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问学者，不久前她受学院委托采访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本刊总编辑赵启正。经赵启正同意，作者将采访记录整理成本文。
近十年中国公共外交进入快速发展期：政府推动了大量公共外交实践活动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国内多所高校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院或研究中心，地方公共外交协会也相继出现，这些机构已成为推动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重要力量。
国家领袖与国外领导人以及公众接触，包括在电视台进行演说，是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重要方式之一。领袖最能表达一个国家的思想和政策，利用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增进领袖间的友谊和信任感。2013年6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纳伯格庄园进行会晤。当时已在中国掀起“第一夫人”热潮的主席夫人彭丽媛，也在此行中接触到了美国各界人士。这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公共外交案例。中国人普遍认为，这次会晤不仅增加了两人间的私人友谊，更拓宽了两国在今后密切沟通的渠道。 事隔不到一年，米歇尔•奥巴马于2014年3月带女儿来中国访问，彭丽媛接待并全程陪同。米歇尔•奥巴马将这次出访称为citizen diplomacy，即由公民承担的公共外交。此次活动同样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彭丽媛也再一次为中国“第一夫人外交”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很明显，这种形式的公共外交是中美之间良好的沟通渠道，能够弥补某些情况下政府外交不容易表 达、或不容易直率表达的不足，使中国的整体外交更加完美。
中国对外传播最重要的内容是中国的形象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是中国人最应该表达的，最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思想。在英语中与“和”意思相近的词有peace（和平）、harmonious（和谐）、kind（和气）等等十几个之多，但没有一个英文单词能够完全与它对应。许多年以来“和”也未能以音译的方式进入英语世界。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甚弱，汉语对外普及也远远不够。在我们向世界表达“和”的思想， 同时也为了避免单音节，“和”字与西文相差较大，也许可以创建一个新词——Hehism（和主义，加h是为了发音接近“和”）。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在全球瞩目下出现的一个由几千人组成的中国字，正是Hehism的 词根——“和”（he）字。这样中国人在表达“和”的思想的时候，既能够避免因古汉语翻译导致的意义偏差，又能够将它的现代意义做一个比较准确的、丰富的阐述，外国人也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它的深意。
中国人的“和”思想不仅表现在个人、家庭（家和万事兴）和人们相处上，还表现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中国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五大教派，以及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保留的原始信仰。多种宗教共存，不仅没出现过宗教战争，也没出现过“异教徒”的说法。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相信不同的宗教信仰能够和谐相处。中国人秉承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圣经中“要想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是相同、相通的。
在中国，一些省、市甚至县都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并得到地方精英人士——企业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乃至于艺术家和前官员的积极参与。对于公共外交的发展来说，这些精英人士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行为主体。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往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并愿意与外国加强沟通、善于对外讲中国的故事。这些特点是参与并推动公共外交发展的重要前提。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公共外交所发挥出的作用日益强大。
综合西方主流媒体的消息及评论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的消除是一个缓慢、持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外交固然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近十年采，中国公共外交的贡献也是不可忽略的。
第一，关于“中国控制汇率”的舆论已经明显减弱。除了中国合理调整汇率政策外，每年在国内外的有关论坛和报刊上，中国非官方学者的论述也发挥了作用。中国从政府、经济界和学界等多渠道表达的中国自主的外汇政策对外国政府和国际舆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第二，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在逐渐减少。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以改善人权问题，但只靠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对外说明却不够充分，通过公共外交讲述中国的人权故事，将正在发生的变化展现在全世界面前，效果日益显现。
第三，欧美国家首脑更全面认识了中国企业家。中国有多个由一流企业家组成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近年来，这些大企业家每年都要去美国及欧洲各国，同政府特别是政府首脑、总统或总理直接会面。他们讲述自己企业的真实故事，表达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受到外国政府、议会的热烈欢迎，在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中国的企业家之后。欧洲和美国都表示欢迎中国的投资。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间既是相互依存的贸易伙伴，又是相互抗衡制约的竞争对手。文化上，两国分别代表着一西一东两种文化，各有特色。在军事发展、意识形态等方面，中美两国始终不能完全认同对方，一直存在冲突。正是这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使得中美两国一直互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国。中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是强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在中国的印象呈现出两面性的特点：仅仅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美国就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因此对美国是很尊重的，要向其学习；另一 方面，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而成为一个霸权国家，中国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不得不有所怀疑和警惕。
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人更多的认为是遏制和接触两方面，即containment + engagement = congagement。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减少遏制， 增加接触、合作，如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交往，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
中国并不认同G2的说法。中国愿和美国平等相处，保持良好的大国关系，中美之间要不冲突、不对抗，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谈及到操作层面，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实现这一良好关系，双方就有不同的意见。可见，大国关系并不容易得到共同表达。中美两国都在快速发展，避免冲突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对话来取得共识。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并促进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中国的公共外交真正被当作一门学问被关注、被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作为一个实践类学科，公共外交离不开科学的、前沿的理论指导。
目前，中国的公共外交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在大学建立的公共外交研究院、研究中心（所），二是主要由地方政协牵头成立的地方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吉林大学先后于2010年、2012年成立国内首家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及公共外交学院。2014年2月，原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升格为校级的公共外交研究院。这表明，不只是新闻学院参与公共外交研究，国际经济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外语专业也要参加， 乃至艺术学院都要参加。这样能够使公共外交的研究内容、包含的专业领域更加多样化。不仅是国内知名大学，一些知名度不大的高等教育机构，如江西省九江学院，也已经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并成功举办了首届长江公共外交高峰论坛。
2013年12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成立。此前2011年2月25日，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公共外交协会——上海公共外交协会至今，中国在省、大小城 市，甚至县级城市已经成立了16家公共外交协会。协会由当地的前官员、企 业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等组成。他们表现活跃，有的已经访问了很多国家，也受到一些国家的邀请。
2014年6月，在察哈尔学会与外交学院的共同组织下，首届公共外交地方高校论坛召开。该论坛为地方公共外交协会与高校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公共外交维护国家利益、树立国家形象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对公共外交也越来越重视。高校公共外交研究院的接连成立，必将带动大批有志于从事公共外交实践、开展公共外交理论研究的同学们进入到该学科领域中来。
喷气式大型客机和卫星电视的普及，互联网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多的青年能够掌握一门外语，各国间的沟通也越来越充分，地球正以加速度变得越来越小。因此，从事公共外交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要指导学生，使他们明白公共外交是公众共同的任务，培养他们进行公共外交的愿望，这样能够克服文化上的障碍，找到文化共同性，使文化差异不足以阻碍我们成为朋友。这 是一个超过学术范围的任务，也是各个宗教，以至于没有宗教信仰却有文化信仰的人的共同愿望。
经济全球化带动着其他方面的全球化。能够跨文化进行交流，就变得尤为必要。跨文化交流需要培训，需要克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需要有实际交往经验。当前时代急需能够进行跨文化交流的综合性人才。对于新闻或其他专业的同学们，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学习外国的文化，也要特别留意四种差异：语言差异、生活习惯或风俗差异、宗教信仰差异以及意识形态差异。具备条件的大学，应该开设公共外交方面的选修课程，使公共外交逐渐成为一 种全民意识。
发展公共外交，不仅需要有志于从事公共外交的年轻人的努力，对于那些有较多机会涉外的工作人员，也要增加开展公共外交教育的力度，使其树立公共外交意识，掌握公共外交的基本方法。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定位要清晰。受众是传播效果的直接反馈者，因此公共外交的内容及方式要符合目标受众的实际特点及需求。同时，受众定位切忌舍近求远，不要产生盲区。
二是方式要合理。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要求对外传播者既要符合传者的思想，又要照顾到受众的理解、接受能力，方法得体、内容丰富“形神兼备”才是好的公共外交。
三是内容要完善。公共外交过程中，传播什么内容、传播何种“精 神”是非常重要的。既不能只作报喜不报忧的正面叙述，也不能刻意放大负面信息，但不说假话，假话会丧失公信力，绝不可为。
冷战已经结束多年，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完全克服还需要时日。但一定要记住，今天的时代不是一次大战时代，也不是二次大战时代，而是人们高度认知发展的时代，是大家更加向往和平的时代。不是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时代，而是用对话来加强沟通交流的时代。因此，研究公共外交和从事公共外交的人，一定要能够从容的进行跨文化对话，一定要有国家民族责任感、乃至全球责任感。公共外交是一个崇高的事业，需要学术的支持，还有很多亟待被发现的新学问和新途径，而这一切有赖于中国和外国的青年人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