995年一系列“反广场协议”以美元升值和美制造业衰退为代价实现了美金融业急剧膨胀。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打压欧元,金融市场主导权斗争更加激烈。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表面是希腊等欧元区国家债务负担与财政赤字引发,深层次则是美元与欧元的较量。
2008年金融危机也可以说是金融资本“去主权国家化”的结果。华尔街成为危机的根源。
21世纪初,全球经济主导权之争集中在碳交易和新能源市场。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后,欧盟、美、日围绕碳交易主导权的博弈一刻未停。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欧美分歧公开化。2012年起欧盟对在欧盟境内起降飞机征收航空碳排放费。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迅速发展,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冲击了金融帝国主义体系,矛盾集中在传统制造业。
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与美欧贸易摩擦急剧上升。截至2013年,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遭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和连续八年遭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大多数贸易救济调查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金融帝国主义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冲突更加突出。中国因经济“块头大”、社会经济制度不同,可以预见,西方将在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开放等方面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新世纪围绕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之争将长期存在,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日趋激烈。
中国资本输出体现合作共赢新国际合作模式,有助于构建新国际关系框架
工业革命前1000多年,世界经济重心在中国,唐宋朝达到顶峰。宋朝经济总量占世界GDP65%,元朝占30%-35%,明朝45%,清朝康熙、乾隆、嘉庆年间35%左右,超过欧洲GDP总和。
清朝后期中国因闭关锁国、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入侵,国力衰落,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欧洲和美国。
金融危机后,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出路,各种区域性双边与多边安排层出不穷。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G20主导下拉开帷幕。欧元区不断扩大,亚洲外汇储备基金、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一带一路”旗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区域多边金融安排纷纷登场,绘就了减少依赖美元风险和破除美元霸权的现实路径。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资本输出成为国际金融领域亮丽的“风景线”。中国从自身发展经验出发,资本输出将不会走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老路,一味追求利润,而是从全球主义出发让中国发展成果惠及他国,真正造福于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明白,只有世界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才会有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和长远发展。
中国资本输出为全球货币多元化做出了贡献。中国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总额4万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开始成为国际储备资产。目前60多国投资了人民币。虽然美国反对,IMF已表示考虑将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英国2014年发行30亿元以人民币计价国债,并将收入用作英外汇储备。欧洲央行也考虑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货币资产。
中国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设施投资经验,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为亚洲经济腾飞奠定基础。作为亚洲区域多边金融开发机构,与世行和亚开行不同,亚投行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有造血功能。亚投行运行模式是公开、透明、包容的,中国不寻求对亚投行的垄断权利,而是各国协商、合作共赢,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