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看结构领域是如何失去增长优势的，这里的要素是上面所提及的人口红利和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人口是少数可以科学计算的生产要素。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和很多现在的发达国家也就是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势必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在先发达国家，一般规律是“先富后老”，就是说社会的老龄化发生在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但中国则不然，老龄化在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前就发生了。目前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已达到顶点。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目前的12%上升到2050年的31%。换句话说，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无论对内部经济还是外部经济都在产生负面的影响。劳动力不再便宜，生产成本急剧提高，对内资和外资都产生影响。最近10年来，工资年增长幅度大约13%。2001年工业就业人员年工资水平才刚过1万元。2010年，工业就业人员的年工资水平已达到3.3万多元。劳动成本的提高会迫使很多内资或者外资转移到其他能够提供便宜劳动力的国家和经济体。
世界经济失衡也是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近年来所面临的世界经济不景气或者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造就了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高度依赖贸易和投资，对外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市场。但这些年的经验表明，这种方式难以为继。因为经济危机，欧美国家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从前都是发达国家提倡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提倡贸易保护主义。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GDP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但其已经成为自由贸易的最大力提倡国。不过，也很显然，中国无力改变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年来，中国资本“走出去”遇到的巨大困难只是其中一个困难指标。也同样重要的是，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的事实。实际上，中国是第一个仍然很穷但不得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领导者角色的国家。这个事实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感觉到力不从心。这些因素都在促成近年来中国力图从外向型经济转型为内需型社会。
因此，中国经济需要在结构层面进行调整。不过，在任何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很长的时间。人口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一旦一种生育方式形成，很难在短时期内加以调整。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育儿成本高涨，妇女的高教育化和职业化，生育率必然降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要保持人口的可持续性，中国需要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不过，从近期来看，只要政策得当，中国不至于发生由人口红利消失引发的经济危机。例如，中国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从中长期看，中国不可避免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
同样，世界经济失衡也需要各国的努力才能重新回到均衡状态。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仍然在整个经济体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尽管欧美市场在萎缩，但因为中国经济和欧美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关系，中国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欧美市场。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是逐步的和缓慢的。同时，中国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进出口，不过，增加的速度也同样是逐步的和缓慢的。应当意识到的是，同中国一样，欧美国家的内部经济也面临高度失衡。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世界经济体，也并不存在抽象的世界经济的失衡。世界经济是各国经济的总和，世界经济失衡是各国内部经济失衡的产物。世界经济如何再走向平衡取决于各国经济体的内部平衡。可以预见的是，这个过程会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外向型经济仍然会继续，但外向型经济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促成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通过调整外向型经济来保持中等经济发展速度是有可能的。
在结构层面，唯一有希望可以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城市化。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是生产要素(包括人力，技术和资本)在市场中的合理流动。过去30年间，部门间的要素流动提高了生产率：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国内国外之间。城市化未来可通过加强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流动，进而提高生产率。这样，如果有足够的改革，中国的城市化或者新型城市化可以继续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但这需要大量的改革。（城市化和经济增长问题需要另文专门讨论。）
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们往往给予高度关注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需要再讨论。不过，技术创新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多还是会继续依赖技术的应用，而非创新。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重视创新，或者中国不需要创新，而是因为创新往往是可求而不可得。中国的技术发展模式更多地会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应用技术并在一些方面加以改进或者创新式改进，但不会像欧美的创新模式，即原创。
在政策层面，凯恩斯主义似乎也到了尽头。在过去30多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内地，中国的基本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过度投资的趋向。例如，桥梁、公路和码头等拆了又造、造了又拆，尽管GDP有了，但对人力和资本，尤其是一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造成了过度的浪费，不能对经济质量的提高有任何帮助。同样，国有企业的简单大扩张也难以为继。过去数年的大扩张已经造成了极其负面的效应。国有企业的大扩张挤占了原来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难，既没有投资的空间，也缺乏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但同时，国有企业的“走出去”也越来越困难，在西方市场受到西方社会强大的政治抵制。即使在本土，国有企业的扩张式发展也在受到社会的抵制，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环保意识在快速提升。
当然，这并不是说，投资不再重要了。尽管在很多地区，中国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已经过度，但在西部地区仍然有空间。不过，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经济活动量的大小有关联。西部投资规模可以有多大取决于西部经济活动的规模。而西部经济规模的变迁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中国未来主要的投资领域在社会领域。很简单，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社会投资远远不足。这和欧美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美社会的情况是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而社会投资过度。因为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存在，政府必须把大量的资金投向这些社会领域。中国的社会政策刚刚开始，仍然需要大量的对社会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和医院的投资。例如，中国的学校建筑尤其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建筑和教育设施，质量极其低下。再如，因为老龄化社会来临，医院和养老设施严重不足，需要大量的投资。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些社会投资对经济增长会有间接的正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建设消费社会的途径，但社会投资已经不可能支撑经济高增长，但若措施得当，贡献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
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的科技政策趋向。中国经济要提升质量，实现从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这里科技是关键，对科技研究要做大量的投入。这一点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国家主导的科技创新的可持续性和成效问题。往常的情况是，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投入科技创新。而接受国家资本的往往是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尤其是具有活力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尽管从中国现实的情况来说，很多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技术创新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就不能创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不比国有企业的低。因此，科技投资的分配必须把民营企业考量在内。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些经济体都是通过培植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而崛起的。中国如果一味地把科技创新的大量投资注入国有企业而歧视民营企业，那么科技创新不仅没有效率，国有部门反而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把科技创新演变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科技创新最终必然会演变成经济活动的简单扩张。同时，从长远来看，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国家的经济结构会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
作者介绍：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